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的煤都———黑龙江省鹤岗。一望无际的雪地上，张国福领着年迈的父母，顶着呼号的风雪，艰难地向煤矿家属区走着，身后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
当时，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勒紧腰带，偿还着苏联“老大哥”的债务。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肆虐，人们的生活落到了低点。鹤岗这个地方也不例外。因为张国福的工种属于特殊行业，他每次从南方押运火药原料回来以后，都能得到三个玉米面窝头的“保健饭”。每当他将这三个窝头拿到手时，马上想起了嗷嗷待哺的五个儿女，想起了远离他乡的父母。为了不使父母挨饿受冻，张国福写了十几封信催促，两个老人从吉林省榆树县来到了鹤岗矿务局。
张国福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自己的父母在身边能够得到照料，担忧的是，三个窝头能保证一大家子人安全度过这一大饥荒吗？他说不准。不过，有一点他可以达到，那就是，不管千难万难，决不能让父母和儿女在饥饿中死去。
那时，粮食供应标准相当低，张国福的父母也没有口粮。有时，全家人一连几天都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只能等着张国福从南方押运回来所分到的三个窝头。每当张国福回到家中时，他便把一个窝头分成两半递给父母，再把另两个分成五份给五个儿女。他和妻子喝只有几粒米星的“稀水粥”。
再后来，他又有了新的分法，每次要匀一个给邻居的儿子。
为了共渡难关，除了每天吃饭时鼓励家人“困难是暂时的，饥饿更是暂时的”以外，他利用押运的空隙时间，带领老伴儿和儿女们来到十几里外的农村，在田地里捡起了豆皮子，或者到地里挖大头菜根子。背回家里后，把豆皮子用开水煮着吃，把大头菜根子洗净煮熟当饭充饥。
有一天，张国福的父母从衣兜里掏出10斤全国粮票，交到他的手中：“儿子啊，我们不能眼看着你们全家人饿死，这10斤粮票，是我们在吉林老家口挪肚攒得来的。你拿着它，到自由市场上换点吃的吧！”
张国福一句话都没有说，眼泪汪汪地接过这10斤全国粮票。他在市面上转悠了三天，才用5斤全国粮票从别人手里换回来10斤稻糠。10斤稻糠，只能解决半个月的口粮。
张国福夫妇把稻糠熬成稀粥。每顿吃饭时，他们用铁勺子将干糊糊的稻糠粥，盛给父母和儿女，半干半稀的稻糠粥，盛给老伴儿。当他觉得老伴儿已经喝完稀粥的时候，才会放下手中的碗，喝点稀汤寡水的稻糠粥。
由于饥饿，张国福走起路来一个劲儿打晃儿，手、脚和腿明显浮肿起来。老伴儿非常心疼，劝他多吃点，但他总是淡淡一笑。他相信，国家会有办法的。
他的父母再也看不下去了，劝他找单位或者民政部门解决一些口粮，何必全家人，也包括邻居家，一起争夺仅有的三个窝头呢？理由很充分：“你扛过枪，渡过江，受过伤，完全能够争取到的！”
听了父母的说法，张国福笑着说：“你们提出的理由，一点都不充分。不光是我们，就连北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他们也都勒紧腰带，和全国的老百姓一起，积极地还债呀！我虽然参过军，这也不是向组织要粮食的资本呀！坚持吧！我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们的国家也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儿子的一番“讲解”气得父母坐在炕上，一声不吱。第二天，张国福的父母不吃不喝，以死威胁。这一下子张国福慌了，凭他怎么劝也没有用。
张国福真的害怕了，他恳求道：“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了！你们打我、骂我，怎么都成！我就是求你们坐起来，吃饭呀！你们不吃饭，我不就成了大逆不道的罪人了么？”
父亲气呼呼地坐起来，用手指着他：“你不是罪人是什么？哪有你这个样的，放着能解决的事情不去办，却在家里忍饥挨饿的，你算什么人？”
