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从中共华南分局的“沙深宝边界工作委员会”调到华南分局统战部第四处工作，给饶部长当个新兵。有一次，我向饶部长反映一些朋友意见，“我欢迎你们来统我，但最怕你们来战我，更怕你们在一战之后再也不理我”。他听后笑笑地说：“我也听过这些反映，而且还带多一句‘阿弥佗佛’哩。总算人们知道统战工作有这两个大字，一是统，二是战。但人们却尚未搞清楚，为何把统字摆在前，而把战字摆在后”。于是他又多点醒几句：“统与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应该先从团结出发，通过交谈或适度的交锋，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有时条件未成熟，也可暂时求同存异，主要是求大的同，存他的小异，以免弄僵，以便继续努力，争取逐步好转。统战工作是与大形势紧密联系的，是互相促进的。最紧要是对党有信心，对朋友也有信心，能够坚持，终可突破”。饶部长这几句说情、说理、说策的话，简单明了，印象深刻，对以后的工作起到长久的良好作用。
到了1956年，广东省委统战部作调整，我也离开统战部外调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当代社长(梁威林正社长于半年后上任)。我到港后逐步了解情况，发觉很多工作与当年一个领导人有密切关系，也有不少朋友与这个人有良好的友谊，这个人就是蒲特(饶彰风)。
彰风同志曾于1945年10月被党派往香港工作，他的工作大多是带开辟性的，是很难得的，真正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请看：1945年11月创办《正报》、《有利印务公司》，创办《新民主出版社》任社长、成立《新华南通讯社》任社长，1 946年1月复刊《华商报》，成立香港东江纵队办事处任主任。 1947年3至5月到泰、马开展华侨工作。1 948年2月建立新华社新加坡分社任社长，创办《新华周报》，1948年至1949年中，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秘书长，参加领导小组秘密输送大批知名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全部安全完成任务，得到党中央、周恩来总理表扬。此外，还领导、参与、策动多地多次的蒋军起义，如粤东起义、闽西起义、粤北始兴起义、两航起义、灵甫与重庆军舰起义、中国银行、九龙海关起义等。
想一想，对于这样一个做了许多好事的共产党员，又是优秀的领导人，且曾受过中央和周总理表扬的人，在解放后不久却成为被通报批评，被批判斗争，被指为有严重反党活动的人，终于被撤职、降级、下放连平县。这种遭遇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正如彰风同志在实践中所体验到的，统战工作是与形势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是互相促进的，我在香港工作的29年期间，充分感受到彰风同志在1 945年到1 949年期间，在党中央和香港分局的领导下，为以后的香港和平回归祖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中国人民解放统一战线，以及分阶段而持续发展到香港回归的和平统一祖国的统一战线。在“一国两制”的国策下，统战工作的“求大同存小异”，得以发展为“求大同存大异”，即是保留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大异。把传统的决策思维定势“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发展为“两者可以得兼”，即社会主义的大陆，我所爱也，资本主义的香港，我所爱也，两者可以得兼，共同实行一国两制可也。
彰风同志在香港期间，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得很好，他善于与人取得共识，也容易与人和谐共处。这在当前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设中，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和谐作风，最值得我们学习。
彰风同志的知识比较广博，积极追求先进的政党的领导。他对新的事物很能接受，例如吸收华侨资金办工厂，搞贸易，也办得很不错，但对于以外汇发放股息，以便能不断吸收新投资，却有不同意见，但毛主席也说过应外汇来则外汇去的。不过这个问题终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反变为一个莫明其妙的冤案。
到了无法无天的文革爆发后，彰风同志自然逃不出这个大难，终于被“四人帮”迫害而惨死。隔了10年以后，才予平反。彰风以57岁的英年被害枉死于乐昌狱中，使人无限怀念他，尊敬他.《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彰风同志，你就是这样的有立德、立言、立功的“死而不亡者寿”中的寿者，你永远后继有人，你与天地并秀，与日月同辉。
最后，我们还得感谢铭源基金会全资捐赠这座饶彰风纪念大楼，这也是广东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有许多社会人士参与兴建的先进文化设施之一。大埔中学“饶彰风纪念大楼”，是霍英东先生支持兴建并署名的。霍先生虽未见过饶彰风，但对饶的崇高风范甚为敬重。霍先生就是在前贤留下的脚印中，自觉更加爱国、爱港、爱乡、爱友。并且更深刻认识共产党而成为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从此就许下自己的心愿：“为祖国的建设事业终身奋斗。”
在此，我们很自然会得到一个共识，就是：
深刻教训，启人明智，
宝贵经验，令众坚强。
编者注： 祁锋，广东东莞人。东纵老战士、新华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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