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抗日救亡,何瑛的记忆是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复苏的。“我七八岁在香港定居,几年后很快卢沟桥事变发生,香港同胞都很爱国,很多学校里发动抗日救国运动。”
何瑛说,当时正在读中学的她也参加了香港学生赈济会,主要负责宣传、募捐。当时赈济会里的宣传部长陈达明很看重何瑛,“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管是募捐还是去卖花筹款,或者宣传抵制日货,烧商店里的日货。”后来何瑛才知道,陈达明原来是地下党。
1938年,学生赈济会的领导把何瑛叫到家里,问她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愿意!”何瑛当场表态,回去又认真想了3天,就去填了表。“我记得那是1938年4月4日,我14岁,正式入党。”何瑛骄傲地说:“本来入党要有3个月的预备期,但是因为我表现好,只用了1个月。”
在赈济会的经历中,何瑛记得最特殊的一件事是与宋庆龄有关。“当时党交给我一个任务,组织义卖会筹款,然后我们就拿着装满港币的藤箧交到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办事处,在宋庆龄办公室,她的秘书廖梦醒(廖承志的妹妹)接待了我们,写了收据,通过宋庆龄把钱捐给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不到三天就以宋庆龄的名义盖章,帮我们捐出了款项。宋庆龄还热情赞扬了我们学生的爱国精神。我现在都感到很骄傲。”
随文化名人北上加入东江纵队
1941年12月,日军入侵香港。本来被安排在香港做地下工作的何瑛,因为家里粮食断绝,不得不将衣服拿去摆卖换钱。就在街头,一个年轻人过来接头,来人正是地下党同事何秀云,两人对上了暗号,何瑛就被带到了九龙深水埗秘密交通站。从交通站回家后,何瑛跟妈妈说要回大后方去教书,妈妈没能劝住她。
在香港读书的何瑛怎么会认识在广东革命的王作尧呢?原来这段缘分还与著名的东江纵队营救滞港文化名人撤离港岛的历史事件有关。
当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按照指示,将滞港文化名人分东西两条线路撤离,其中往宝安阳台山的这条线路由王作尧负责。这条线路也是人数最多的。整个秘密大营救中共营救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其他人士共800多人。18岁的何瑛就在其中。何瑛说,“我知道他们,他们不知道我。”
“为了保证这些文化名人路上安全,有饭吃,王作尧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把自己吃的减少,记得部队每人两钱油减到一钱,口粮也减半,腾出来让给文化人吃。还发动地主、商人和爱国人士捐款捐粮,这样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都能基本有吃的了。”何瑛还记得,有一天王作尧想尽办法终于让大家吃到了猪肉,“我吃了一碗肥猪肉炖咸酸菜,就觉得很好了。领导们给文化名人们吃的是狗肉,广东人叫香肉,对他们真的好。”
在王作尧的努力下,整个转移途中,没有一个文化界人士受到战火伤害。何瑛还兴致颇高地讲述了这份艰难成果背后的一个小故事。为了沿路的安全,王作尧特意请与他交情深厚的曾鸿文出山,与沿途的小土匪谈判,把九龙到宝安一线打通,保住了文化界人士的安全。”跟随部队撤退的何瑛,也随即加入了东江纵队,成了司令部的一名文书。
嫁与王作尧一生相伴左右
后来有一位叫杨康华的同志来问何瑛,打听她有没有对象,想给她和王作尧做媒。“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从香港过来的女孩子合称‘四大金刚’。我只有18岁,王作尧29岁,我就没同意。”不过,何瑛很快就想好了,决定嫁给他。
1942年,何瑛嫁给了王作尧,两人从此相伴一生。说到自己的丈夫,东江纵队的大人物王作尧,何瑛眼里满是自豪,并且还能清楚地讲述他的一生,包括王作尧在哪里读军校、如何回到东莞建立抗日根据地。
被问到如何描述丈夫王作尧和自己之间的关系,何瑛说:“应该说王作尧是我的领导,是我亲密的战友,也是我最爱的亲人。”说及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她表示,作为抗日战士,永远都不能忘记历史。
何瑛还说,作为一名老同志,就应该为党和国家增加正能量。现在她能做的就是编书,教育子孙后代学习王作尧的革命精神,做一个正派的人。
(东莞时间网 2015-07-17 10:4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