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鞠躬尽瘁。作尧离我而去16年了，回想起他逝世前提出的四个遗言，仍然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要相信党能够建设好社会主义”
1990年“七一”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广东电视台派出干部和记者，来到中山医院作尧的病床前进行采访。
那时，作尧已经病重了，说话和行动十分不便。但在场的同志都没有料到，他接受采访时，竟然连续说了一大段话，而且声音清晰刚毅。我知道，是精神力量在鼓舞着他，是心中信念在支撑着他。他对记者说：“我是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我的亲身经历证明：党能领导我们解放全中国，要相信党也一定能够建设好社会主义。目前最重要的是安定团结，以利四化建设。”这段话连同采访录像，很快在广东电视台播出了。
如果了解我们国家于1989年春夏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就能体验出一年后作尧这番话的份量。那场政治风波发生后，有些人对党的信念、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迷惘。因此，作尧的话是有针对性的。他以一个有着54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身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验证伟大真理．有着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事实上，作尧的一生，不仅经历了革命的崎岖艰难，也经历了个人的坎坷曲折，但他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从来没有对党、对革命、对社会主义产生过丝毫动摇。
1990年7月3日．上午还是阳光灿烂的天气，到了下午，却突然电闪雷鸣，一场暴雨骤然而来。就在这雷雨声中，作尧溘然离去，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而几天前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那番话，成为他的最后遗言。
“我死后不开追悼会”
在作尧病重住院期间，他可能已知自己弥留的时日不多了。有一天。郑重地对我说了身后事。
他说：“我死后，要本着从简、节约的精神办后事，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向遗体告别仪式、不送花圈、不留骨灰，将骨灰撒到我战斗过的地方。"他怕我不理解，又对我说，如果每个人死后都要到公墓去“住”，终有一天会“人满为患”。如果每个人死后都开追悼会．死者生前的老友，已伤心至极还要在会上为你站立良久三鞠躬，这又何苦呢!他进一步具体嘱咐我：不要把他的骨灰安放广州银河公墓．要把他的骨灰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东江地区，最好是在东莞的大岭山和宝安的阳台山这两个抗日根据地旧址。听了他对身后事的安排，我百感交集，禁不住流下眼泪，既感到就要失去多年相依相伴的他而悲痛，又为他这种高风亮节而感动。要知道，当时党中央还没有党员逝世后不开追悼会的规定啊!
作尧逝世后．我多次向我俩所在的单位表达了他的这一遗嘱，表示要简办丧事。1990年7月5日，要向作尧遗体告别了。我遵照他生前的愿望，从简办了丧事。总部、空军、军区空军等单位和沈阳、武汉、广东等地发唁电要求送花圈，有的还要求参加向作尧遗体告别活动。我遵照作尧的遗嘱，一一婉言谢绝。因此，告别仪式上，只有家人及作尧的两位亲密老战友何通、邱特。献给作尧的花圈只有三个，一个是我和儿孙献的，一个是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东江纵队分会献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家所在的广州竹丝岗空军干休所献的。革命战争年代，作尧曾经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尧历任广州防空司令部司令员、中南军区防空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要职，曾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对于这样一位有荣誉有声望的老红军，遗体告别仪式却是如此的简单，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以至连广州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也感动地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级干部逝后殡仪那么简单。”作尧遗体火化后，我又遵照他的遗愿，来到东莞和宝安，把他的骨灰撒到大岭山和阳台山上，撒骨灰的仪式也从简，不请当地领导同志参加，不惊动当地群众。
空军政治部曾把作尧丧事从简的事迹，写成一篇题为《王作尧同志及其家属自觉响应党中央号召，从简办丧事，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简报，发表在1990年8月4日增刊的《空军政工情况》上。这篇简报提到：许多离休老干部说，作尧同志论职务比我们高，论贡献比我们大，他立下遗嘱，死后从简节约办丧事，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地方同志反映，作尧同志生前留言，从简办理丧事，表现了很高的觉悟。这篇简报还提到：“广空司令员刘鹤翘、政委张振先在看望王作尧同志亲属时．对他们这种自觉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简办丧事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同志提出：要学习和宣传王作尧同志及其亲属从简办丧事的思想，倡导这种新风尚。”林若同志的这番话，曾刊登在《南方日报》上。
作尧啊，你在九泉之下，如果知道我已落实了你关于丧事从简的遗愿，如果听到老战友以及上级领导同志对你关于丧事从简遗愿的肯定和评价．应该得到安慰了吧!
