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变，国家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香港同胞义愤填膺，许多青年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1937年9月，由香港大学发起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香港学生赈济会”，实际上是香港地下党领导的学生抗日救国组织。当时我在陶秀女子中学读书，被选为代表，参加学赈会活动。我年龄虽小但爱国心切，和同学们一道参与宣传、抵制、烧毁日货，积极为抗日募捐，和同学们自制小纸花、纸旗等，卖花卖旗筹款。我们两人一组，一人胸前挎着托盘形的花篮，上面放着自制的纸花、纸旗，另一人托着捐款的钱罐，大家走上街头义卖。女孩子本来比较害羞，但是为前方将士募捐，什么矜持都抛到了脑后。遇到过往的行人，就在她(他)们襟头插上一朵纸花，“先生(太太)，请买一朵花吧”，“纪念花不定价，乐助多少无拘”。当对方把钱投入钱罐内，我们就报以一声“多谢!”。卖完花，钱罐满满的，我们高兴极了。全民抗战意识随着纸花、纸旗进入千家万户。http://blog.sina.com.cn/djzdhd
当时共产党的活动是不公开的，谁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但党组织在暗暗地考察培养抗日救亡积极分子。经过一段时间考验，进步同学介绍我认识了当时香港地下党青年部部长钟明(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介绍我参加课余社的“二六团(香港地下党领导下的外围秘密进步核心组织)。我们经常一起学习、谈论国家大事，钟明同志给我们讲解什么叫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他耐心讲，我们认真听，逐渐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
记得1938年初春的一天，钟明同志约我到他家，很严肃地告诉我，他想介绍我参加共产党，问我是否愿意。我只简单地回答：只要是抗日救国，我就愿意参加!钟明叮嘱我不能对任何人讲，回家想三天再作决定。可第二天一放学，我背上书包就到钟明家，对他说：“我不怕死，我决心参加共产党。”钟明让我填写入党申请书。 1938年4月4日，钟明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我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当时我才14岁。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从此，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入党后不久，党组织派我担任香港九龙区学生中心支部书记，那时我才16岁读小学6年级，心怯，因为这个支部有大学生(拔萃书院英文仔)、德明中学的中学生。
开始时，德明中学的两名党员因为我年纪小，不服气，布置组织校内读书会，他们有抵触情绪，我又不敢批评他们，工作比较被动。领导一方面鼓励我坚持原则、大胆工作；另一方面又引导我虚心向同志们学习请教。组织上还教育其他党员服从组织安排，配合我的工作。打消顾虑后，我注意听取其他党员意见，尽量把工作考虑得周到，支部工作生色不少。有一次，党组织指示我，将抗日卖物会的捐款送交抗日部队。我开动脑筋，想出一个好主意：争取由学生会讨论，向校方建议：把全部款项送交国母宋庆龄转交前方将士。那时，香港同胞对国母宋庆龄非常崇敬，这个意见得到全校师生的赞许和校方的同意。学校派我和另外两位同学提着两藤箱捐款，坐公车把钱送到保卫中国同盟。不久，收到有宋庆龄签名的回信，赞扬陶秀女子中学的爱国热情。学校把信贴在告示栏，全校师生深受鼓舞。
我在抗日爱国宣传和募捐等活动中不断地增长才干，逐渐地走向成熟。
几十年来，在党的阳光沐浴下，我从一个不懂事的黄毛丫头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漫长的几十年，几经艰辛，几经坎坷，我的信念始终不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一切。这个信念激励着我为祖国的富强尽一份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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