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与黄布老人一起工作过的，都爱说他是个“好人”，除了前面说到的那些军事、政治等素养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对子女的教育得法。
黄老的大儿子黄创坤，是当时我们那一批小孩子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他年纪比我们要大一点，爱好也很广泛，还在少年时代，就喜欢看书、踢足球、游泳等。尤其喜欢绘画，记得我自己还在十岁左右的时侯，我们这群孩子就经常围在创坤身边，看着他支起个画板，钉上画纸，然后在调色板上细细地把各种各样的水彩调来调去，再左一笔右一笔地画……一张开始让人觉得很乱，什么也看不出的画纸上，在他的手里，渐渐地变成一副美丽的图画，让我们感到很神奇，因为，他自己那时侯也不过是个14、五岁的少年吧。所以我们都喜欢跟他一起玩。
但别因此就以为创坤是个“乖孩子”，他调起皮来，也够让人烦的了，逃学，翻墙越舍地到处瞎逛荡，给大人带来种种麻烦。就说他的绘画天赋吧，在创造美丽的同时，他也常常拿去恶作剧：当他不喜欢某个老师时，竟然会给那老师画张漫画，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跃然纸上，同学们看了捧腹不止，老师看了则哭笑不得。如此等等，学校感到这是一个“问题孩子”，考虑到他好赖算是领导干部的孩子，校方就免不了时不时到黄家告状，久而久之，黄老也感到这是一个问题，至少对创坤自己也没什么好处。最后，黄老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也让一些人感到有点“不近人情”的决定：把创坤送到高要县的乡下中学去读中学，让他在无人照顾的环境中自己去摔打，去成长。
众所周知，建国以后，干部子女的特权意识一直是一个突出问题，一些孩子动辄喜欢比“谁的父亲官大”，比谁的家里条件优越，此尤以部队干部子女为甚（可能是部队有军衔、警卫员、公务员这些条件可以“明比”吧），养成了一些子女养尊处优、不学无术的毛病。所以，黄布老人当时能采取那样一种做法，无疑是很“出格”的。这件事，立刻使我联想起当时老红军团长方和明和甘祖昌老将军举家返回农村的事，联想到解方将军将儿子解延风送到部队当战士的事，他们的做法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反映出一些不喜欢子女被特权思想侵蚀的老干部的良苦用心。而创坤“由奢入简”到乡下学校念书后，确实能意识到父亲的这种用心良苦，吸取积极影响，开始奋发图强念书，成为了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在文革之前，他就考上了人民大学的经济系。要知道，文革前，干部子女中能正规考上大学的很少（很多是靠“贯彻阶级路线”优惠条件上大学的），而在部队干部子女中，能考上重点大学者，就更是少而又少。所以，知道这件事的熟人，对黄布老人的这种敢于“下狠心”让孩子到艰苦环境中去磨练的子女教育办法，无不佩服和赞叹。
后来的事实还证明，创坤后来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还继承了老革命父母的淡薄名利宁静致远的思想。他现在是一名律师，是个本来可以“赚大钱”的职业，但创坤始终看轻这些功利的东西，保持着绘画等“修身养性”的业余爱好。除了绘画外，他后来又迷上了根雕，在家中用心琢木磨根，精雕细刻，乐此不疲。从不将时间大量地耗费在“交易应酬”和“关系社交”上。知之者无不叹道：真有乃父风骨！
与黄布共事的老同志，几乎无人不知一个叫“老阿姨”的人，她是50年代初期起就跟黄家一起生活的一位保姆，听口音好象是广东客家人。黄老的几个小孩，多是她一一带出来的，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在平乐时，“老阿姨”满院子撵着年仅一岁多、到处乱跑的老三鲁兵，强迫他吃饭的情景。孩子们当然也把老阿姨当作亲人看待，小时候亲近她，大了以后尊重她，从无“主仆”、“内外”之分。老阿姨后来被自己的孩子接回家去渡晚年，去世前还走得动那几年，年年都到黄家过春节。文革中，黄老被打成“叛徒”，造反派来抄家，老阿姨就把黄老珍贵的军礼服等泡到水里去，使造反派无法拿走。造反派便骂她是“保皇派”，她因为自己是苦出身，成份好，也就不怕这些人，与造反派对吵。不能把“主人”当亲人的保姆，是不会这样做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所谓“保姆与主人”的关系，关键在主人，正因黄老夫妇能身体力行地尊重老阿姨，尊重她的人格和劳动，无形影响着孩子们对老阿姨的态度，才造就了这一家“没有主仆之分的主仆关系”。