母亲哭着说：“16岁你就参军打仗，不说你有功劳，那还有苦劳吧！你找单位解决口粮，这还算过分么？你不是我们的儿子！这个兵白当了！你简直是一个窝囊废！”
没有办法的张国福只好硬着头皮，答应找单位解决口粮。一听儿子答应了，父母马上坐起来，有说有笑地和孙女、孙子盼望张国福的“胜利消息”。
张国福心里最清楚，自己决不能暴露身份，必须采取最实际、最方便的方法，来应付父母儿女的盼望。他终于想出一个“好”的办法。第三天早上，张国福喝过稀粥以后，坐在父母和儿女们面前，平生第一次撒谎了：“我几天来找了单位领导，可目前他们也有很多困难。但是，他们答应，在自己家房前屋后种点地，以解决咱家的口粮问题。”
父母马上意识到这是在撒谎，摇晃着脑袋不相信：“这种地种不种，你们单位领导管不着呀！”
张国福继续撒谎：“这你们二老就不懂了，在咱们老家，种地那是农民的自由。可在鹤岗矿务局，种什么得单位领导批准的！”
就这样，张国福总算把这一“难关”渡过去了。紧接着，张国福和他的老伴儿在自己的房前屋后以及附近的地块种上了蔬菜。
后来，这一秘密被张国福的父母发现了。有一天，二女儿有病发烧，他正在火药车上卸货。他的父亲着急了，急匆匆来到十三厂找他。老人家一进厂区，就遇见了厂长。经过一番打听，老人家便将张国福在家种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一遍，还连连感谢厂长对他们家的大力支持。厂长听糊涂了。这才使老人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当天晚上，张国福的父母狠狠训了他一顿，他一言不发，任凭父母“批判”。过后，他还是与往常一样，揣一个烧好的土豆去上班，既当菜又当饭。省下押运回来的“保健饭”———三个窝头，分给自己的父母、儿女，还有邻居家的儿子。
终于有了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出差十几天的张国福回来时，带来了千里之外的苹果，每个人一个。他没有忘记邻居家的儿子，打发老伴儿将苹果送去。
当父母看到张国福上班时还是揣着土豆时，他们心疼了，商议着回自己的老家。张国福说什么都不让。可是，任凭张国福如何哭求，如何跪拜，他的父母去意已决。没有办法，张国福只好将老人剩下的5斤全国粮票拿出来还给他们：“爹！娘！这剩下的5斤全国粮票带着吧，眼下这么困难，能解决点问题的。”
父母依然是父母，心疼儿子胜过自己：“你留着用吧，不要考虑我们，我们都老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的诀别！
二位老人离开鹤岗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原籍吉林省榆树县相继去世。亲人们记得，他的母亲病危时，老人想着儿子，昏睡中还在叨念着张国福。亲人们都在责怪他。当亲人们将电话打到十三厂时，张国福手握话筒，肩膀就像灌了铅一样，怎么也放不下，眼睛被泪花模糊了。
可是工作在等着他。他一咬牙，抹了抹眼泪，又向押运车走去。卸货一结束，张国福急匆匆地向鹤岗电报室跑去，嗓子就像有一团棉絮堵着，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在电报纸上写道：妈妈，儿子工作太忙，希望你保重。第二天上午，亲人们接到了他的电报。当亲人将电文读给母亲时，老人家这才安然地闭上了眼睛。
不到半年时间，张国福的父亲因积劳成疾身患癌症，在“我儿子他们过得还好吗”的呼喊声中，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张国福一下子瘫坐在地上，任泪水肆意横流。
也就是从那一年起，每当清明节来临，张国福都要带着父母留给他的五斤全国粮票，和一瓶白酒，来到郊外的十字路口，冲着家乡方向，将五斤全国粮票铺在供桌上，他流着泪水，燃烧着冥纸。随着冥纸化作一缕缕青烟，随风而逝，张国福心中无尽的痛总是汹涌而来，使他长跪不起。
（摘自《北京文学》2009年第5期 英雄埋名四十年 作者：泽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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