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我去广州出差。那是父亲工作了八年多的地方，老熟人很多，所以行前我去电话问他：到广州地区后我可以代他去看望哪位老熟人？
父亲略假思索，说：“你就代我去看看黄布吧。”
这使我有点意外。父亲解放战争时期在四野工作，这支部队的干部有很多来都自鄂豫皖，后来又大量地进入到两广地区，所以，当时还在广州居住的“老战友兼老乡”者多不胜数。但父亲为什么不叫我去看望这些人，而是去看望一位他在解放后才认识、出自东江纵队的“老广”黄布？我百思不得其解。
黄布，广东东莞人，1920年生。30年代曾在香港当排字工人，1938年回乡参加抗日战争，加入了当时中共东莞县直接组建的“抗日模范壮丁队”，此即为抗战中著名的东江纵队（解放战争时期加入华野时称“两广纵队”）的一个前身。之后，黄老就一直在这支部队工作，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黄老已任该纵队的团长，与彭沃、邬强、黄业等，一直是东江纵队重要的中层干部，为该纵队后来的发展壮大，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可能是“缘分”吧，父亲与这样一位粤籍军人，从1954年就在一起工作，而且，当时他与黄布，不是在广东而是在广西的同事——同在平乐军分区工作。之后，他们又先后到过武汉中南军区高干班学习；再后，又先后到了广东，并同在省军区系统工作。特别是1959年以后，他们一起在新组建的佛山军分区同事，在三年困难时期，和美蒋不断串犯大陆的那个年代，把一个有13个县、市的边境军分区，搞得初见规模。所以，父亲与黄老都很怀念他们这一段友情。到了1964年父亲调离驻韶关的炮一师去军区炮兵工作时，黄又与父亲“擦肩而过”地到了韶关军分区工作。二人真可以说是有“缘分”。
父亲与许多南下干部经常谈到过一种现象：广东人有“排外倾向”。比如说，他们在一起时，只要有“北方佬”（广东人以此统称外省人，连湖南人也不能“幸免”）在旁，就绝不讲普通话而讲粤语，对此，他们这批在广东工作的“外省籍”干部，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心中始终是有一点点“疙瘩”的。所以我就会奇怪了，为什么一位粤籍干部黄布，却会成为父亲关系最好的朋友之一，甚至超过了许多“战友兼老乡”，以至于这次广东行，父亲只让我只去看他一个人？
作为一个晚辈，许多事当然我很难理解（说实话，尽管后来理解了不少，但有些问题至今我也还未真正理解透彻）。但这次广东行之后，我却开始有了些“感觉”。所以，在出差回来后，我在给父亲去信中写道：“过去不大了解黄布叔叔，这次代您去看望过他后，才理解了爸爸为什么要我去看他。因为我这次才知道了，他是与爸爸类似的人。”在当时，这里的“与爸爸类似”这个话的含义，大致有两点：第一点，是为人比较正派；第二点，就是他们对信仰的执著。特别是后一点，我觉得父亲表现出了一种对黄老的格外尊重，因为，这种执著，不仅有战争年代的逆境中的坚定，更有经历过“文革”磨难，乃至在改革开放以后纷乱多变的“新世界”面前，仍然能保持着不变的价值观、人生观。而人们也都看到了，现而今的人们，包括一些老干部在内，虽然口头上也还讲“世界观、人生观”，讲“信仰”，而他们的生活态度，行为举止，都显示出这种信仰已在悄然改变。
这次探望，使我对黄布老人有了这样的理解。
在“两极分化”中
这次看望，是从一个小小“尴尬”开始的，而正是因为这个偶然的“小尴尬”，才使我了解到一些很深刻的东西。
黄布老人离休前在广州市沙河镇附近的广东省军区工作，那个地方，是我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一时上学的地方，比较熟悉，所以，我很快就到沙河省军区的干休所，找到了黄老的住处。但不巧的是，老人刚刚因病住院，于是就与在家的黄老的夫人韦世珍阿姨（她也是抗战初期从香港到内地参加革命的老前辈）聊了起来。我边聊还边随意地看看了黄老居室：一套四室两厅的公寓式住宅，家具除了比较陈旧之外，倒也整齐，感觉上，好象与我父母在安徽居住的房屋相似，所以当时心里亦未多经意。
谈话间，我向韦阿姨问讯了许多我自己当年住在广州时的熟人（主要是小学同学），就想给他们打几个电话。可是，黄老家的电话坏了，而且坏了四、五天时间，亦迟迟无人来修。当时又无手机，韦阿姨只好想了个有点“尴尬”的办法：她领着我，到干休所中她熟悉、或者是我过去也熟悉的几家人那里，看看能不能让我“借打”几个电话。没想到，这个“借打”，一下子大开了我的眼界。
