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方革命生涯传奇

Admin 发表于2015-01-01 12:11:27
    良师勉其力行  季方初露胆才
相传季方高祖叫季力行,他像开发海门的先祖们那样:以一根扁担、两筐行李的全部家当,从崇明岛迁陡北沙,靠勤劳双手、节俭家风建造了有20多间瓦屋的住宅。到季方祖上时,家道逐渐衰落,房屋田产几乎典空,只得在老宅边另盖3间茅草屋居住,季方当年就出生在这里。季方父辈弟兄4人,季方是长房长子,全家依靠剩下的10来亩田,以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给方式度日,农闲时还做小买卖以补家用。
季方12岁时,其二叔去世,后余累累债务,季方的三弟是二叔的嗣子,年幼不能自立。债主们以为破产还债亦得不偿失,就要季方的父亲去维理,于是举家(时为悦来地界)迁至三阳镇西北二叔家宅居住。尽管是厅堂瓦屋,但均己抵押给债主,季方常见债主上门逼债,有时还带了恶丐来坐吃硬讨,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忘的屈辱创痕。
季方乳名“有根”,9岁启蒙,学名“伯行”,16岁应童子试,保其应考廪生为他改名为“佐周”。1906年,清廷废科举兴学练兵,季方家中无钱供他上洋学堂。恰逢南洋第九镇统制(相当于师长)徐绍桢在南京创办新军,季方满怀“富国强兵”的志向投笔从戎,时年虚岁17。负责征兵的官员杨雨春,嘉学子未及冠而从军有志,取意“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勉其力行,为他取名“季方”。季方自号正成,诸弟分为:季元(德成),季刚(强成),季直(毅成)。
季方入伍后被编在步兵33团3营前队副兵。团、营、队领导都是名噪一时的青年将校,富于民族主义革命思想,给季方影响很深。3个多月后,他和20余名新兵都被保送进入江苏陆军小学。“陆小”课程相当普通初中,但有严格的军事化生活制度。期间,季方对官气十足的几个校长深怀反感,而对富有平民气息的进步教员刘季平影响极深。新军中一些有革命组织关系的朋友,与他常在假日以游玩为名,纵谈国家大事。1909年春,季方由“陆小”毕业,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这是由清廷陆军部直掌的4所陆军中学之一。600多名学生来自江、淅、闽、赣、粤、川省的陆军小学毕业生,课程相当高中,生活军队化,并进行军事基础教育。1911年,季方于“陆中”毕业后升入保定军校入伍生队。半年后,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入伍生队解散,季方回到上海,参加了湖北同学刘文岛、张森及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领导组织的北伐敢死队,并任排长。队伍未及出发,南北议和告成。随后,季方应同乡友人、同盟会咸员王敢之邀,来到南通组织地方武装,王敢自任独立营营长,季方任教练长、兼南通师范兵式操教员。不久,他发现该武装组织实为封建势力工具,思想很是苦闷。
1912年春,清宣统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窃据其职,南北暂告统一。原保定军校学生要求回校复课,袁世凯也正欲削减南方民军,于是,段祺瑞陆军部通令各省军校生限期报到,正式建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季方立即辞去南通地方任职回校。由于校长、教育长都是老官僚,教官、队长都是陆军速成学堂或行伍出身的人,学生们认为他们“不学无术”、“驽骀下乘”,竟还对学生持敌视态度。一次,有位学生逾假数小时被开除,引起全校罢课,要求撤换不称职教官。陆军部派员会同当地驻军,对学生施予高压、命令立即复课,威胁“执迷不悟”者勒令退学,并通令各省永不录用。季方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坚持罢课,分住各省会馆,推举代表四处呼吁求援,各省驻京军事代表(均为各省陆军中小学教官)遂从中斡旋,陆军部最后不得不接受学生要求。当季方和全体离校同学返校时,校长己换成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校长生气勃勃,励精图治,亲临操场教室督导,邀约真才实学的留学回国朋友任教。此后,还同陆军部横生枝节、遇事百般掣肘的行径作了坚决斗争。
    奉信道德良知  宁吃十年官司
