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对自己的衣食住行是随意而安的。所以我也很少去关心别人的生活琐事。我与彰风的接触中，只见他穿的同我一样，是陈旧的西服(这是香港的普通装束)；在报社办公时，同职工一道吃公共伙食。至于他在报社以外的居住生活情况，我长久不知道，也从没有过问。
报社同文化界，新闻界以及民主人士交往中，免不了开茶会、座谈会、宴会，有时还同一些关系密切的人在咖啡店、酒吧间约会谈话，甚至上跳舞场去观光。在这类场面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饶彰风。
在日常的见面接触中，我发现彰风既不抽烟，也不饮酒，从来都不谈吃喝玩乐的问题。但尽管他谈的是严肃认真的工作问题，却总是面带笑容，轻松愉快，平易近人，使人感觉彼此间毫无隔阂，十分亲近。
就因为如此，我常常同他开个玩笑取乐。有一次我故意问他：“我到香港这么多时日了，你一次都没有邀请我到你们家去作客，招待我吃点什么，也不让我见见你的尊夫人，这未免太吝啬了吧!"他听了大笑，连声说：“抱歉、抱歉，我一定请，一定请，得等我准备准备吧!”
可是他这个诺言，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实现。原来他在香港多年，都没有一层象样的房屋，直到他几次到南洋各地工作以后，侨胞的关系多了，需要接待来往的客人，才在香港北角七姐妹道租住一层楼房，实际也不过两三间住室而已。至于他请我吃的“宴席”，是他同夫人何秋明亲自下厨做出来的家常饭菜，略有广东风味罢了。
在这里，我是第一次见到何秋明。她也是湖南人，是我的老乡，一口家乡话，听来倍觉亲切。她穿着朴素，态度温文尔雅，是贤妻良母型的女同志。
这次到彰风家拜访的结果，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一家过的简朴的生活，他除去革命和工作之外，是很少考虑自己的私事的。
五
我同饶彰风的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六四年的八月初。那是我跟随北京市和平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之后，在广州停留几天，候机回北京的归程中。
当我在广州一家宾馆住下来，彰风不知怎么得到我来广州的消息，突然走进我的住室，使我非常诧异。两人握手言欢，就像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一样，高兴非常。
我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离开香港到北京的。我离港北上的一切事务，都是彰风亲自安排的，也是他亲自送我登上轮船，连我同我爱人陈海云的床位舱房，都是他向船主特别交涉，商定下来的。这件事使我至今不忘，也终生难忘。 i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四年，我同彰风已分别了十五年之久，可是重逢之时，我看他的面容风采，却同十五年前没有多大差别，而脸颊上的两个笑靥，也一如往昔。我只是在解放初听说过彰风在广东省委当统战部部长，所以我问他： “广东的统战工作做得怎么样?”因为我自己从一九五九年起，也是在北京市委当统战部部长，我把他视为同行，想向他取点经验。他说： “我现在省科委工作，将要到省文教办公室工作，早已不作统战工作了。”我见他毫不在意的样子，以为他不过是一般地调换工作岗位，就没有再追问下去。
座谈没有多久，他起身拉住我的胳臂说：“走吧，我今天是特意来陪你去白云山、观音山的，下边有车在等候着哩。游完山，我同在香港几位老同志，请你到一个酒家聚餐。”彰风这个邀请，虽出我的意外，但他一片热情，使我深为感激，立即穿好上衣，同他携手下楼、上车。
车行很快，不久便上了山，树木葱茏山路曲折，风景引人人胜。彰风沿路指点给我看，这儿是什么景，那边是什么泉，把白云山的风景名胜，都一一介绍给我，使我目不暇接。
这就是我同饶彰风最后的一次见面，而且成了永别!
直到今年六七月间，我又到了广州。我这才知道彰风不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负屈，而且早在一九五八年就被诬为“右倾投降主义、严重的地方主义"，受到撤职、降级的处分、下放到边远的连平县，任县委书记。他在连平县时，依然县若无其事地辛勤工作，跋山涉水达两年之久，直到一九六O年才被调回广州，当省科委副主任。
彰风对这一段经历，在一九六四年那一次同我见面时竟只字不提。可见他对党组织是怎样忠诚不二，丝毫也不把自己所受的打击放在心上。他是一位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的事业第一，革命工作第一，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一，而又毫无利己之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现在我们的党和国家，经过十年浩劫，拨乱反正，使全国人民重见天日；在内乱中一切被诬陷、受迫害以至含冤而逝的革命同志，也获得了平反昭雪，这实在是我国历史性的一次大转变。饶彰风英灵不泯，当含笑于九泉之下。我为了悼念饶彰风、何秋明两位同志，口吟绝句一首，作为这篇回忆的结束：
四害妖氛当尽扫，神州浩气必长存!
彰风笑靥应犹在，请共秋明饮一杯!
一九八二年九月于北京
编者注：廖沫沙（1907～1990）湖南长沙人。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职于上海明日书店，后又任《远东日报》编辑。1934年加入“左联”。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先后在湖南《抗战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晚刊、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去香港恢复《华商报》，任副主编、主笔。
建国后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1966年文革期间，廖沫沙和邓拓、吴晗三人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1979年初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