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电台，部队每天都按约定时间和延安通报。就是在行军当中，只要一停下，哪怕只有十分钟，也要抢时间与党中央联系。有时战斗激烈，电台不得不埋起来隐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也要和延安方面约定，请他们每天在固定时间等待较长些，这边一有可能就随时通报。“一次联系不上，就想得慌!”而一听到延安的呼唤，大家总是兴奋得莫可名状。延安的声音犹如春风，给战斗在敌后的游击健儿带来贴心的温暖和无限的生机。
电讯的及时传送，使东纵这支游击队能够天天与中共南方局和党中央通报，及时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指示，给广东领导抗日斗争指明方向。指挥员心中有全局，部队连连打胜仗。不到两年时间，部队和解放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使电台的同志特别难忘的，是周恩来副主席的一次来电。1942年，日、伪、顽勾结，大举“围剿”我抗日游击区。我部奋起反抗，集结了几个大队的主力，选择其右翼(东莞战线)狠狠回击，把顽军赶回了他们的金桔岭巢穴，接着又在红山等地连续打了几场胜仗。顽军头子眼见“围剿”被打破，便搞“和平谈判”的骗局，暗中却积极准备反扑。我游击队首长立即把这些情况通过电台向延安作了报告请示。周副主席立即复电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对你们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不能对国民党顽固派存有幻想，要以积极的行动，针锋相对地同其展开斗争。”这一指示，有如一股清醒剂，从思想上澄清了某些人对国民党顽固派所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使我部领导更加坚定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针锋相对，坚决予以还击，从而保卫并发展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电台的同志们把周恩来副主席的这次复电中“势在必打，志在消灭”称为“八字真言”。正是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正是通过电台的及时传达，东纵如鱼得水．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1943年12月2日，经党中央批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
对1942年东江部队抢救护送从香港转移过来的知名文化人士的工作，杜襟南记忆犹新。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后，日军随即开始了大搜查，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当时还在香港的知名文化人士，其中包括茅盾、邹韬奋、蔡楚生、何香凝、柳亚子等进步文化人士200多人。日军还登报告示，命令这些知名文化人士前往日军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在港的知名文化人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与困难。就在此时，根据周恩来同志的电令，一场针对这些文化人士的营救行动正在秘密而紧张的展开。直接指挥这次营救任务的，是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而承担这次大营救任务的主要力量就是东江部队。
接到大营救的任务之后，整个部队都围绕这个任务行动起来，终于成功地使这批知名文化人士通过日军层层严密的封锁线，全部安抵目的地。杜襟南现在仍珍藏着当年茅盾写给他的字条：“我的跑鞋(新的)太小，走长路脚痛，现拟掉换一双较长的(听说部队中有胶底鞋)，不知可否?兹附上脚寸．倘换得后，即将我的鞋子换上奉还。又：部队中所用棉军服，可否借一件穿穿(请照附上之尺寸)。茅盾”。字条的背面有杜襟南写的回复：“40(码)胶鞋一对，棉衣一件”。
后来，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的茅盾在《脱险杂记》中称这次大营救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这些文化名人日后都成为新中国文化、教育、艺术各部门的主力和骨干，影响着新中国的文化发展格局。
1942年夏，粤北省委和南委机关相继遭敌特破坏，机关电台停止了工作。从此在南方广大地区只有东江纵队电台始终保持同延安党中央的联系。广东各地的敌后斗争局势和问题能通过它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党中央对整个华南地区对敌斗争的指示也都是由东纵电台收译后，再由部队通过其他渠道转到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东纵电台所起的作用，已超出了纵队本身的范围，当时在华南地区起了很大作用。
艰难而漫长的战斗，终于迎来了胜利。1945年8月11日凌晨，延安在呼唤，年轻的报务员兴奋而又专注地抄收发来的每一个字。这不是寻常的电讯，是延安总部发来的命令。同日上午8时40分，纵队首长以《紧急命令》向全军宣布：“顷接延安总部朱总司令八月十日二十四时发布的命令如下：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啦!胜利啦!”欢呼声此起彼伏。
电台人员不禁唱起了自编的《通讯兵颂》：北斗星灿耀／豆油灯闪照／这夜的光芒呵／伴着我们到明朝／呜……／嘀嘀嘀哒，嘀嘀嘀哒／V的信号在天空中交流／广阔的永恒的缭绕／笔在纸上伸展／手在电键上跳／齿轮紧推齿轮真空管像地下火在燃烧／不是沉默／我们在欢笑／因为天将破晓……
（原文载于《老战士》总第45期！”作者：伍依丽 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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