1913年前后,袁世凯在北京公然捕杀湖北革命元勋张振武;在上海暗杀国民党巨子宋教仁;南方各省酝酿讨伐,军校许多同学纷纷南下。1913年初夏,季方也和同乡同学沈雄等一起去江西参加讨袁军,并参加中华革命党。部队抵九江后,经改编,调任长江七省讨袁军总司令部警卫营长,并参加了“湖口起义”,7月间,与袁世凯的李纯部队在沙河镇交战失利,1914年初回海门。这时王敢的独立营己改编为江苏省警备队第8营,直接受南通“通海镇守使”指挥,季方迫于生计又重返王部。
1915年“五·九”袁世凯正式承认日本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组织筹安会伪造民意要求改变国体、推袁世凯当皇帝。此时,蔡锷首先在云南举义反袁,黔、桂、川、浙等省纷纷响应,时任江苏警备队连长的季方,密派排长周祖培、班长易龙标潜赴上海与国民党人联系。当时,沪上国民党人分为两派,一派与地方封建势力有默契,并约期起义;一派则反对与封建势力合作,遂想抢先发难。季方派人联系的正是后者。1916年3月间,他们派了十几个国民党人跟易龙标一起回南通,并将一些炸弹交易随带。在芦泾港上岸时,被人怀疑而被带到警局,他们又轻信受骗而泄露机密,后遭逮捕,当夜即被杀害。镇守使欲意开脱季方:“昧于督察,影涉嫌疑,先行撤差,查明核办。”但地方豪绅紧追不放。镇守使参谋长丁鸿飞暗示季方:“你要是承认周、易二人是你派去上海的,镇守使也就没法帮你的忙了。”但季方认为:“周、易二人是我的下级,他们服从我的命令,接受我的派遣,如果否认了,我还能做人吗?”结果被判十年徒刑。据说多亏镇守史关照,否则可能判死刑。季方不甘十年囹圄,曾在拘押的镇守使署越墙跳入文庙,但文庙临街,墙又高不可攀,终又被擒。次日又被押解到苏州陆军监狱。1916年8、9月间,袁世凯帝梦破灭,死后两个多月,在孙中山总部直接干预下,季方和一批“政治犯”才全部从监狱释放。
1917年春,为解决生活问题,应聘来私立海门中学任兵式操教员兼教地理课程;同年,十月革命胜利,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息传来,封建军阀统治的中国也引起振撼,各种社会思湖开始活跃,一些知识分子和政客制造舆论,要求地方自治。刘仁航在沪开办“中华模范地方自治讲习所”,季方辞去海门中学教职,于1919年春赴沪在该所学习。同年秋,他结束半年学习回家乡后,邀集志同道合朋友,组建“海门地方自治研究会”,设想先研究后逐步实行。但一些地方封建集团,也抢办“地方自治”,在规划修建通海(南通至海门)公路中,借线路规划行敲诈勒索,民众怨声载道。季方愤而向上海《民国日报》揭露,当他的《请看土皇帝修公路的黑幕》文稿刊发后不久,县政府就密令捉拿他,幸得友人陈训丹(南通县典狱官)通知,才出走海门来到上海。
在沪期间,季方在“劳工神圣”思潮影响下,脱下长衫,来到厚生纱厂当机器清洁工,日洋两角,勉强维持个人生活。在艰辛的劳动中,他第一次看到机器生产的威力,懂得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道理,却没有碰上知识青年和先进工人,反受到帮会势力的欺侮。
此时,季方尚未找到革命真理,苦闷彷徨在所难免,但他始终没有停止进取求索 。
    面对阴谋密变 三度不辞而离
1921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适应国民革命需要,季方经同乡、老同盟会会员茅祖权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这时孙中山立志以俄为师,酝酿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吸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增加了新鲜血液,面貌焕然一新,于是他抛弃幻想,本着面对现实、追求真理的精神,为国民革命奋斗。次年季方被吸收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书记工作,部长林伯渠等都很爱护器重他,季方任书记(文书),主要办理海外华侨支部的文件收发。
1924年春,国民党“一大”后,在苏联和中共支持下开办黄埔军校,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季方作为特别官佐, 在训练部办公室协助邓演达处理日常工作。1925年3月间,在中共支持下,黄埔军校蒋介石率二个教导团进行“东征”,讨伐盘踞在东江与军阀相勾结的广东军阀陈炯明,此时季方任营党代表兼代营长,由于季方的特珠表现,又调任校长办公厅主任副官,邓演达为教育长。此年10月间的第二次“东征”,摧毁了陈炯明惠州老巢,统一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但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右派却蠢蠢欲动。