黄老的子女谈起一件事颇有点愤愤然。黄老30年代即在港做工，那里仍有亲戚，90年代初期曾想去看看，申请多日，不知何故一直未被准。韦世珍阿姨是香港纱厂工人出身，后来是靠了当时的工友姐妹资助，才去了一趟。这些事，若不是其子女言及，从未听老人们有任何抱怨。想起一些达官显贵甚至他们的子女，出国，对他们外宛如走一趟本地的闹市区，来去从容，手脚阔绰，还要埋怨这埋怨那。对比黄老夫妇当年出境的境遇，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我自以为本人在部队干部子弟中，算是稍微好一点的，好赖也算是恢复高考后还上了大学。这其中，当然主要是自己家庭环境影响外，但也与父亲经常拿黄老这样的老同志如何教育子女的事来开导自己有关。所以，对于黄创坤受到的那种“由奢入俭”的教育，尽管别人可能会不大经意，但自己印象却很深，这无疑对自己的成长起了一些作用。
“精神状态”
想到黄老的家事，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1975年父亲去广东疗养时，曾到黄老家去探望过他。当时，父亲先后在大军区、省军区、炮一师等处，看望了许多老同事，听到这样那样的不幸，也看到了种种“新面孔”，回来向我叙述过他十分的感慨。时值文革，又在林彪事件之后，作为“四野老底子”的广州军区，自然也就闹得很乱，原来军队系统的老干部，也就各有不同表现。父亲感慨道：“文化大革命，不愧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原来看不出的东西，这时候都被‘触及’出来了。” 比如当时已调到大军区工作、原与父亲在炮兵工作的一位同事，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有文化，稳重，军政素养颇好，工作能力强，父亲过去一直觉得他各方面都不错，所以一直很尊重他。但经过文革那样的折腾后，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斗挨批，甚至弄到妻离子散，整个人的变化也就相当的大，显得胆小谨慎。父亲去看他时，他虽然不说假话，但也不敢讲真话，一副很低落、压抑的模样，所以虽然父亲很同情他，但与之难多交流，甚为之惋惜。
当然也还有另一类人，出于偶然或者是必然的原因，文革中突然“得志”，于是春风得意，忘乎所以。父亲给他的一位老同事去电话时，对方当时除了“嗯、啊、哦、噢”地打官腔外，就是“哎呀，我忙得很啊！”“XXX（某领导）要我去他哪儿啊”，“下午还有会啊”……一副近高官、远凡人的模样，甚至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让人反感。加之他过去曾经是自己的下属，如此表演就更让父亲小视，也就提高了嗓门，带着明显揶揄的口吻对他说：“老X啊，我怎么觉得你精神状态很不好啊！”之后，与此公便再无往来。
但正是那一次，父亲说到见黄布的情景时，却深有另一番感触，给我留下了“各类面孔”中最深刻的印象。父亲去看他时，黄老也刚刚被“解放”。文革初期，在他“历史问题”被翻出来后，就一直被当作“叛徒”，整得很凶，在“牛棚”里关了很长的时间，身体状况也不大好。加上黄老平时就是一个话语不是太多的人，所以父亲以为见到他时，可能会与一些人一样，也没有多少话说。但二人见面后，父亲则看出，黄老不仅丝毫未见情绪变化，还表现出一种新的精神境界：既没有磨难后的低沉，也没有历经政治高压后的畏缩，更没有那种故弄玄虚的矜持。父亲说，当时他感到黄布同志与一些人不同的地方是：他不仅决不讲假话，还敢于讲真话，没有掩饰自己对文革时局的忧虑。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像有的人那样，满腹牢骚，消极低沉，而是始终能保持着对未来着信心。离别时还与父亲共勉：保重身体，相信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总要过去。
那次临别时，黄老还送给父亲一张“全家福”照片。要知道，这在文革时期老干部们“谁也不知道谁明天的命运”的年代里，他们之间在交往中都十分谨慎，一般不大相互赠送照片。所以，平素不多动感情的父亲，一看到这张照片就多少有点感动，说这是“那种生死之交老朋友之间的信任和友谊”，父亲用到“生死之交”这个词时，通常是指红军时期的战友，很少用到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友，更极少数去说解放以后的同事，由此可见他对黄布老人的态度。所以，父亲在评价到上面那位“打官腔”的“前下属”时，也特别拿黄布做比较说：“黄布的精神状态就很好。”