去的第一家，是黄布老人在的东江纵队的一位老战友，也是副军待遇。但进门后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蓬荜生辉，耀眼夺目”。不仅居住的房屋显得比黄老宽绰，而更大的特点是房屋装修上：大吊顶，大装饰灯，木墙裙，实木地板，红木家具……一应俱全。要知道，这是1993年时的事，那时真正“先富起来的人”还很少很少，“先富起来的领导干部”，就更为鲜见了，所以就当时的水平看，我觉得已经可以言其为“豪华级”了。看完之后，我第一个反映，就是立即联想到我最初“不经意”的黄布老人的“寒舍级”的住房：同为副军级干部，为何那样差别？心里不免有了点困惑。
不过，这家的电话碰巧也坏了，于是韦阿姨领着我继续找“借打”的下一家。如果说在“借电话”的第一家，只是让我感到了“贫富差别”的话，那么去了第二家后的感觉，再与黄老做对比，则可以说是有“两极分化”的感受了。这家主人，是曾经与父亲和黄老在某部一起工作过的老人，而且，黄当时任分区副司令员，他还只是“三大部门主官”一级的干部。但其住宅之豪华，着实让我大大吃了一惊。这位文革前与黄老一样，同为“中校升晋上校”级的副军职待遇干部，因其有着老红军的身份，按照广东地区搞的待遇规格（当时全国尚无此规格，看来粤省为领导干部们的“先富起来”，还是下了功夫的），住上了一座独门独院的西式小洋楼，而且主人告诉我说，上面还给了“公家给标准、自己搞设计”的政策。所以，从设计风格亦可看出房主的观念：从整体上看，小楼属于那种二楼设有可以俯瞰楼下大厅的走廊那种格式，也就是楼下大厅可以兼作舞厅那种。这种建筑格式，属于解放前的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大资本家住的那种类型。看到这里，我立刻想起走进这院子时，看到院门横牌坊上书写有“X园”字样（X是主人姓名中的一个字），于是我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过去在电影中看到过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这样那样格式的豪门华宅，感到这就是一个新版的“X公府”、“X邸”一类的地方。可能是出于“好马还须配好鞍”的心理吧，这套小楼小院的装修更是豪华，不仅远远超过了“借电话”第一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设施与家具，用的还是进口货，因此可以说是“奢中极奢”级别的了。
1993年前后那段时间，我在四川、安徽、北京这些地方，看到了不少的文革前少将、有的还曾任大军区级干部一级的干部的住家，与“X园相比”，只能说是“土老财”与“洋资本家”鲜明对照。而看到这些“豪华级”的东西，我脑子原来对黄布老人家中那些“模糊”的印象，则开始一个一个地清晰起来了：用了多年的、公家发的木桌和椅子、板凳，绝大多数家庭已经弃之不用的破旧的皮箱甚至木头箱子,最有“档次”者，就是那种普通老百姓家都用的沙发……。
于是，我的兴趣从尴尬的“借打电话”，变成了观看“豪宅”。又在省军区干休所院子里看了几家，就多数而言，基本都是同一种感觉：至少在住房这一点上，父亲当年的一些老同事老熟人，不少都“先富起来”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这位爸爸让我特别去看望的黄布老人，却又很是“另类”：说其“先穷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有一个词倒是可以很好地形容他的住室——“陋室”。
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加快，社会“求富”意识，尤其在沿海一带，这种求富意识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对于广东地区的干部，这里有一点特殊性，就是一些老干部中的求富心似乎特别强烈，所以“先富起来的领导”比比皆是。何以如此？以我长期了解，就是广东的本地干部中，许多都有海外关系，这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例如父亲在汕头军分区工作时的一位粤籍领导，也是两广纵队的，父亲也认为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干部，对他很尊重。但那时我对这家人却有一个感觉：家庭生活过于奢侈，还在50年代中期，家里的器物中就有许多都是从国外带回来，甚至一些小孩的玩具，都是进口货，什么电动小火车、自动、机器洋娃娃……看得我们这些“老土”目瞪口呆，羡慕之外，也感到自己这些人有很大的距离。问及父亲，笑言：“这你不能怪他，这些‘老广’干部，十之八九都有‘海外关系’，一些人本来家庭就很富裕，能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很不容易了。”这种情况，在过去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可能是一个“问题”，但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在普遍的求富心理驱使下，粤籍干部的生活方式，也就成了那些在广东工作、而又不是粤籍人的干部的一种“示范效应”了，许多人甚至在下意识地与粤籍干部“比富”。我小时候，同学都把生活港澳化的人叫“像个华侨”，这次参观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影响就是，越是外省籍的干部，其生活便越是“像华侨”了。