1926年3月20曰爆发了“中山舰事件”。事件爆发前2日的晚上,季方接驻省办事处欧阳股长电话,称本校黎时雍股员电请保护商轮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晚可先来“中山”一艘,嘱各步哨勿误为。当晚确有“安定”商轮被劫报告,但调舰之事邓、季均不知所云。对于黎背着办公厅擅自交涉调舰,邓向蒋坦诚力争,宁愿以身为质,请蒋介石停止军事行动,调查事实真相。季方也将此情况报告蒋介石。原本蒋只须调查黎等有关人员即可真相大白,但他却倒行逆施、集结军队,借口“整理党务”,排斥共产党人,季方大失所望,于苦闷消极中离开了黄埔军校……
回到海门后不久,季方接黄埔军校电告,要他返校准备北伐,季方虽对蒋介石己感失望,但“北伐”仍吸引他回到广州,参与北代军司政两部的筹备工作,后定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下设3科1队:宣传科长郭沫若、宣传大队长胡公冕、总务科长江董琴、季方任组织科长……
1926年6月间,总政随司令部北伐。邓演达率宣传大队跟叶挺部队打前站,后续部队由季方率领随总司令(蒋介石)行进,进入湖南后,由于农民协会和农民卫军的配合,很快占领全省,邓、季部队直指武昌城。9月中旬,季方以代主任名义率总政部分干部随总司令部攻克南昌后,白崇禧 指责季方所率“政治部所到之处鸡犬不宁,不应该打击地方士绅。”季方反驳:“政治部不过采取了一些打草惊蛇的办法。使一些土豪劣绅不敢张牙舞爪罢了。如果让这些封建势力原封不动,还叫什么国民革命!”此年底,广州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己决定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坚持迁都南昌,季方正准备回武汉,蒋手令任命他为新编22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白崇禧、蒋介石坐收渔利,不费吹灰之力将北伐军开进上海,季方之部暂驻杭州,蒋要季方回他的总部工作,当季方回杭州处理善后再来上海,那时他还不知道中国上空己阴霾四合,一场腥风血雨的“四.一二”大屠杀将要来临。季方到沪后,各种议论纷至沓耒:蒋介石正外与帝国主义妥协,内与封建势力、江浙财阀勾结,背叛武汉中央,把总政治部派驻上海的办事处也封了,北伐军一切政冶口号和革命目的全部落空……。黄埔军校学生纷纷推举代表向蒋请愿、提出书面质问,历经“中山舰事件”和蒋执意迁都南昌的季方深知,请愿责问皆无济于事,便托病住院。几天后,蒋总部委以重任,竟将任命状送到医院,并令其赶速前往……。季方看到形势己到了不容迟疑的时刻,就与他人密商,认为蒋己无可救药,二人经过一番乔装,搭货轮离开上海耒到武汉。
1927年4月上旬,季方抵达武汉仍参加总政工作,任中将军事指挥、教导团参谋长,酝酿“东征讨蒋”。继后“马日事变”发生,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中央加速了“清党反共”的步伐,时局不可逆转,随着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和吴玉章等著名共产党人的秘密出走。此时,季方在复杂微妙的形势下,坚辞不获而只身离开了教导团。
季方辗转来到上海、广州,目睹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尸横遍市的情景,季方的两个弟弟:在教导团任军需的季刚幸离广州到香港,而任学员的季直却己牺牲。
    清除蒋汪叛逆 二次幸免遇难
大革命终于失败,中国又沉入黑暗。不愿同蒋、汪同流合污的国民党左派和不满“左”倾盲动的共产党人,会聚在上海十里洋场酝酿组织新党,为有利团结大多数国民党人,宋庆龄、邓演达决定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作过渡。1930年7月9日,邓演达主持召开有10省市代表和19位高级骨干参加的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纲领性主张,正式成立“国临会”及其“中央干事会”,公推邓为总干事、季方任总务兼联络、并和他人一起负责军事工作。随后,季方在法租界八仙桥开了一家“爱的书店”,发行《灯塔》、《突击》两刊物,但不久即遭巡捕房查封。1931年8月17日在愚园路愚园坊20号,举行培训各地干部的干训班结业式,邓亲自出席并讲话,因叛徒出卖,邓演达等17人当场被捕,季方因病请假侥幸得免。尽管宋庆龄亲临南京与蒋交涉,季方也多方奔走营救,为邓是唯一能取他掌握黄埔军校嫡系的心腹之患。