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下半年，日寇先对淄河流域实行“三光政策”，后又对淄川县委、县政府驻地的淄川西部山区围剿。敌人实行“强化治安”运动，抗战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蟠龙区的东边，益都四区区长邹民山叛变投敌后，住在蟠龙区的昌城；南边的洪山区委书记邵春光、区长孙俊礼、区中队指导员张竹亭叛变投敌；西边的八区区委书记陈涛、区中队长叛变投敌；博山七区区长孙伏武、淄博矿区宣传委员孙化清、淄川县公安局长郭俊三也都先后叛变投敌；蟠龙区代理书记叶百英和区中队副指导员及部分区中队队员叛变投敌；区里大部分党员自首。
在这种情况下，益临工委（这个区1941年７月划归益临工委和益、临、淄、博四县联合办事处领导）派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岳衡任蟠龙区委书记，组成了以岳衡、刘振东、胡冠英、白光标为委员的新的中共蟠龙区委员会。
为了战胜困难，新区委按照益临工委的指示，认真抓了以下工作。
第一，加强区委的自身建设。区委认真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树立起坚持斗争的信心、决心，密切联系群众，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并逐渐稳定了局势。
第二，开展武装斗争。区委对区中队队员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坚定了对敌斗争到底的信念。虽然部队在数量上减少了，但在质量上提高了。1943年7月1日，奇袭双塔寺，火烧了敌人的炮楼，迫使敌人撤离。1944年夏天，捣毁了夏庄敌情报处；冬天，夜袭住在益都四区赵庄的土匪张景兰部。1945年夏天，拔除了伪双沟乡乡公所。区中队出奇制胜，打击了敌人，保护了群众。
第三，整顿党的组织。由于区委书记张金堂、区中队副指导员吕允龙投敌叛变后，迫使大部分党员自首，但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做坏事，心还向着党。对未自首的党员进行形势、前途教育，树立他们的革命信心，与他们研究了隐蔽斗争的方法，实行单线领导；对自首而未干坏事的进行团结教育，并布置他们一定任务，编了同情小组，使他们继续团结在党的周围；对极少数自首叛变投靠敌人的采取了镇压。经过查实，西官庄三个叛徒作恶多端被镇压。
第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尽心尽力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蟠龙区的工人多、抗属多。当时一方面环境恶化，另一方面是历史上罕见的大歉收，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区委决定从帮助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入手发动群众。当时的千峪庄虽处于敌占区，但党支部坚强，群众觉悟比较高，迫切要求解决生活困难，区委便组织贫下中农向地主借粮。1943年2月，组成了百余人的借粮队，按预定计划，夜间先把一户地主家的榆树皮剥光，次日，地主发现后便到村公所报告，村长说：人都快饿死了，剥点树皮吃有什么不好，还要开你的仓借你的粮食呢！地主不承认有粮，接着借粮队带着锅碗瓢勺，冲进地主家，支起大锅，取柴点火，要粮下锅，迫使地主开了粮仓，借出了粮食。其他地主富农见势不妙，也主动地借出了粮食。经过三天的斗争，贫雇农分得６万余斤粮食，解决了一时的生活困难。经过这次借粮，千峪村的群众更加相信党组织。对紧靠火车站的村，就发动群众扒煤、拆铁轨，改善生活。聂村、暖水河、官庄等村离鲁家车站近，有许多群众都是运煤车上的工人，工人把煤车停到便于运走的地方，或在路上打开车门，或买通看煤场的汉奸，方便群众扒煤。有一次有辆40吨的煤车瞬间被群众扒光。扒煤、拆卸铁轨，既阻挠了敌人对资源的掠夺，又起到了改善群众生活的作用。
第五，组织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当时蟠龙区除个别村政权负责人仍是党员外，其余都是非党人士。对待非党人士，区委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形势、爱国教育，争取他们为抗日做出贡献，对极少数死心塌地为敌效劳的汉奸，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岳店村伪村长，依仗敌势，欺压群众，迫害抗属，强奸妇女，经区委研究上报批准，区中队白天将他逮捕枪毙。河东庄离罗村敌据点只有一沟之地，1942年，伪村长刘维芳因交抗日粮成绩显著，四县联合办事处还发给他一张奖状。1942年，蟠龙区上缴粮、钱在四县联合办事处收缴中占40%。蟠龙区西官庄和千峪村建成了我党我军的“堡垒村”。当时的益、临、淄、博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冯毅之，在他的抗战日记中这样评价这两个村：“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
（白光标口述 韩云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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