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1年出身于香港荃湾，6岁开始在九龙上学。1932年，在海关工作的父亲失业了，全家迁回，从此父亲不再工作，母亲独自一人上山割草打柴维持全家生活。在父亲萎靡不振，弟妹嗷嗷待哺的情况下，我认为只有读书才有出路。我在大埔和元朗的官立英文学校读了三年，接着在祖父的支持下，乘船早出晚归在香港读了三年英文和一年商专，领有口语、速记、打字、簿记的毕业证书。
抗战爆发后的荃湾也与内地一样，出现了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对此我没有太多的关注，照样读自己的书。
1939年末，我毕业了，毕业即是失业，只好在乡办的荃湾公学代课。当时蒋介石在全国开始公开反共，国内大批进步人士出走到了香港。我与陈永安、陈秉仁、梁培、何秉坤、林燕萍，卢动、叶文秋等进步青年交往，阅读进步书报，还参加虹虹歌咏团读书小组活动等一些抗日救亡活动。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近万人在遵命北撤途经皖南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重兵伏击，经浴血奋战，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对此，周恩来极其愤怒和沉痛地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十六个大字，经新华日报广为散发，向全世界揭穿蒋介石破坏抗战的阴谋。这犹如重磅炸弹，震惊了重庆各界人士，迅速传遍了大后方和世界各地，香港也轰动了，进步人士到处演讲，青年人躲到山里为遇难者开追悼会，我就是在这时候觉醒。
党中央很快重组新四军，3月间香港党组织秘密动员广大青年参军，我报了名参加新四军，按通知准备从香港乘船到上海，经陆路到江苏盐城报到。
出发前夕，突然收到通知，因我参加活动不久，没有暴露，安排我留下参加地下工作。
194l年6月29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何秉坤（即何文，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监誓人陈达明(时任港九大队政委)。当年10月，我进入荃湾美商德士古火油公司任见习仓库管理员。
1941年12月8日，日军轰炸香港，同时越过深圳河，不到两星期港英总督和 9000英军宣布投降。全港大乱，粮库被日军占领，大批土匪进入新界，大批居民向北逃难。此时我东江游击队也分批进入香港，一方面按照南方局安排，营救困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送往国内，另一方面打击土匪确保通道安全。
1942年8月，我改名何发，和何秉坤进入新设立的荃湾伪区役所，我任财务课员，“工资”每月20斤大米。不久何秉坤改名何文调到大队部任宣教干事，我接任支部书记。当时在荃湾秘密传看东纵政治部编印的《前进报》和传递消息的人已有三十多人。
1945年4月，我调到港九大队元朗中队任敌工干事，兼中队部的学习组长，当时学习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英军少将夏悫进入香港受降。东纵港九大队奉命于9月28日发出宣言,向港九同胞告别。
英方由于人力不足，粮食、交通、治安等问题很多，急需游击队支持，很快找到港九大队部请求帮助，经请示曾生司令员同意，留下部分干部，组成四个自卫队协助维持新界的治安，我任元朗的队长。
我随大队政委黄云鹏到港九铁路以西的驻军，即英国皇家44陆战队少校营长商谈具体安排，决定队长以下分六个组，共24人，工资、武器由英方负责，立即上岗。内部安排由黄云鹏负责(1946年5月换为梁超)，对外方面由香港东纵办事处黄作梅负责，我任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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