1931年11月29日蒋还是将邓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此时“国临会”实己瘫痪,季方等同志安置了在沪部分成员的生活,便赴北京、走西北、返福建,以图再起,无果折回上海,化名张君达,在真如租了3亩地与一工友合作生产草莓和鲜花供应市场,稳居待时。因旧友被捕,在其笔记本内发现有季方地址。并查抄到一箱“国临会”文件,季方被押至南京宪兵司令部,1月后开庭审问,季方面对法官作了激烈而精彩的辩论。法官说,你既然没有活动,为什么不公开出来工作,并要他作书面声明。牢房里,季方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大意如下:“我自1921年正式加入本党以后,对于总理的三民主主义一贯忠实积极地期望其彻底实现。不意北代胜利以后,本党反而背弃了总理遗教。我曾与一部分同志另谋组织,幻想继承总理没有完成的中国革命,乃事与愿违,一无成就;但如果全党同志,能按照总理遗教,切实执行,本人当回党待罪。”法官令其重写,季方坚拒:“我实在没有别的话好说!”警方实在拿不出证据,最后将季方“交保释放”。
    周旋苏北敌后  促统合作抗日  
当时在南通,季方是最有威望的。这个人的德行很好。他赞成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名义到南通来,召集苏四区党政军联席会议,成立了苏四区游击总指挥部,他任总指挥。陶勇同志在他后面来的。
没有季方,就得靠打,才能统一通如海启。有了他,那些杂牌部收编过来了。一一陈丕显
抗战爆发后,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季方,在上海参加了宋庆龄发起的“华东抗日自卫委员会”的组织,满怀激情地奔走于苏北各县旅沪士绅间,并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各抗日武装多方联络、宣传推动抗日。
在正个抗战期间,陆洲舫(陆兆林)部始终是崇、启、海地区最有影响的一支杂牌部队。当时,有部分人认为“强盗部队改不了性”,而季方总是说:“我也算是军人出身,看来在中国,革命也好,抗日也好,空口说白话没用,都要靠枪杆子。”此后,便多次去陆部宣传国共合作抗日意义,季方还应聘担任“军官教导团长”;当陆部被其它抗日杂牌军冒充的国军突袭后,季方极为恼火,亲自前去安慰陆洲舫,并派员帮助重建部队。此间,季方曾同陆夫妇一道吃饭,在陆部蹲了很长一段时间,夫妇俩都称季方为哥哥。1939年陆洲舫所率泰州之部投奔新四军,陈毅在江南以“十万火急”电报阻止,认为此举不利于和李明扬的统战工作。几经挫折,陆后被日宪兵逮捕,在崇明出任兴亚救国军副司令,通过关系重建部队后。季方两次派员联系看望。当陆部随日军从崇明到启东修筑公路,陆冒着危险,跑出据点同季方密约,再三诚恳地向季方表示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内心。后来,陆部终于成为我军海防团的一部分,为日后新中国海军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1938年3月,通、如、海、启沿江城镇先后被日军占领,一些国民党地方官僚军阀等势力乘国土沦陷之机,借抗日名义,拉建一股股地方武装、相互残杀,兼并、扩大自己势力,他们不打日本侵咯军,却屠杀英勇抗日的游击队。季方目睹敌后国民党当局种种怪状,十分愤怒,受旅沪各界抗日人士推举,绕道香港赴重庆,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反映“国军”消极抗战、摧残抗日武装的情况,但当局不谈抗日,奢望通过授予他总政设计委员虚位敷衍将其留在重庆。后得战地党政委员会李济深的支持,委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之职衔,派回苏北战区开展抗日活动。
1939年2、3月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新四军军部作了向华中地区敌后发展指示,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战区,是连接华北、华南的战略枢纽。
