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浩劫中，我所敬爱的老革命家和我最亲近的同志牺牲于腥风血雨的实在不少，饶彰风即是其中之一。我每一思念到这些同志，无不感慨万端，不知从何处谈起。现在且抛开一切思绪，只回忆我同彰风相逢相识的几点往事吧。
一
我同饶彰风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十二月中、下旬，见面的地点，是在香港干诺道的大中华旅社三楼的客房里。
我是奉周恩来、王若飞的命令，赶到香港来参加《华商报》的复刊工作的。一九四一年我参加过《华商报》的创刊，所以我是这家报纸的老工作人员。
一九四五年是中国与世界发生历史性大转折的一年。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转折的关头，高瞻远瞩，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战略、战术、政策路线作了全面而周密的正确部署。我就是在这样一个部署之下，接受周恩来、王若飞的指示，从重庆赶到香港去参加复刊《华商报》的。
在此以前的三年多时间，我一直是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中旬，我接到调派我到香港的命令，经过十多天的准备，于十一月初由重庆动身。在动身之前，我估计只由我单枪匹马地到香港去复刊一个大型报纸，未免力难胜任。所以我向周恩来和王若飞当面提出，请求党组织允许我从《新华日报》社抽调一两位同志一同前往，以便协助工作。我这个要求，得到他们慨然应许，并且准许我要抽调谁便抽调谁。这样我就把任以沛、黄文珊夫妇一同带到了香港。
任以沛不但英文程度很高，而且熟习国际时事，他在《新华日报》发表过不少国际时事文章；黄文珊也是专攻英语的。到香港办报纸，这样的人才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三人从重庆起行后，一半的路程虽能搭上汽车、火车，另一半长达千里，却只能靠步行或搭小木船，沿路停停走走，缓慢前进，整个行程足足走了一个多月，直到十二月中旬，才到达香港。
二
一九四一年我到过香港，同我在桂林《救亡日报》一起工作过的陈紫秋，当时也同在香港。他的长兄在香港经营大中华旅社，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一到香港，就直奔干诺道大中华旅社。住定之后，我就到旅社的账房间去打听陈紫秋的下落。真巧，他们告诉我；紫秋就在相隔不几家的一座楼房的报社工作，那家报社就叫《华商报》。他说完，立即拿起电话找陈紫秋。
我回到住所的房间不过半小时，陈紫秋就带同一位个头不高、面白微胖而笑容满面的人来看望我们了。这就是饶彰风。紫秋把彰风介绍给我以后，彰风接下来娓娓而谈，把报纸复刊的准备工作向我作了详尽的介绍。据他说：一切都已近完成，只待试版。
这使我大感意外。原来我以为要复刊这份报纸，尽管有当地党组织和党外人士的帮助，但香港终究不同于内地，人力物力必有许多困难；没有料到在香港的党组织居然选派了饶彰风这样一位得力的好干部，既有办事的才能，又忠诚于党的事业和党所交付的使命，他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报馆筹备齐全，只差定期出版了。
谈到报馆的规模，我不能不联想到一九四一年《华商报》创刊时的情况：那时是没有集中的报社社址的，编辑部、经理发行部、职工宿舍分散在好几处，人们上班工作都得四处奔走，而现在(一九四六年)复刊的《华商报》报社，这些工作部门都集中于一座楼房，各部门联系非常方便；更大的方便是印刷部(排字和印刷)也在同一座楼房，而且是报社自办的印刷厂。楼房的第一层前半部分是发行营业处(后来还开设了新民主出版社的门市，出售新书刊)，后半部分是印刷机器间，二层是排字房，三层是编辑室，四层是经理部门。隔邻的楼房，是一家商行，同我们有过业务关系，它的三楼、四楼也分租给报社，有门相通，作为职工宿舍和厨房，报社连伙食也是自办的。
不但报社的社址、设备、规模都十分完善，使我很满意，而且报社的人事安排、版面设置和其它一切工作，都进行得井井有条，不用我作任何操劳。我在重庆时所担心的，现在都涣然冰解，如释重负。
因此，当我听完彰风的叙述，不能不大为惊叹，赞叹他的工作才能，赞叹他的勤劳细密。我除开不断地点头表示赞许之外，当他说完后，我不禁跳起身来，同他握手，向他致谢。那时我心里想的是：饶彰风确是我们的一位忠诚、坦率、勤勉而有才能的同志!
