可惜1945年4月12日，战争将近结束之际，罗斯福总统逝世，杜鲁门继任，美国不得不于1946年2月4日，将上述提到的情报合作和美军致曾生的感谢信公开刊登于香港华商报，以正国际视听。这是我们国际反法西斯的战士始料所不及的。
随着战争的结束，东纵与盟国的情报合作也就告终。不过，在香港重光的善后工作中，我们仍有一小段和英军的短期的合作，这里不能妨顺便一述。
早在香港重光前两年，即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美英中三国首脑就已讨论过战后香港的主权归属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受降问题。当时，罗斯福总统曾对蒋介石和宋美龄表示，美国同意将香港和硫球群岛的主权归还中国，条件是中国辟香港为自由港。但英相丘吉尔坚不应允，蒋介石乃与之争执甚激烈。罗斯福为避免达不成主要的协议，便居中斡旋，提出香港地位先不明确，而由最近战区的部队受降，故这些微妙的内容均未载入正式公布的会议文件。 (见美国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l一1945》及罗伯特·达莱克的《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两书各根据美国麦克米伦公司1978年版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翻译，并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85年及1984年出版)我当时由于职务关系，所了解的信息与上述两书大致相同。
也因此，开罗会议的正式文件《开罗宣言》只笼统地宣布：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 9 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以其暴力或贪欲所获取之土地。”对于这一宣言，中国共产党是认可的，故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
至于上述的微妙内幕，据说英美驻重庆大使是向周恩来通报过的。而我之知情则来自上级。
日军宣布投降后缅甸战场英军海军陆战队旅团长夏悫少将率一个营率先抵达香港，于9月16曰举行受降仪式，从此英国再次接管了香港。
英国接管香港之前，在日寇占领的三年又八个月的漫漫长夜里，有一支以传奇英雄刘黑仔率领的人民武装——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单独抗击日军，他们在港九新界离岛建立了地方政权，使日军怵心丧胆。英军接管之初，立足未稳，兵力不足，治安上出现真空，九月下旬夏悫将军派了他的上尉参谋为代表到沙头角和港九大队接上了头，要求会见我方代表。东纵请示中央同意委任我为上校首席代表来港。会谈是在九龙的半岛酒店七楼英军总部夏悫少将的办公室进行的。
夏悫少将是个军人，坦率热情，彼此交谈，没有丝毫外交上的繁文缛节，他坦诚相告：一、由于英军事前没有受降准备，对港九情况知之不详，只从俘虏营中释放的政府官员如詹逊先生原卫生署长司徒永觉先生等提供信息和意见，他本人对于管治港九尚无头绪。二、日投降后英军抵港兵力不足，希望港九大队能协助维持治安。我本着上级指令，也坦率告诉对方港九大队已奉命撤出港九地区，目前已大致撤退完毕。夏悫少将对此耸耸肩表示失望，问我部队是否可以缓撤或返回原地，以免地方治安出现真空。我说，他们是正式发表了告别港九同胞书，目前要改变港九大队撤离的命令是不可能的。我还告诉夏悫将军，市区之外新界地区在战争期间，村民已有守望相助的传统，那里的乡村政权有自卫武装，治安可保无优。这位新任的军政府总督，后来在我们协助下与新界离岛地区的抗日政权一一接上头，并发给他们枪枝弹药和财政补助。
这次会谈，我还谈到三年八个月我军单独抗击日军伤亡抚恤等善后事宜需要设一机构处理。夏悫少将一口答应，但这一机构的地点不能设在半岛酒店之内，因为国民党已派了余兆祺少将在酒店内设有代表机构，他建议地点可由他的参谋协助在任何汉奸产业选择。事后我们选择在九龙接近半岛酒店的弥敦道172号二、三楼为办事处，对外名称为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为此特举行简单酒会，夏悫少将亲自参加。东纵北撤后乔冠华接替改名为新华社香港分社。
我与盟军进行合作的种种经历，为我后来的一段外交官生涯奠定了基础，此乃始料所不及。不过，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永存的只有那座伟大的全人类反法西斯斗争的神圣祭坛!(1990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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