1940年夏,陈毅、粟裕司令领导的新四军北渡长江后,在扬州、江都一带打击日寇,宣传抗战、开创苏北敌后抗战新局面,然而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击。为避免酿成“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季方不辞劳苦,奔波于顽固派(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李明杨等)之间,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但顽固派还是制造了一个个反共事端。此间,季方响应新四军号召,在敦促苏北各界代表给重庆国民党政府通电、参加苏北军民代表会议和曲塘和平会议等政治活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黄桥决战胜利给顽固派予沉重打击,党中央提出新四军在苏北的抗日部队要向东发展,一分钟也不停直到黄海边的战略方针。陈、粟大军立即东进,开辟通、如、海、启抗日根据地。为扫除东进障碍、减少磨擦和阻力,季方主动跟陈毅说:“我回去做一点民主协商、合作抗战的工作还是可以的”。陈毅接着说:“那好,你要不带点部队去呀”?季方说“带了新四军的部队去倒不好做工作了,顶好给我一个得力的政治工作同志,帮助我去,商量商量。”随后,陈毅给派了以新华社记者身分的陈同生同志随去。于是,季方未带一兵一卒,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名义,在苏中四专署所在地如皋(今如东)掘港镇,召集了国民党系统的党政军联席会议。组成江苏省第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此间,陈毅也派钟民、梁灵光、周一峰为新四军代表,赴马塘与省保安一旅旅长薛承宗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在各部队拥戴下,季方审时度势亲任总指挥;保安1旅旅长薛承宗、游击第6纵司令徐承德任副指挥。随即与启海各式武装力量协商,作出欢迎新四军东进合作抗日的决定,使新四军未发一枪一弹顺利东进,为通、如、海、启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无可替代的重大历史贡献。
1940年12日,季方、陶勇去海安开会。徐承德却不听季方先前的劝告、出尔反尔,率部围攻掘港指挥部,季方和陶勇闻讯返回,率部反击,徐及其残部逃窜到海门,最终被消灭在悦来镇据点。掘港保卫战胜利后,1941年3月,正式成立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部,季方任司令员,此间,季方秘密加入了党的组织。那时机关天天移动,季方随部不过一连人,转转通、如、海、启、大地,坚持游击战。1943年,敌伪从如皋丁堰镇起,南至长江,东至黄海,筑起竹篱笆,企图把方圆400里、人口200万的通、如、海、启游击区围困起来,进行梳篦式“清乡”,季方、陶勇将主力部队跳出封锁区,在外线打击敌人;民兵和便衣武装在“清乡”区内与敌周旋,在主力部队和其它分区支援下,在300里路长的封锁线上联合行动,烧篱笆、割电线、破公路,使日伪军惨淡经营的封锁线毁于一夕,取得了“第一期清乡”的胜利。
在抗日烽火中,季方由一个百折不挠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鉴于“第二期清乡”日益严峻形势,我党考虑到季方的年岁,便调离游击区,来到宝应,就任苏中行政公署副主任。
    奔赴解放战场  开展特殊战斗
抗战胜利后,淮南、淮北、苏中、苏北4个行政公署,遵照中央指示,在淮阴合并成立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为李一氓,季方被任命为副主席兼高等法院院长(刘瑞龙、韦悫、方毅同任副主席)。1945年8日28日,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达成“双十协定”,我新四军主动撤出浙东、苏南、皖中、皖南等解放区。而蒋介石撕毁协定,1946年7月12曰国民党反动派50万军队在西至安徽来安东至江苏南通800里战线上,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粟裕指挥我18个团,与地方武装配合,七战七捷,将汤恩伯由南通、扬州沿河北犯的15个旅12万人歼敌近半。季方代表边区政府,冒着敌机轰炸,亲临前线慰问。
1946年秋,华中局决定把苏皖县、区以上不需留原地工作的200多名干部集编为干校,由季方任校长,边行军边学习,(钱纳仁带孩子随行)转移到临沂后,交山东人民政府分配工作。季方带了警员骑自行车循海岸线环游参观了胶东半岛的八路军根据地。会见了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华东局领导。华东野战军的部分主力也到达此地。