三
我同饶彰风见面的每二天，就带任以沛夫妇迁往到报社隔壁的三楼职工宿舍。宿舍同编辑室有门相通，上下班很方便。从此以后，我同彰风差不多天天见面，共同商定报社内外的一切事务。在分工上，我同刘思慕(他是总编缉，我是副总编缉)主要是管报纸的版面，报社的其它一切业务都由彰风主持。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一九四六年冬，萨空了从重庆来到香港，进报社担任总经理为止，彰风才解脱报社的繁重事务，分出时间和精力去对待报社以外的其他重大工作。但是他同报社也还是千丝万缕，联系不断，特别是党内关于政治形势的分析，报纸的宣传方针等等，他总是及时来向我们作传达或商量计划。
在这个时期，彰风使我得到另一个印象：他是我们党内最忙碌的、工作负担最繁重的同志。他虽然不在报社值夜班，但从我同他接触谈话之间，可以推想到他是在日夜操劳，很少休息的。据我所知，他那时所管的工作真是头绪纷繁，他每天要接待或走访的人，不是几十人也是十几人。因此我曾经同他开过一个玩笑，讲他是我们党驻香港的大总管，是我们的“总管大老爷"。
尽管饶彰风是个日夜操劳的大忙人，但是他对待别人，对待同志们的生活琐事，却事无巨细地时刻关心，照顾得无微不至。我就是受到他无微不至地关照者之一。
我同任以沛住进报社的职工宿舍以后，我是单人住一间房，以沛夫妇也是单住一间房。这比其他职工同志们的集体住房来说，已经是优越得多了。我们住的房间虽小，但一床、一桌、一椅，作息都很方便，在我是很感满意的。我住进之后，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另找住房，更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住在这间又小又暗的木板壁房，有什么不舒适。但是住下两三个月之后，彰风忽然通知我：代我们在坚尼地道安排了一套两大间的住房，让我同以沛夫妇搬去。我不但感觉突然，而且想到生活上为难的事很觉犹豫，一怕下了夜班后要走很远的路才能休息，二怕吃饭不方便，上餐馆吃饭，价钱太贵，自己做饭又太麻烦。他见我踌躇着不答应，立即猜想到我的心思，笑着说：“从报社到坚尼地道并不远，走一走，也算散步、运动。对身体是有益的，已经代你们雇用了一位女工做饭，不用到报社来吃公共伙食了；再说那边的房间，高大、宽敞、亮堂、也没有闹声，你们上夜班的可以好好地休息。"
这样周密的安排，真是出乎我的意想，也使我深受感动。我同以沛夫妇立即高高兴兴地搬进这两大间新居去了。
搬进新居不久，一天从报社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场大雨，使我的肺结核病发作，又是彰风亲自带我去医院检查就医，随后又安排我住院治疗，花了他不少时间。
以后我才逐渐知道，他这样体贴人微地照顾人们的生活，不止是对我，对报社旁的同志也无不如此。这一点，当年同在报社工作的同志们都有同感的。
他这样在生活上照顾安排的，不仅是报社以内的同志们，而且遍及党内党外一切因内战局势紧张从内地撤退到香港来的各方面人士。
一九四六年的夏天间，内战已正式展开，国民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对我们党和民主党派人士采取迫害行动。从当年的秋季开始，我们党的一部分同志和民主党派人士就陆续向各方面转移。转移最集中的地方，就是香港。因此香港一时成为风云聚会的中心。
饶彰风在党的领导下，这时就成了接待与安置这些撤到香港的党内外人士的“总站长”。他在那个时期，接待任务的繁忙，是无法以言语形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