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究竟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无法表达。有人说，那是对故人的一种超乎寻常的思念和眷恋，如撕心裂肺，似彻骨透心。父亲的故去，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这种滋味，那是一种令人无法描述、难以接受而极不情愿尝试的滋味。在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小的。从出生起，我一直跟随父亲，从韶关到广州，以后到武汉，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生性内向，不善言表，对儿女们的关心体贴，很少有言语上的表述和流露。在武汉的那些年月里，除了王作尧等几个老战友外，他极少到别人家走动。
父亲晚年回到广东后，我才发现，原来父亲有那么多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他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地区和人民都没有忘记他。以后，从父亲及他的战友们的回忆录和各种史料、文章中，我才逐渐了解到父亲光荣而曲折的一生。
我认为父亲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就是他担任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和组建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这一段。
1938年5月，从延安中央党校毕业的父亲和王作尧等人被调回东莞，成立了中共东莞中心县委，领导东莞、宝安、增城三个县的党组织。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东莞等三个县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当时，中共粤东南特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至1938年11月，东莞中心县委已成为当时“广东(除琼崖外)最大的一个县委"。
当日寇侵占香港、向华南地区大举进攻时，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又立即组建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抗日武装——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并打响了东莞地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抗击日寇侵略的第一枪。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东莞中心县委高举“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这两面旗帜，与日寇进行殊死斗争，为日后的华南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作出重大的贡献。
后来，父亲离开部队到地方党工作，直到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父亲出国，到新加坡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8年底，父亲奉命回国，到粤北开展武装斗争，为粤北地区的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可是谁又曾想到，解放后，父亲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路线斗争”的打击迫害。
这是一种比战争时代更特殊、更严峻的考验。
在战争年代，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处境如何危险，身边总有生死与共的战友，背后是人民群众；假如牺牲了，则是烈士、是英雄。然而，在“路线斗争"中，是组织出面斗争自己，周围的同志都疏远自己，天大的冤枉却不能向亲人倾诉，只能一人承担。自己明明是冤枉的，却不能分辩，说自己没有错，因此，只能违心地承认错误，给自己“上纲上线"，还要委曲求全地做检查。
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是共产党员最难过的关口。
1952年6月，正当父亲满怀激情，准备为建设新中国而大干一场的时候，却被错误地打成粤北地区的“地方主义"头子，一夜之间，由韶关地委副书记兼韶关军分区副政委变成了中南军区文教办公室语文教研组组长!
父亲从此离开了党政战线的领导岗位，直到今日我都很难想像当年父亲是如何面对这身份和地位的巨大落差，而父亲却以积极的态度坦然处之：只要没有剥夺我工作的权力就行!
父亲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踏踏实实地从基层做起。担任语文教研组长，他深入部队进行文化教育指导工作；当报社社长，他亲自写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在教师学院任院长，他尝试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中小学校的教学改革……
1962年，父亲担任武汉八一子弟学校的校长，这是我亲眼所见、父亲的一段奇特经历。
武汉八一子弟学校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干部子弟学校。学校于1948年由“四野”总部在哈尔滨创办，它的第一、二任校长是罗荣桓元帅的夫人和谭政大将的夫人；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下到湖北省党政军各级领导的子女，不少都曾在这所学校就读。学校明文规定：除了烈士子女外，只招收高干子女。
可是就在这一年，学校里的“红色子弟"们“造反”了，他们结为多个小团体，我行我素，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的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却无人敢管、无人管得了，一时震惊武汉军区领导层。
父亲“临危受命"，和四十多位军事院校的教员(都是带军衔的现役军官)一起被调往该校。部队的一批大学教员被下放到一所小学当老师，可算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闻，可见当时“事态"之严重!
父亲仿效“抗大"的模式，制定了学校的“三八作风”(这种普通做法在当时是犯禁的，被认为是“标新立异")和一系列规章制度，大力整顿校风，提高教学质
量，并亲自上课堂做示范教学，学校的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
谁又曾想到，在这之前，父亲在“反右"斗争中受到迫害，被降职来当“孩子王”的。可是，父亲却以他的出色工作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武汉军区领导对此十分满意，为父亲平了反，并破格将他的行政级别提升三级。
多年过去了，父亲的学生早已桃李满天下，但大家仍念念不忘当年的“袁校长"。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管遇到何种处境，不论到了什么地方，他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默默地为党和人民工作……
我怀念父亲，更敬仰父亲。父亲的人品、忠诚信念，影响感染了我的一生。虽然我们无论怎样努力也永远达不到父辈们的那种境界，但是我们懂得：新中国的创立、发展，直至今天的改革开放、祖国的富强，靠的正是父辈们的这种信念和忠诚。父亲一生襟怀坦白，忠诚正直，对党和人民有着一颗只有他们那一代老革命、老战士才当之无愧的赤诚之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和磨难，都决不会疑惑和动摇。
2005年，广东省委通知已离休多年的父亲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一生从不在乎名利地位的父亲感到非常欣慰，认为这是党组织对他过去所受的冤屈的彻底平反，是对他革命的一生的肯定。
父亲晚年在自传中曾写道：“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我曾遭受三次‘左’的打击迫害，但这些都没有影响我为党、为人民积极努力地工作，我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和培养，不愧为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共产党员。”
父亲用他九十三年的人生证明了这一点。
原文载于广州地区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编印《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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