1947年7、8月间,蒋介石派范汉杰指挥20个旅,在海空军配合下,侵占胶济路东段,企图将我军压缩在胶东半岛牛角尖内消灭。许世友率二纵队配合地方武装,在胶东内地运动防御,华野部分主力撤至敌后,胁敌侧背;后勤人员通过潍坊一带转移到渤海军区。季方也随大队人马,冒着敌枧轰炸,艰难跋涉到机关驻地。渤海军区是八路军在山东根据地的的四大军区之一,这时己咸为整个华东战场大后方。那里有1000多名国民党高级俘虏集中于此,华中军区成立华东高级军官教导团对之教育训练,根据季方的威望和身份,军区首长决定季方接任团长。1948年9月济南解放歼敌10余万,活捉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人。准海战役前准备收容数以10万俘虏,组建华东解放军官教导总团,季方任总团长。准海战役65天歼敌55万,活捉杜聿明、王维等高级将领,军官团每天接收俘虏5、6千以上,工作繁忙可想而知,季方汇同总团干部,对解放军官进行十分耐心细致的挽救工作,使他们翻然觉醒,弃暗投明,回到人民之中,有些人对季方给予他们的再生之恩永难忘怀,恭敬地呼其为季老师,王耀武转变立场后在电台讲话后,使蒋极为恼怒沮丧,对改变战场形势和推进解放战争全面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49年1月间,准海、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季方正欢欣鼓舞准备随“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共中央通知他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定2月底3月初到达北平。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前身的中国农工民主党,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各地组织纷纷由地下转入公开活动,内部成分复杂、问题很多,领导间意见各异。领导人章伯钧己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商定,由季方负责整理农工党党务。季方抵平后,立即从北平开始整理。宁、沪解放后,又去南京、上海。直忙碌到6月中旬第一届新政协召开前夕,才赶回北平出席大会,开始他新的征程。(请接看下文)
    清政廉洁为民  一生两袖清风
季方为政清廉、一尘不染、艰苦奋斗、严于律己,苏北人民赞誉他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武状元”。
1941年8月,日伪二次扫荡开始,形势日益严峻,在各阶层人士中,产生了恐敌情绪。原任江苏省第四区专员的季强成(季方胞弟)竟不辞而离,躲到敌占区上海去了。季方和领导多次语重心长地劝其回来,但终归无效。领导请季方兼任其职,他一履任,就首先发布《敬告通、如、海、启、崇同胞书》,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严正声明与其弟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字里行间,充满着与根据地200万父老乡亲血溶于水的情感、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同时提出政府要清政廉洁,反对贪污浪费,要求各级干部群众,对政府要实行监督,务使人民所出,涓滴归公。1947年,有个税收干部贪污了500元钱,按当时规定要枪决。因同季方有亲,就向季方诉求,季方大义凛然、毫不客气的说:“要按政策办事”。结果还是按规定执行。在敌后游击战争中,生活极其艰苦,季方同干部战士一样,穿土布粗衣,吃地瓜玉米;他坚拒按规定给他的伙食标准和加莱;日寇扫荡清剿时,季方夫妇年岁大、身体不好,坚持抱着年幼女儿打游击;配给他的坐骑让给体弱有病的同志用;苏中行署迁驻宝应,季方动员军民开荒种地,还在住地开辟莱园,指导村民试种、培植、食用番茄,此事至今还在当地传为佳话。
建国后,季方先后担任交通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从一个普通农民,到成为国家领导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个人地位和环境发生了巨 变,但他的传统本色始终没有变:
在交通部工作时,他有配备专车,但他经常骑自行车上班,急得警卫员骑车直追。周总理知道后直面劝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北京交通又这么拥挤,出了事不好办,还是坐小车吧。”车不骑,他又时常走路上班;他对家人的要求,有时竟会不近人情:1974年,季明公婆 (公还是武汉市政协领导) 来京治病住在他家。为用车,他对女婿说:“你父母看病是不是坐出租车去,车费由我来付”。后来有了家属用车可交汽油费的规定。一次,季明孩子急病用车,女儿事先言明用后交费,季方还让老伴作记录,月底亲自查看是否扣除;1973年,季明还在哈尔滨工作,探亲回家时,见父母轮流住院,身边无人照顾,就给周总理写信,表示她留京照顾两老的愿望,统战部根据总理指示征求他意见时,他表示:不同意女儿调京,自己由国家照顾,不必给组织添麻烦。事后, 他在信中批评女儿不安心边疆工作。女儿 则回答:“我并非一定要回北京,只是为照顾你们”。又说:“我并不想托庇父荫,我己离京20年了,从未提过要回北京,只为现在你们实在老了,我和您们,除了血缘关系,还有革命前辈和革命后辈的关系,我有照顾你们的义务!”这时,季方还是倔着:我年纪大了,同你打不动这场“笔墨官司”了,随你通过组织去解决吧,但不许打我的旗号。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考虑到季方年事己高,才把女儿调回北京。季方在海门工作的子女,几十年来都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着,他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高兴,但从没有利用父亲的名声去追名逐利。
季方生活十分俭扑,家里沙发是旧的;穿的衣服大多是家人缝制的,破了补了再穿;呢制服要在国宴上或重大会议上才穿上;一台破收音机用了几十年,直到病故;家里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是尼克松访华时为收看实况转播,经全家人一致要求后才从国家事务局买来的处理品。
季方关心做好统战工作几乎融入了他的日常生活。每月发薪后首件事,是让警卫员分头给生活困难的老朋友和烈士子女寄钱;对身边人员及其子女有困难的要尽力相助;逢年过节要买东西看望统战对象;招待有事来京的农工老同志;即便晚年不能行走也要让儿媳、家人代为看望,带去真挚问候,体现党的统战方针。他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生前多次在中央电视台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每当前国民党将领来家看望时,都要问及仍滞留在台的黄埔同仁,希望他们审时度势,早日回归。季方的一生表现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风格,正如有幅悼念季方的挽联所写的那样:
“明大节于当时献身国事,立清风在身后遗爱人间。”
    情系家乡人民  风采永驻人间
季方生前曾有遣言:“我的骨灰,可同我母亲的骨灰一起,由在京子女顺便带回海门悦来公社故乡,埋在祖坟上,不要惊动邻里亲友。”表现了他对母亲的敬爱、对家乡人民的关心、思恋与热爱。
新中国成立后,季方在国计民生危难时刻三次回海门家乡。1961年,“大跃进”的遗风还未彻底消除,人们又在同“天灾人祸”博战,当时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人民生活相当艰苦。季方回到家乡,看到当地群众,仍把玉米和棉花等作物的杆秸作柴草烧,便建议大家响应上级号召,大办沼气。既可以让柴草还田,还可以给生活带来方便。他亲自为大家讲述办沼气的好处,还让亲属带头试办。在他的推动下,新丰村逐步推广使用沼气池。季方对种桑养蚕很感兴趣又很在行,在新丰村和场员们一起开畦、下树种,江海平原的农历二月,天气仍然寒冷,季方却干得分外出劲,额头冒出了汗珠就脱下大衣继续干。他鼓励场员们:栽桑养蚕可增加收入,大家就能生活得更好一点。他深入到群众中间拉家常事,对孤寡老人特别记挂在心,询问公社负责人:“敬老院办了没有?有什么困难吗?老人们生活得怎么样?”回到北京后还多次寄钱给敬老院,改善老人生活。
1963年秋,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稍有好转,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季方在农工中央工作,年逾古稀,仍然身体力行。在视察江苏期间回到他的家乡海门悦来、三阳蹲了七、八天,尽管自己政务繁忙,却没有忘记三阳黑沙泓两岸的父老乡亲,一些老乡亲们对这位“布衣”依旧称呼“大先生”(兄弟四人排为老大),和他谈家常。在三阳乡的会议室里,他召见了季完夫妇(在家乡任教的儿媳),当他详细询问了各自所在学校的情况后,就给他(她)们真挚教导和鼓励。并要他们“就在我们老宅上造几间房子做教室。但不要增加地方麻烦,把你们住的瓦屋拆出来造教室,你们自己可以买些芦头和稻草再造两间草屋。