“一定要归还建房借款”
从1976年2月起，作尧带领我们全家从武汉回到广州居住。广州离他的家乡东莞只有几十公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经常回东莞休养。起初，每次都住在东莞的招待所里，他心里老是感到不安。在战友们的劝说下，他决定集中全家的财力，在莞城买一块地盖房子j以便每次回东莞可自行解决住宿问题，免找当地政府麻烦。虽然当时买地建房价钱不算贵，但由于我们家经济并不富裕，资金一时筹措不足，只好向厚街村管委会暂借部分建房款。
作尧体弱多病，用钱较多，加上一生为官清廉，甚少积蓄，故这所房子建好后，拖了一年多还想不出办法还清这笔借款。他心里十分焦虑，直到病重时还念念不忘此事，对我千叮万嘱：“一定要归还建房借款。”我紧记他的遗愿，在他逝世三个月后，将他的抚恤金连同逝世时应发的半年工资共7000多元，再垫上我的工资，总算凑足了1万元。
捧着这些钱，想起作尧一生为公，两袖清风，死后还要把本应留给家人的抚恤金用来顶债，我的心里是多么沉重呀1 1990年9月30日，我在何棠同志陪同下，专程前往厚街村还债。厚街村委执意不收，说：“王作尧将军已将祖屋捐献给村里兴办学校，所借的钱就作为我们的一点补偿吧。”但我谢绝了厚街村委的好意，坚决还清这笔借款，终于实现了作尧又一个遗愿。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作尧捐献祖屋兴办学校的事情经过。我们全家回到广东居住和工作后，当作尧第一次回到故乡东莞厚街，问及故乡教育事业，得知故乡扩建校舍找不到合适地方的情况时，他与堂兄王启光商议决定，把祖居“小坞园"捐献给了政府，支持故乡扩建小学。这所小学名叫“厚街前进学校”，校名是作尧题写的。
送子报效家乡
当作尧的病情越来越重时，他的家乡情结也越来越浓了。厚街的特色小食烧鹅濑粉远近闻名，作尧非常喜欢吃。乡亲们从厚街到广州探望他。如果带上几斤濑粉、一只烧鹅，在作尧眼里，这是家乡最好的“礼物”。当家乡人亲手为他做好这味美食，端到他面肓时，他会像一个美食家一样，吃得津津有味。
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作尧是那样的热爱家乡，热爱乡亲，总想为家乡多他点好事，报效家乡，却又为自己无能为力而深感遗憾。后来，他想起儿子王小民是西安工业大学电子系本科毕业生．可以对家乡有所作为，可以代替自己报效家乡。于是，他对小民说：“我家男丁唯有你是大学生，你一定要回家乡服务。”那时，小民在广州已有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单位，并当上了科级干部和工程师。但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在父亲逝世后，他写信到东莞要求回家乡工作。
在东莞市领导的关怀下．小民如愿以偿回到东莞家乡工作。小民因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放弃了在广州工作了十多年的省级事业单位，取消了科级干部和工程师待遇，工作长期学非所用，曾一度被安排到农场养蛇养山鸡。多年来，他紧记父亲的遗训，默默地忍受着各种困难和委屈，坚强地履行父亲的遗愿。经过多年的努力工作，小民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赢得了组织和群众的信任，被重新提拔为副科级干部，并被选为东莞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为家乡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父亲了却了报效家乡的心愿。
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之际，想起作尧那感人肺腑的遗言，我仿佛看到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仍在跳动不息。我会永远铭记作尧的遗言，把它作为我们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教育子孙后代永远跟党走，为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自强不息、奋斗不止。
(作者是原东江纵队司令部机关政治指导员，离休前任广州市园林局纪委书记 来源《东纵儿女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