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老兵高飞的抗战故事

Chief 发表于2016-07-19 17:20:54
    高飞,原名高洪河,化名孙绍之,俗名高老三。山东栖霞人,1926年出生,1942年入伍,1943年入党,1981年离休。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第82师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2015年4月11日上午,在位于张店区人民路一军休所内,我们见到了已经89岁的抗战老兵高飞。腿脚利索、思维清晰,让人很难想象他已经近90岁高龄。

15岁就成了儿童团长
  1926年,高飞出生在栖霞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兄弟三人,他是老小,家里人习惯喊他高老三。1936年,他的家乡就有了共产党,高飞的二哥和堂叔就是本村最早的两名共产党员。“当时,二哥经常把党的秘密刊物《支部生活》偷偷拿给我看,算是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1941年3月18日,八路军山东纵队5旅第13、14团和清河独立团,在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指挥下,一举消灭了盘踞在牙山前后的国民党反动武装蔡晋康部,就这样,高飞的家乡解放了。从那时起,牙山地区一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著名的牙山抗日根据地,山东省革命老区之一。在高飞就读新安乡立中心学校初中班时,他就被选拔为该乡的儿童团长。
  在高飞的回忆里,当时的儿童团是6~16岁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除了地主恶霸、伪军、汉奸的子女不得参加外,只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适龄儿童,都可加入各村的儿童团。当时,新安乡有26个自然村,共有男女儿童团员7000余人,高飞就是“孩子头”。
  当时儿童团的任务很多,主要包括教育团员好好读书,做有文化的人;帮助军属、烈属和孤寡老人打水、打扫卫生、抬柴火;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特务;传通知,送情报;监视地主和伪军家属的活动,不让他们做坏事等。

一封鸡毛信救了三个村的人
  在担任儿童团长的日子里,有几件事让高飞记忆深刻,一是捉了个特务,二是让地主减租减息,三是鸡毛信救了三个村的人。“我记得那是在石门口村,有两个儿童团员手持红缨枪,在村头路口站岗,女孩叫小花,男孩叫大宝。”抓特务是发生在一天10点,当时有一个挑着货郎担子到乡下卖杂货的中年人要进村。检查通行证时,货郎找了半天,却始终拿不出来,反而无意中露出了一个“白锡包”香烟盒。这引起了大宝的警惕,毕竟当时老百姓都抽黄烟,哪有钱抽洋烟。随后,就带着这个人到了村公所。后来,查明这家伙是奸细。
  高飞又说起让地主减租减息的事情来。当时后野村有两个大地主,一个叫林祝轩,一个叫林祝亭。这俩人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减租减息的法令,而佃户们怕共产党待不长,一旦撤走,地主们会进行报复,因而不敢同地主斗争。
  后野村的儿童团,天不怕,地不怕,他们经工作队动员后,手持红缨枪,敲打着锣鼓,拿着两顶纸帽子,浩浩荡荡地冲进地主家里。两个地主见势不妙,知道孩子们的后台是政府派来的工作队,便马上表示:“我们减,我们减。”
  后来在1942年麦收时,蛇窝泊据点里的鬼子和伪军,拉着大车下乡抢粮。一天中午,范家庄、大泊子和上寨村的乡亲们,都在自家屋里午休,不知道鬼子兵正朝他们袭来。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从西王沟跑来了两个儿童团员,手里拿着一封鸡毛信,一边跑一边喊“鬼子来了,赶快躲起来呀!”村干部见信后,立即敲响了铜锣,乡亲们马上疏散到安全地点。

入伍不久就打死一个鬼子
  1941年秋,高飞被保送到北海地委举办的各救会干部培训班学习了三个月。在200多名学员中,只有他一个人是15岁的儿童团长。
  1942年冬天,经县委批准,高飞被任命为栖霞县十二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兼青年抗日先锋队指导员、学生救国会主任及教师救国会主任,从此正式走上革命道路。让高飞没想到的是,20天后他就正式与日本鬼子打交道了。
  那是1942年11月21日的清晨,莱阳、栖霞、福山、牟平之敌倾巢出动,“拉网”合围以牙山、马石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当时,高飞等50多人被分成8个工作片区,任务就是发动群众“空舍清野”,以“搬空、藏空、躲空”的“三空”政策,对付敌人“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
  就在敌人的扫荡即将结束的1942年12月26日中午,一股由西向东搜索的敌人,在榆山后村北的一个小高地上休息,20分钟后又继续向东挺进。有一个日本士兵因疲劳过度,独自一人躺在一个低洼的地方呼呼大睡,被高飞带领的小分队发现,并将其包围,命令其缴枪投降。这个日本士兵反而直接开枪打伤了一名队员,高飞下令将其击毙。

敌堡下600个日日夜夜
  1943年秋,高飞从北海地委干部短训班学习一个月后,被调到东栖霞县儒林区,在敌堡下工作了600个日日夜夜。
  儒林区是东栖霞的第二区,在那里驻扎着侵华日军一个小队和180名伪军,有2个炮楼和几处暗堡、壕沟、几条军犬等。由于它的存在,完整的栖霞县被分割为东栖和西栖两个部分,儒林区是东栖霞县所属的一个区。
  为此,我党开始了以发动群众对敌斗争,打击汉奸、特务等反动分子,搜集敌人情报等为主的地下活动,高飞就是其中一员。他介绍,在敌占区工作,由于环境恶化,危险性大,活动方式同在解放区工作大不一样。除了分散、隐蔽、昼伏夜出、各自为战外,每个人都改名换姓并有伪装的公开职业。
  “我当时就是化名孙绍之,公开职业是卖杂货的小商贩。”高飞说,这还不够,为了有几个可靠的落脚点,他们还秘密建立“堡垒户”。高飞就在7个自然村先后建立了6个“堡垒户”,其中,有4个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高飞始终忘不了“堡垒户”张大伯、李大妈以及当时他们19岁的儿子张小虎对自己的关怀和帮助。
  (记者:马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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