我小时候也是住草屋的。”这样“可让小学生就近入学,不必走更多的路;在十八匡河上造一条桥,可让河南的孩子来读书。至于学校的经费,可自己设法解决,譬如在黑沙泓里养鱼,河边上种些树木,管好了每年可有一定收入,不足部分再想办法。”当夜,季方召集了黑沙泓两岸的干部群众20多人,开了个座谈会,他讲了办校方案,在黑沙泓养鱼种树及管理办法,讲到鱼分三份,学校和河南、河北的群众各一份。大家都高兴地同意。夜深了,他还兴致不减,警卫员催他休息,他仍耍“再谈一会儿”。回京后,他汇给三阳乡800元以作办学资助。在乡党委的努力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黑沙泓边终于建成了一所初等小学一一沙洪小学。1978年回海门时应邀为学校题词,鼓励少年儿童响应毛主席号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1987年“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天,他嘱咐给沙洪校每位学生寄了一本少儿读物;就在他离世前,还听到他嘴里还唠叨着:黑沙泓、……沙洪校……。
1970年,三阳公社开始学习江南“一旱两水”的高产经验,但缺少耕田和灌溉机器(当时这类机器较为紧缺),大队党支部书记写信给他,请求帮助。刚到半个月时间,便收到季方回信,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夺取农业丰收,还从工资节余中寄来1000元钱。不久,大队就收到县物资局生产资料公司通知,准购两台手扶拖拉机,从而解决了燃眉之急。后来,大队顺便请人托带些礼物到北京,但均被谢绝。
1978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个年头,党和国家事业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千头万绪。2、3月间,五届政协全会一致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季方为副主席,他呼吁各方有关同志,挺身而出,为在文革中受冤的农工人士、旧友干部得到实事求是的反正。6月间,89岁高龄的季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海门调查研究。在悦来、三阳,他谢了地方领导干部陪同,专邀了两地亲友,工人、农民、青年农民、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参加座谈。在询问了大家生活、生产、收入情况和干部的作风等情况后,要大家消除顾虑反映当前存在的问题、急需解决的困难,并要秘书认真记录每位代表的发言和要求。表示自己回北京后,一定把反映的问题向党中央汇报。座谈会期间,季方一字不差的背诵了毛主席语录:“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以此勉励大家奋发向上,为国争光。季方还让随行的老伴(钱纳仁)用北京生产的糖果、香烟招待大家。会上一片和谐气氛。后又自己出钱买了电视机赠给三阳公社,以丰富家乡人民文化生活,这些,让当年以知青代表身份参加会议的陈启祥老师至今还记忆犹新。
季方来到敬老院,恭敬地向老人们发了糖果、递了香烟,并给他们送了零用钱;在看望村上乡亲们时,当他看到一位老邻居后,立即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欣喜地说:“你叫婉姐吧!比我小10岁,该79岁了吧?”老妈妈激动地流下热泪:“大先生,你的记性真好。”此情此景,使在场的干部群众深为动情。
季方每次出行活动总是轻车简从,绝无前呼后拥、群众迎送、地方首长、部门领导陪同和宴请送礼之举。季方住在海门第一招待所时,年近90的季方行动不便,警卫员要他多休息。但他仍没有忘记当年执教过的海门中学。一个星期日的午休时刻,陈象新校长接到一招电话,说季老到我们学校来了。放下电话向窗口望去,季老己从校门口进来了,他先在校园里转了一圈,询问了海中旧址,便回到办公室坐下,令陈象新校长遗憾的是当时连揩脸毛巾也没递上一把,开水也没送上一杯,可他毫不在意,并应邀为海中题了字:
认真学习,加强团结,继续革命,努力生产,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愿与海中全体师生共勉之。季方1978。6。4   
1987年12月17日,季方同志因病逝于北京,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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