这就使我对这个“精神状态”多了点理解。黄布老人与父亲他们那一代人之间的关系，不仅经历过九死一生的战争磨难，还经历过多次风雨飘摇的“运动”考验，特别是在文革这种反复无常使每个人都命运多舛的运动中，像父亲与黄布老人那样的同志之间，重逢或都会有意无意要相互鉴别一下：对方还是不是“与自己一样的人”，以此去决定着相互之间的友谊和信任。我想，如果说，在过去的同事时期，父亲对黄老的尊重，是出自看到他的“日常表现”，那么，在文革那样的动荡之后，仍然能保持着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生活态度，则是父亲进一步知道了：这确实是一个自己的“同类”。
我想，这就父亲所说“精神状态”的真正含义吧。
“这个社会，它总会进步的”
去过黄家的第二天，我根据韦阿姨的指路，去军区陆军总医院看了黄老。
找到黄老的病房位置时，我看见一位穿着病号服、个头偏矮、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倚在门外的墙边，看着几个工人往这个走廊尽头处的一间病房搬家具一类的东西。我一眼就就认出了，这位老人就是黄老，便喊了声：“黄叔叔，您好！”毕竟是十好几年未见，他先是楞了一下，在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还是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会儿，确认是我之后，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握着我的手，仔细地对我看了又看，接着连声说“走，走，到我那里去”。进到他的病房，他让我到沙发坐下，说：“快坐，快坐。来……先谈谈你爸爸妈妈的情况吧。”
我把父亲从文革后期一直到离休去合肥这几年的情况，做了一一介绍，他很感兴趣地听着，边听边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当谈到父亲这些年在思想上对社会现状有些疑虑时，他站起来低着头走了几步，沉吟了一会儿，说：“你爸爸的一些看法，其实与我差不多。这种现象其实已经很普遍了。像广州这个地方，现在基本情况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经济搞上去了，市场繁荣了，两极分化严重了，社会风气变坏了。我和你爸爸这些人都差不多，都有些担心。”
我又顺便谈了谈对省军区干休所住房情况的看法，也谈了自己对一些“先富起来的老干部”的疑问。他并未正面回答，只是笑了笑说：“现在老干部也分化了啊，比如我们住的那个大院里，有些有钱的，讲话就跟我们不一样。我同你爸爸，看来倒一直都是同一个立场。——这大概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吧？”
接着他问我道：“你知道你来时我站在那里看什么吗？”我想起他刚才在注视着走廊顶头的一套病房。他说：“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他带我到走廊顶头的一间房子那里看了看，这也是一套病房，但设施要完善得多，材料、设施也是高档的，刚才那些工人，就是在往这里面搬一些高档家具。所以，我开始以为是更高级的干部住的，但奇怪的是，在里面住院的，是一位地方干部在住院。因为他与黄老认识，就让我们到屋子里面看了看。出来后，老人问我：“看出点什么名堂了吗？”我说：“我还以为是给更高级的领导住院的病房，怎么会是地方干部住？”黄老停下步子对我说：“这个病房，当然不是给‘更高级的干部’住的，而是给‘更有钱的干部’住的。我住这个医院，每层楼都要腾出几个房间，弄得像那个屋子一样的豪华，让后拿去给有钱的地方干部住。这可以‘创收’啊！不是‘一切向钱看’吗？现在啊，一些部队单位也快钻到钱眼里去了。”
我就此又谈起了爸爸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强烈不满，说他有时因此把自己弄得很不好受。黄老想了想，慢慢地说道：“回去劝你爸爸，不要生气了。我们这些人，参加了推翻三座大山，对祖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没有什么遗憾了。以后的事，我们也管不了，不仅我们管不了，连马克思、列宁、毛主席他们，也都管不了。所以对你爸爸说，我们这些老干部自己一定要自己想通，想明白。”
他看我有点困惑地看着他，又笑了起来，说：“我的意思不是说国家就没有前途了。反正你一定要相信一点：这个社会，它总是会进步的。”
说完这话，黄布老人抬头向窗外看去，因为下雨，窗玻璃上布满了雨水，我感到视线有点模糊。但我发现，黄老的眼光里，却透着明亮和深邃……
（作者：姚天成之子 yqy0702于2008年7月—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