而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黄老夫妇自己都是“港澳同胞”出身，子女中，有当律师的，有在大公司的，还有在国外的，为何会“身居陋室”了呢？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当地领导干部的“先富”还是“先穷”，与本人的“努力”很有很大关系，这种“努力”，包括自己的“活动”，关系的利用，子女的“作为”……。而“努力”的“动力”，无疑来自对富裕的追求欲望的强烈程度。后来去看黄老，当我谈到对房子看法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们比老百姓还是好多了。”这话我也听许多人说过，像父亲的老战友朱国栋、江腾蛟，问及其生活状况，都要说到这句话。追求过上好生活，也是一种“与时俱进”，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当那些原来手中有权、因此也就有条件有关系的老干部们，一旦有了对“先富起来”的强烈追求，就很难免进入一种“靠权力加快走上富裕路”的圈子里去，从而产生出人们经常看到的引起老百姓不满行为，这就可悲了。而黄布老人，不仅在恪守口头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裕观，行为上也保持着“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能吃亏”的情操。当然，这也自然地会赢得父亲这种“同类”的尊重，只不过，我觉得黄老在“能吃亏”上，甚至比父亲还要强一些。
一辈子吃亏
说到“能吃亏”，可能是所有与黄布老人同过事的人最感慨的一件事了。翻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构与领导沿革》一书，可以看到，早在抗战末期，黄老就是东江纵队东进指挥部参谋长，如果按照现在的“级别”去算的话，这是相当于师一级的岗位。当然有人会说，东纵当时规模小，严格讲不能这样算，那么到了解放战争初期的1946年，黄老又担任过东进指挥部参谋长兼任第七支队长的职务，即便按照现在的标准，至少也应该算是“准师级”到“副师级”之间的干部了。如此算来，到离休前的实任职务省区副参谋长为止，黄老在36年时间里，只提拔了两级：从准师到副师、正师。再看看解放后的履历，黄布老人也是很吃亏的：自1951年起，他即任珠江分区副司令员，一直到1964年才开始任（韶关）军分区司令员之正师级职务，即是说，他在副师级岗位上整整工作了14余年时间。到1975年时，老人被调任广东省军区副参谋长一职，其后便再未迁升，还是一直是正师职岗位上，直到离休初也才属于“副军职”待遇。当然，后来老人还是被认定为“副军职干部”，但这已是“待遇”、“职务”被组织部门用到很滥的时候了。
不仅父亲对黄老的素质很是佩服，我还问过其他一些老人，普遍都认为黄布老人是一个军政兼优，能力很强的人。他在抗战后期担任团职工作时，由于具有初中文化，熟悉参谋业务，所以在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期一段时间里，都曾担任过师一级部队的参谋长。而众所周知，在人民解放军中，“参谋长”一职属于部队中“文武并备型人才”方能担任的职务。足见其综合素质是非常好的。而且，人们也公认黄布老人的政治修养也非常好，他与彭沃、邬强等粤籍军官相似，与非粤籍干部关系处理也是较好的，黄老在广西平乐军分区工作时的司令员李光汉，在佛山分区工作时的司令员刘远生，以及粤省军区的黄荣海、宋维栻等，都对黄老印象很好，都说这位粤籍军人的好话。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位优秀干部，会那样的“吃亏”呢？
