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历任交通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是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8年后他主持农工党中央的工作，被选为第七届中央主席团主席，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1983年农工党“九大”前后，由于年老体弱，他多次恳辞中央主席职务，九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一致推选他为名誉主席。
响应护国起义
季方，生于江苏海门三阳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后迁至黑沙泓（今三阳镇新丰村），9岁入蒙馆。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因乡里学校少、学费贵，无力继续求学，即“投笔从戎”。17岁去南京步兵三十三标第三营前队当副兵。清宣统三年（1910）入保定学校，时值辛亥革命爆发，参加沪军北伐敢死队。不久，南北议和，重返保定学校就读。民国2年（1913），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东南各省纷纷声讨，季方即离开保定学校赴江西，参加癸丑讨袁的湖口起义。在江西沙河镇一战失败后，返回南通，任江苏省警备队连长。民国5年，响应蔡愕讨袁护国起义，因事泄被捕，判刑十年，直到袁世凯死后才得赦获释。
揭露工程黑幕
民国6年春回乡，应私立海门中学之聘，任兵式操教员兼教地理课。民国8年春，进入上海中华模范地方自治讲习所学习，接受民主主义思想教育。半年后毕业回乡，约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海门地方自治研究会，想从研究入手，逐渐推行地方自治，但地方上的一些豪绅地主、官僚政客也在抢先办理地方自治。张言（张赛之兄）利用规划商通至海门的公路之机，接受贿赂，摊派工程费用，从中渔利。季方在报上发表文章，予以揭露。事发后，县政府密令捉拿季方，好在朋友及时通知，才离开家乡辗转到了上海。
参加北伐战争
1921年,季方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并在上海执行部工作，应邓演达之邀，1924年到广州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即参加军校东征讨伐叛徒陈炯明。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前，季方积极参与筹组北伐军政治部，任上校组织科长，随军参加北伐，先后担任师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等职。“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季方毅然与蒋介石决裂，化装潜赴武汉，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军事指挥，参加第二次北伐。“八一”南昌起义后，赴上海，与谭平山等响应宋庆龄、邓演达的《莫斯科宣言》。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酝酿成立新党。民国19年，协同邓演达等人在上海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被选为中央干事会干事，负责总务和军事工作。翌年，邓演达被蒋企石暗杀后，赴北平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民会各省市联合办事处，继承邓演达的遗志，进行反蒋、反帝斗争。民国22年11月，出任由李济深等人组织的反蒋抗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民国23年夏，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经营救保释出狱。
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华东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活动。民国27年，日军进犯南通、海门等地，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土匪帮会活跃，纷纷成立“游击队”。在国破家亡、慌乱纷扰之中，一支由知识青年瞿犊、王进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海启地区以英勇善战、军纪严明而深受群众欢迎。不料，国民党反动当局将瞿、王两人秘密杀害，一时海启各界舆论大哗。季方对此十分愤怒，即向国民党江苏保安第五旅旅长兼海门县县长孙信符提出抗议。不久，亲赴重庆，幸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秘书伏邵力子的接待，其后以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名义回到苏北，继续从事抗日活动。民国29年10月，新四军东进，季方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到掘港，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身分，召集通如海启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提出同新四军合作抗日的主张。同时成立江苏省第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亲自任指挥。次年4月，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成立，出任司令员，后又兼任江苏省第四区专员公署专员。此后，任苏中行政公署主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华中行政干部学校校长和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总团团长等职。
建国后，历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名誉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他多次回家乡探望和视察。1978年6月，季方89岁高龄，对家乡作最后一次视察。他十分关家乡的建设事业，并出资支持家乡办好沙泓小学。
革命生涯
季方早在青年时代，就投身于辛亥革命、讨袁护国运动，后又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漫长的革命生涯，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赋予他明辨是非善恶的敏锐的洞察力，造就了他不屈不挠，刚直不阿的品格和斗争精神。十年浩劫中，季老目睹了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与自己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被迫害致死，为了表示无言的反抗，他把这些老战友的照片一张一张地翻出来，然后放大挂在屋内，寄托自己的哀思和对林彪、“四人帮”的控诉。家人担心地劝说：“这岂不是要引火烧身吗？”季老却泰然自若地回答：“大不了就是一死，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怕什么？”季老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告诫子女。他虽身居高位，但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
建国初期，季老担任交通部副部长，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为此，很多人劝过他，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周总理得知后，曾当面劝他：“您这么大年纪了，北京的交通这么拥挤，出了事情不好办，还是坐小汽车吧。”
季老对家人的要求，有时竟会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1974年，季老女儿季明的公婆从武汉来北京治病，需要用车，季老就跟女婿说：“你父母看病是不是坐出租汽车去，车费由我来付。”为这件事，女婿埋怨他太古板。
邓小平和农工党主席季方(右一)握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季老的四个子女都在外地工作。1973年，在哈尔滨工作的女儿季明回北京探亲，正赶上季老和老伴钱纳仁轮流住院。季明便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家里的困难和自己留下照顾两位老人的愿望。周总理很快将此信批给了中央统战部，统战部便打电话向季老征求意见。季老当即表示：坚决不同意女儿调回北京。并说，自己有国家照顾，不必再给组织上添麻烦。
事后，季老还同女儿打了一段笔墨官司。季老在信中批评女儿有封建思想，不安心边疆工作。就这样，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考虑到季老年事已高，才把这个女儿调回北京。
季老一生追求进步、寻求真理，他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高尚风格，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里。正如一幅悼念季老的挽联所写的那样：明大节于当时献身国事，立清风在身后遗爱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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