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磐石的爱人石德自述简历

    石德，河北束鹿人，1925年出生于河北省束鹿，1944年参加革命，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宣传员、编辑、妇女会副会长、书记、机要秘书、安徽阜阳军分区机关支部书记、副协理员、华东军区人民武装部办公室机要秘书、军委工程兵政委办公室秘书，1955年转业北京市东单区（现东城区）政府担任人事科副科长、粮食科科长，北京童装厂支部书记等职务，1972年担任南京市秦淮区政府总支副书记，1975年担任北京服装二厂总支部书记、北京服装一厂总支部书记，一九八三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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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农村，后随父母移居石家庄市。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在石家庄市立一小读书；一九三七年日寇入侵中国，停学一年；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在石家庄女子小学读高小；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在保定河北省立女师读初中；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在北平私立志成中学读高中；一九四四年由同班同学宋玉先介绍参加革命。一九四四年进入山东鲁中军区抗日根据地以后，先在青年学习班（对外称“青年招待所”）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游击战》等三个文件，负责人是张健、邹建。两、三个月后，分配到在鲁中军区“鲁艺宣大”，当时的负责人亦即宣大队长是齐尧、丁志刚。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即调出“宣大”到济南市委城市工作部等待安排工作。几天以后，邹建找到我说，原本计划叫我回北平做学生工作，后因情况变化决定仍安排我在根据地工作。回到鲁中后，我被安排在《鲁中大众》报社，做学习编辑，当时的社长是宫达非同志。一年多以后，我被调去沂原县文坦区担任妇女会副会长，妇女干部是张道现同志。在沂原县的两三年中，我几乎天天下到农户与农民大妈大嫂一起劳动、拉家常，揭露蒋介石的罪行，并且组织动员妇女拥军优属，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进攻山东时，县里安排我随部分区县干部及老弱病残一起向黄河北转移。当时有县妇女会会长刘琳同志和她的小儿子一起同行。之后，刘琳同志大概因为身体弱，而且身边有小孩便留在了黄河北。我回来后就在妇女会工作。那时我迫切要求解决我的党籍问题，当时新任命的县妇女会会长石坚同志在省妇联学习，没在县里。我就找到县人民武装部部长李硕之，李叫我找县委书记刘延博，刘又让我找县委组织部干事桑茂成。我向桑茂成同志表达了解决党籍的要求后，他给了我一份入党志愿书让我填，并且告诉我，因为我是学生出身，属于小知识分子，候补期为一年，介绍人要两位同志（工农出身的同志候补期只有半年，只要一个介绍人即可）。他是介绍人，另一位因为考虑我是妇女干部就填了石坚同志。一九四八年秋天，我成为了一名候补共产党员。一九四九年春，组织为照顾我和高盘石同志的关系，即调我去鲁中南军区军械处办公室做书记（类似于文书，但要比文书的工作范围大一些）。同年秋，因候补期满，经支部讨论通过，我转为正式党员。协理员的名单记不起来了，支部组织委员叫徐杰，军械处处长高盘石，副处长肖长雪。一九五〇年，我被调到军区政治部直工科担任文化干事，当时的科长是张健（女）。一年后，我随高盘石同志的工作调动，先后在南京军区人民武装部办公室任机要秘书，当时的部长是王建青，安徽阜阳军分区司政机关支部书记，副协理员，证明人政治部主任陈玉。一九五二年底调军委工程兵政委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秘书工作组组长苏醒；也在《人民工兵》杂志社通联组工作过，社长张天。一九五五年响应军委号召，我转业至北京市东单区（现东城区）政府担任人事科副科长、粮食科科长等职务。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下放劳动。一九六〇年平反后，在东城区交通运输局民间运输组担任副组长，后又在区调研组负责调查基层领导班子的工作。一九七二年随高盘石同志去往南京，任南京市雨花区政府总支副书记。一九七五年返回北京，并决定在服装公司所属的童装厂担任支部书记。文革后期担任服装二厂总支部书记、一厂总支部书记。一九八三年离休。我的历史很平淡。参加革命前，除去读书以外，有时与同学看看电影，到同学家玩玩。当时同学的家长干什么的都有。有的当汉奸、有的是反动会道门的、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是伪政府的职员、有的则是群众团体或妇女会的成员。我上保定女师的时候，学校为监督与控制学生的言行，设有日本教官。因为当时正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日寇对河北大平原进行疯狂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的时候，日寇的罪行在学生中流传很广。放假回石家庄后，我听到我的一个原籍老乡也谈到类似的情况。时值夏天，石家庄流行霍乱，不少患者上吐下泻，去医院看病的被一个不漏地活埋。弄得人人心惶惶，有病也不敢看，宁肯躺在家中等死。日本人称霍乱是“勿列拉”，日本兵就挨家挨户搜查患“勿列拉”的人，发现一个拉走一个。