很早就听父亲说到一件事：在60年代初佛山军分区司令员调任时，省军区曾征求过分区干部对继任司令员的意见。父亲就曾提到“黄布同志是合适的司令员人选”。但这次推荐没有有起作用，黄老还得在副职岗位上继续“熬年头”。这其中一个原因，听父亲说，好象是一个什么“历史问题”（具体情况不详）。但问题在于，“历史问题”，一般属于比较严重的“问题”，在那个讲“阶级斗争”的年月里，部队是根本不能用真有“历史问题”的人的，最起码，也要将有这类“问题”的干部转业到地方上不重要的岗位上工作。但是，有“历史问题”的黄老，解放后却又一直在部队系统工作，一直到离休。而且说起来，他所在的广东地区，特别是像当年佛山军分区这样的地方，还处于当时十分重要又“敏感”的边防位置（当时的佛山军分区包括了宝山等边防县），所以，这种“任用”就有点不伦不类了。其实，一位经历过那么长的战争年代考验的领导，和平时代又一直在重要岗位上工作，还以“历史问题”去阻碍其提拔，实在有点说不大通。这里我还联想到一件事，我父亲的转业，就有一个“问题”的因素：我母亲在“反右”中的问题。那么，黄老在我父亲转业后既然还能继续留在部队，就说明他的“问题”至少比我父亲还“轻”，那么，为何我父亲在“反右”后还继续得到提拔，而黄老就不能提拔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历史上“反对地方主义”的原因，不少东江纵队的干部都说，他们在任职上都要被“扣分”。例如，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军级单位，整个东江纵队连一个中将都没有，在解放军中就实属少见，老资格的纵队司令员曾生授衔时才是一个少将，也是纵队唯一的55年少将。为这事，我也问过黄老，他笑笑说：“那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也不一定对。”其实，黄老授衔时为中校（晋级后为上校），应该是明显偏低的，因为他那时已经是副师职干部了（平乐军分区副司令员）。
我也熟知一些对职务、待遇有意见的老同志。比如说，父亲有一位老战友，因为授衔时觉得军衔过低而不满，把肩章都扔掉了。这位老战友资格老，战功大，同类职务者，很多都比他高授一、两个军衔级别，所以他的不满确实有道理，很多人也都同情他。但是同情归同请，当时的老同志们多数并不赞同他的做法，因为有类似情况的人并非他一个。在授衔前后，老同志中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想想死去的那些战友，他们该授个什么衔啊？于是就什么都想通了。”所以，多数人对吃亏的态度还是很平和的，没有那么多的情绪。电视剧《亮剑》确实拍得不错，但三位出自四方面军的军级干部一起闹军衔的事，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这也是初期时的情况，后来逐渐有了变化，特别是与级衔挂钩的“待遇问题”越来越突出以后，老干部中对于级衔安“平”乐道者越来越少，而孜孜以求之者越来越多，能“任劳”者多，而能“任怨”者寡。尤其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最让人许多老干部感到恶心的一种现象，就是一些人为了争到某种“待遇”，甚至去伪造历史：有的本来不属于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要伪造成自己属于那个时期的参加者；有的是建国后参加革命的，要伪造成建国前参加革命的；……为自己争到了某种待遇。作出种种为人所不耻的事来，很让老干部感到丢脸。而黄布同志，则是一个自始至终都既任劳又任怨的人，他吃的亏比许多人多，好处得到得比别人少，但从没有听到他的埋怨。
这也使我对父亲为何会那样尊重黄老，有了更多一些的理解。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机构沿革与领导名录》中关于黄老任职的两份资料。
按照该书的说明，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名录是师级以上的干部，那么按照第二份资料中的情况，黄老不仅直接是师（即“支队”级）的领导——第七支队的支队长，而且按照后来“宽”一点的标准（现在的话叫做“就高不就低”）算的话，黄老可以算是“准军级”干部——东进指挥部的参谋长——了。而直到退下来之前，黄老也不过是“准军职”（省军区副参谋长）干部，也就是说36年后未“升”反“降”了。
这种“吃亏”，换了现在的人，决然是不可以的，一定会到处活动，八方申“冤”，最后达到提高待遇的目的。设想一下：如果组织上要求那些对自己的“待遇”孜孜求之的人学习一下黄老的“吃亏精神”，那些人一定振振有词地嚷道：“他根本不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老实者占便宜，老实人吃亏”——这就是现在的一大悲剧。但是，如果战争年代的人都那样去“维权”的话，这支军队怕是早就不攻自灭了吧？
（作者：姚天成之子 yqy0702于2008年7月—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