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马烈是广东博罗县西埔村人，生于1916年1月，马烈的父亲马海筹是村里的一名中医，并在石龙开了一间雨帽商店，规模不大，他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深受当地村民的喜爱，买雨帽的时候，常常把他们的名字写在雨帽上，使雨帽生意一度兴旺。现在，旧西埔小学还留下他的笔迹。他为人善良，聪慧，在村里有一定的威望，对一些贫困的村民，他甚至免费给人治病，深受村民的爱戴和尊重。马烈18岁考入了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护校，1937年毕业。那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到处轰炸，马海筹的雨帽商店被炸毁了。抗日战争初期，我党为了团结国民党一致抗日，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和作，在这一时期里，马烈同志曾担任过国民党暂编第七师军医院的少校军医。1941年，“皖南事变”后，彻底暴露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当时马烈同志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看到国民党内部腐败无能，贪污腐化成风，知道在国民党里再继续待下去是不会有出路的。便带着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强烈不满，于1941年毅然离职回乡，另谋出路。
母亲阮群治是惠阳人，她的父亲阮镜清是一名建筑工程师，母亲早逝。她与阮群英（曾生司令员的夫人）是亲姐妹，父亲对她们爱护备至。后来，她父亲又娶了一个继母，生下了两弟两妹，他们的关系十分融洽，最后在大姐阮群英的影响下全部参加了革命。阮群治与马烈是同校同学，抗日战争时期，积极作过抗日宣传工作，曾参加过“青年抗日先锋队”受到革命思想的一定影响，对于马烈同志离职回乡的选择是全力支持的。
1941年5月，马烈、阮群治两夫妇回乡后，便在石龙对海的石湾镇开设了一个医务所为“马炽昌医务所”。这里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方，没多久他们就与东江纵队取得了联系。当时阮群英同志经常带游击队伤病员来所看病。在阮群英同志的开导启发下，他们又进一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以医疗为职业，以医务所作掩护，积极收治游击队伤病员，并积极为游击队采购药品。医务所实际上成了游击队的地下医院和交通联络点。当时的环境是十分恶劣的，因为这里是敌占区，经常有伪军出没，敌人对药品的封锁是十分严密的。尤其是麻醉药和抗疟疾药。为了帮助游击队买到一些急需的药品，马烈同志经常偷偷的托“水客”去广州购买药品，药买回来了，但敌人搜查严密，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马烈同志的姐姐马月华巧妙的把药藏在竹萝里，上面用谷糠复盖好，从敌人的鼻子底下挑了回来。马月华对弟弟的工作十分支持，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采购和输送药品，她沉着，机智，勇敢，有一次她甚至把药品捆在只有几岁的儿女身上，外面用衣服遮好，混过敌人的哨卡，把药带到诊所。当时游击队的卫生员邝爱莲、蔡冰如、徐元红等同志都分别化装成村姑，农妇，来医务所取过药。记得有一次，卫生员徐元红化装成农村姑娘来取药，没想到回去的时候被伪政府抓去扣留了两天。后来马烈同志前去交涉，承认是自己的亲戚，敌人抓不到什麽证据，只好把人放了。
后来，伤病员越来越多了，小小医务所慢慢显的不够用了，1943年5月马烈同志便将医务所搬回自己的家乡，博罗西埔村开办。马烈同志的父亲马海筹十分支持儿子的工作，他老人家不但有着抗日爱国之心，同时也十分同情游击队。他将自己房产的大部分，如武馆，地塘一带共19间房子交给儿子，办起了一间“惠民医院”，主要为接纳游击队伤病员。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和妇产科。当时，在那战争极为艰苦的环境下，阮群英的儿子曾德平、张逸（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的夫人）的儿子虞岳华就是在这间医院里出生的。医院里，医生只有马烈一个，他担任了各科的医疗工作。护士也只有阮群治一个，她担任了大量的护理治疗工作。她既是麻醉师，又是接生员，也是护理员。护理伤病员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十分不足，在亲友们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可见他们两人的担子都很不轻。但是当时，能为抗战出点力，能为游击队工作，他们就是再苦再累也是感到光荣的。
马烈同志不但有着较高的医疗水平和娴熟的医疗技术，同时对游击队员充满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一次战斗中，游击队员曾观如同志（解放后曾任广州海关副关长）的右手不幸被打断，断肢仅靠少量的一点皮肉连接着，其中有一段骨头己为粉碎性骨折，血肉模糊。象这样的情况，要保留断肢是很困难的，按照当时的医疗常规是要截肢的。曾观如同志怀着痛苦的心情向马医生要求，是否能够想办法保留断肢。马烈同志深深理解到，当一个战士将要失去一只手臂时的痛苦心情。他决心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战友的手保留下来。经过他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奇迹出现了，曾观如的右手不但没有出现坏死，反而有了生机，手指还有神经感觉，断肢终于保住了。马烈同志和曾观如同志当时那种高兴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曾观如同志的右肢终于痊愈了，只是由于断肢有一节骨头因粉碎性骨折而造成骨质缺损，以致右手活动无力，后来去了广州博济医院作进一步的驳骨治疗，右手已能活动和拿取轻量的东西，还能执笔写字。曾观如同志每当回忆这段历史时，总是激动不已，一生难以忘却。他说，要不是马医生的精心治疗，他的右手早就没有了。
游击队在当地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并得到他们最大的支持和爱护。在一个静悄悄的夜里，游击队输送一批伤病员来惠民医院，当他们来到村口的时候，村里的狗突然狂叫起来，马烈同志的父亲担心村民误会是日本鬼子进村，忙在炮楼上（这炮楼是马烈的父亲出钱修建的，并买了十几支抢武装村民，用于自卫和抗击日本鬼子的）轻轻地喊话，说他们是治病的伤员，叫大家不要误会，以使伤病员能顺利地送到惠民医院。伤员送来后，马烈同志又开始了紧张的医疗工作。当时，在那艰苦的环境中，做手术是没有正规的手术室的，在一间普通农式房子里，经过初步的清洁、消毒，拉上一张无菌罩单（用于遮挡灰尘），在昏暗的马灯照明下，就开始进行手术了。
由于惠民医院常接纳游击队伤病员，和游击队来往密切，被当地汉奸、特务所注意，终于暴虂了自己的身份，常常受到威胁。惠民医院已处在险恶的环境之中，医院不能再继续办下去了。因此，父母带着所有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于1945年5月参加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父亲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随部队北撤山东烟台，直到1949年两广纵队南下时才返回广东。在部队工作时，曾担任过东江纵队后方医院院长和卫生处副主任，东江纵队临时医院院长及纵队医务处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一面从事医疗卫生工作，一面挤时间编写医学教材，并亲自授课，积极为我军培训医疗卫生人员，他经常带领医疗手术队，深入前沿阵地为伤病员进行手术治疗。他还参加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曾荣立三等功两次。
惠民医院在西埔村开设近两年时间，在此期间，救治了不少游击队伤病员，并克服重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采购紧缺药品，有力地支持抗日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解放后，曾生司令员夫妇及我们的父母都十分怀念当年的惠民医院，因为那里曾经是他们战斗过的地方，也有因伤势过重无法抢救而牺牲了的游击战士，他们的英魂被埋葬在一个叫“白九温”的地方。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流血牺牲的游击战士吧！并好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珍惜今天的生活，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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