日寇还宣传“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还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领袖朱德、毛泽东为“共匪”，称共产党“共产共妻”等等。日寇的虚假宣传，以及我耳闻目睹的事实激起了我的民族自尊心，同时让我更加明白，只有打走日寇，中国人才能直起腰杆。一九四三年，我考入北平私立志成中学。学校虽然没有日本教官，但听同学们说日本特务经常光顾学校。入校不久我便结识了班上的同学宋玉先。宋玉先是个山东人，为人很朴实。我俩都坐在后排而且挨得很近，我们很谈得来。我们谈到了学习、生活、理想、志愿，还有如何打跑日寇，如何去抗日根据地参加对日寇的打击……  那时候不知是谁放了两本小说在我宿舍的床上，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一本的书名忘记了，我在课余时间看完了这两本书。我和当时的青年学生一样，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要打日本就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勇敢、坚强，就这样我和宋玉先决定去山东抗日根据地，并定下了出发的时间。在临走前两三天，我回了一趟石家庄。看了我的母亲，我对她说我要去山东，那里有抗日大学。我还对一个小学同学说我要去山东参加抗日了，她威吓我说，那个地方不能去，共产党共产共妻，三个人开个会看你不顺眼就弄死你，还说朱、毛是“共匪”头目，这些话和日寇的恶毒攻击讲得一样。当天晚上我就乘车回到了北平。在我与宋玉先在火车站会合时，北平的学生只有我一个，另外一个是天津的一位女同学，名叫刘凤。那天晚上母亲赶到前门火车站想要阻止我走，我对她讲我送同学回济南后玩几天就回来，劝她回石家庄。我排除了母亲的阻力和小学同学的威吓，由前门火车站坐上了开往济南的火车。第二天到达济南后出城时要经过日本岗楼的搜查，我们假说回家度假，这才放行。出城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八里庄的一个关系户住宿了一夜，第二天关系户找了两头毛驴并叫人送我们去济南市委城市工作部。至此我们踏上了山东这块土地，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共产党领导下开辟的抗日根据地。而宋玉先这时候却离开了，去了哪里我与同行的刘凤都不清楚。从暑假分别之后就一直没再见到她。后来只听说她在解放区的名字叫“宋克”。志成中学有没有党组织我不知道，宋玉先在学校时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除了宋玉先之外还有人在帮助我，比如给我小说看，有一段时间叫我帮助学校学生食堂采购副食，做一些有益的活动等等。这些都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力，终生难忘。进入山东后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新鲜，因为那里有山有水，在我去城工部的路上经常骑小毛驴爬坡，一不小心就从驴屁股上摔下来，还要再骑上去继续赶路，很有意思。到了城工部，接见我们的是一位年轻干部，他与我们谈了两件事，一件事是革命是长期、艰苦、曲折的，当前主要任务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革命就像一朵鲜艳的玫瑰花，要想得到她就不能怕被刺到手；另一件事是，为了今后革命工作方便，让我们在根据地换一个名字，那时候我十分崇敬朱德总司令，因此就将我在学校时后的名字“石景如”改为“石德”。在城工部短暂停留后，我就到了“青年招待所”参加了两三个月的学习。那一年的中秋节，在当时生活比较艰苦的情况下，“青训班”举办了学员联谊会。月饼水果齐备，学员们还各自出节目，我当时唱了一支歌。联欢会过后不久，部分学员分配了工作，其中青年知识分子夏琳、夏滨、卢振波、小魏和我分配到了“宣大”。我将学生时代穿的大褂和一些不便携带的物品交给了齐尧队长，以备演戏、唱歌的时候用。进入“宣大”以后，我被分配在唱歌组。我们学唱《黄河谣》、《大生产》、《兄妹开荒》、《小儿黑结婚》、《大刀向鬼子砍去》等歌曲。早晨出操之后练嗓子，饭后学歌谱，学唱歌。到了演出的时候，有时候我扮演群众角色，没有演出任务的时候就为其他同志做一些演出前的准备工作，或者帮助群众劳动，推磨推碾，学纺线，或者组织青少年学唱歌颂劳动模范吴满有的《谁养活谁》等歌曲。最难忘的是一九四五年打下沂水城之后，前线参战的同志们带回了五六个日本兵，关在一个农民家中。这几个日本兵横七竖八地躺在土炕上。我就跑去看，昔日在中国土地上作恶多端、横行霸道的日寇们，如今却落得一身惨像。让我和围观的群众都拍手称快。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投降。“宣大”的同志们与驻地周围的农民群众都欢欣鼓舞，热烈庆祝。我们白天扭秧歌，打花鼓，踩高跷，演活报剧。欢庆的队伍所到之处都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妇救会、儿童团还有许多青少年也都随着游行的队伍边跑边呼口号。到了晚上，“宣大”的同志整队沿着村边小路游行，当地的群众便随着队伍打起了灯笼火把，和同志们一起游行。第二天，我去道具组找了一付高跷，想学着踩高跷。那里有个同志便耐心地告诉了我踩高跷的要领，“腿要直、膝盖不能弯……”，十分有意思。在“宣大”的日子里，我感到这里的同志有着严密的纪律，服从领导，对敌人疾恶如仇。在生活上方面，艰苦朴素，同志之间相互关心，互相帮助，人与人的关系真诚和谐。我相信他们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在“宣大”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从这些同志的身上汲取了书本中没有的革命力量，同时也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