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扫荡”与“反扫荡”是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敌人每次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军分区都下达给我们任务，配合主力部队袭扰敌人，以破坏敌人的“扫荡”部署。我们打击的目标主要是交通线，曾数次在张店与马尚之间扒铁路、割电线，在大临池至王村之间炸铁路和火车头，在张博路的淄城以北设伏，袭击日军的巡逻车，经常使敌人的交通中断。后来日军每当进山“扫荡”，就逼迫沿线村的“自卫团”沿路“看守”。即便这样，我们照样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短枪班副班长张保民（绰号“红毛子”）在部队里当过排长，作战机智勇敢，他带着战士王在方佯装护路群众混进了“自卫团”。一天，敌人的一辆压路摇车停在沿线的一个炮楼附近，车上的两个日军和两个汉奸让“自卫团”给他们拿席子，看样子是要在这里坐下来休息。张保民感到时机已到，于是两人相互示意做好准备，待日军刚刚坐下，他们执枪一人对准一个，两个日军当场毙命，另一个汉奸被当场击伤。随后，敌人闻讯前来，可张保民他们早已带着缴获的武器远走高飞了。
在反“扫荡”的战斗中，胶济大队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因此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敌人也曾多次“拉网”，企图全歼我们。虽然敌人的如意算盘一一落空，但我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文化干事李昆在张庄南石突围中牺牲。1944年春，敌人调动2000多人，分东西两路向马庄山一带拉网合围，我与李厚才把部队拉到北山沟隐蔽着，我部三面受敌，最近的只有200米。突围中敌人发现了我们，一名战士牺牲，几名战士负伤。这年的秋天，我部在魏家庄遭到敌人的合击，大队长李厚才和战士冉守业英勇牺牲，尤其是李厚才的牺牲，使部队受到重大损失。
谭家庄虎口拔牙，妙在智取
日军在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中，在距离淄城三四里处的谭家庄建立了一个据点，筑有高高的围墙和坚固的碉堡。常驻这里的伪军、警察有30多人，队长叫高庆殿。这些人多是特工人员，有时日军也改头换面掺在里面活动，是日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的一股最反动的武装，也是敌人应对抗日游击战争而专门组织的“三角部队”。他们经常穿便衣于夜间行动，在我活动区内冒充我军敲诈勒索，残害群众，破坏、离间我军同群众的联系，致使群众真假难辨，给我们的活动带来很大困难。
1944年深秋的一天，我与房众夫在耿家庄会合，分析了山区的反“扫荡”形势之后，觉得深入到淄城附近打击一下谭家庄的敌人是个有利机会。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我们派人把潜伏在谭家庄从事地下工作的谭指导员（原在部队的职务）找来商量。大家仔细分析了当前敌我斗争的特点，认为敌人能以便衣方式对付我们，我们又何尝不能以伪装去对付敌人呢？敌人把谭家庄划为自己的“保险区”，以为无论如何我们不敢到他们的“保险区”里开刀。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麻痹心理，出其不意，打它个措手不及。
一天，我们按照预定的智取方案，挑选了7名精明强干的战士，由我带队执行，房众夫带着另一部从侧面隐蔽接应。战士杨文平，长相有点像日本人，又在周村干工时学会了几句日本话，穿上一套日本军装，不用说伪军，就是在日本人面前也蛮唬一阵子。我们就让他打扮成鬼子，其他人全是便衣。下午，我们一行8人簇拥着这个“日本人”直奔谭家庄。平时，我们白天活动甚少，如今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走着，顿时感到精神抖擞，但心情免不了有些紧张，精神也特别集中。一路上，群众一见我们便匆忙离开，生怕招来不测。当我们靠近据点的时候，大家更加装出一副堂堂皇皇的样子。炮楼上的哨兵眼巴巴地盯着我们朝他们走去，没有开腔问话。杨文平昂首挺胸地走在前面，用手指了指跟在他后面的几个“伪军”，叽啦呱啦的说了几句。哨兵究竟听出了什么名堂，我们不晓得，只见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一摆手让我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据点。我走在最后，当即对哨兵说：“到里面集合训话。”此时门岗换上了我们的人把守。院子里的敌人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感到陌生，但却不敢怠慢，都以惊奇而谨慎的表情等待着我们的吩咐。进院后，先由我们的“日本人”说了一句”洋话”，接着我这个“翻译”便提高嗓门：“大家集合训话！”这些伪军不愧为日军的忠实走狗，一听说日本人要训话，动作十分迅速，立即集合起来站好了队。“架枪！”他们又按照我的命令把枪架在了一起。为了控制对外联系，我们一个战士将敌人据点里的电话线切断。
“我们不是三角部队，是八路军！”我厉声向伪军们宣布。
“不准动，谁敢动就打死谁！”我们的战士持枪待发，一齐向他们高声喊着。
此时，这些曾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的民族败类，竟吓得丧魂落魄，个个像撒了气的皮球乖乖地束手就擒了。就这样，我们没费一枪一弹，完成了一次虎口拔牙的任务。为安全计，我们迅速把炮楼点起了火，押着30多个俘虏和接应的部队一起转移了。
护送千军，夜过封锁线
1944年夏末的一天，上级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伪军王道部共2600余人，经过我军和敌工人员的争取，在渤海军区直属团和第五军分区的策应下，由团长王道率部反正，弃暗投明。王道部的反正是山东大股伪军反正的开始，对动摇与瓦解整个伪军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必须妥善处理，确保万无一失。上级决定将这支部队接应到胶济铁路以南，到鲁中南地区集结、整训。这样，淄西一带的护送重任就落在了淄西工委和胶济大队的肩上。
坚持淄西斗争，掩护我过往军政人员安全过境，本来就是胶济大队的经常任务。过去凡是在各战略区的来往通信、干部开会、入抗大、进党校或其他因公过境人员，都是由我们护送，往根据地运送布匹、炸药、钞票、黄金等各类军需物资也是经常的事。不过，护送这么大的队伍从来没有过，况且这些人又是刚刚反正过来，纪律松弛成分复杂，一旦被敌人发觉，走也走不成打也打不了，阵脚一乱势必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其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然而，任务摆在面前必须保证完成。经我和房众夫反复商量，决定由我负责组织部队警戒，封锁消息，由房众夫负责接待，并把敌占区的情况和跨越封锁线的要求向他们讲清楚：吃饭、住宿由我们负责，要求他们一切听从安排，不得擅自行动暴露目标。值得庆幸的是这支部队经过夜行军，按预定路线越过了胶济路，拂晓前进入离周村十几里的石埠村，而敌人却一无所知。
我们在石埠村接替了护送任务，部队需要在这里隐蔽一天，当晚继续南下。这么多人夜过淄西封锁区，能不能安全通过？尽管我们做了周密安排，可心里总是像有块没有落地的石头吊打着。夜幕降临，部队出发了。一般来说，在敌占区只要白天安然无事，夜间就是我们的天下。部队在急促地行进着，我们则在屏息静听，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思索着万一发生情况的应急措施。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同志们仰望着无际的夜空，长长地松了口气。
（作者：李镜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