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初，在同济医院的病房，笔者见到了老红军谢滋群。看到我们来，老人显得很高兴，笑、点头、缓慢地说着话。这是谢老住院时间最长的一次，五个月中，病危两次，他是用自己的意志和病痛作斗争。但遗憾的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谢老几乎已经不能完整地表述了，很多时候，是谢老的家属在旁作注解。
1930年，红军第四军驻扎在江西兴国县。就在那时，谢滋群当上了红军，分配到红四军二纵队司令部当传令兵，他的班长是当时只有18岁的杨得志。
当年7月底，红军攻打长沙。守城的敌军顽固抵抗，我军屡攻不下，传令班的同志昼夜都在炮火硝烟中奔走传令。
一天夜里，杨得志命令谢滋群去33团传送司令部的命令。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谢滋群找不到团部，心里非常着急，只好转回去向杨得志报告。杨得志一听急了，鼓励谢滋群再去一趟，并再次告诉他去33团该往哪儿走。谢滋群摸着黑，照班长说的方位走，穿过枪林弹雨，终于把信送到了33团首长手里。回报时，杨得志班长很高兴，司令员曾士峨对谢滋群说：“小鬼，你做得不错！”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937年1月初，谢滋群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侦察任务：为中共中央机关迁至陕北延安进行前期的侦察工作。接受任务后，谢滋群挑选了5名侦察员，请两名老乡作向导。一番乔装打扮后，他们来到延安。经过缜密侦察后，谢滋群向西北保卫局局长周兴汇报：延安没有国民党部队，可以进驻。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顺利从保安迁到延安。
红军一军团到达陕北后，部队决定送谢滋群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周恩来车队突遭袭击 受命查出开枪土匪
谢滋群从红军大学毕业后，调任西北保卫局侦察科长。
说到这段经历，有一件事让谢滋群非常难忘。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坐卡车从延安南门出发前往西安。车内还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随从副官陈友才、机要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四名警卫员，以及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
卡车一直向南行驶，从延安到西安，要跑上几百公里。当卡车就要进入白区时，战士们提高了警惕。进入甘泉县境内一个叫劳山的地方时，突然枪声大作。周恩来立即观察地形，只见公路正前方一道大坝梁上有一座山神庙，枪声不断从庙左右两侧响起，周恩来果断命令加速行驶，摆脱伏击！司机加油前冲，但密集的子弹将轮胎击破，司机倒在驾驶室内，卡车就困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周恩来立即跳下车，指挥警卫战士还击。
张云逸命令副官陈友才带警卫随周恩来转移，又命令陈国桥指挥红军战士阻击敌人。不久，陈友才大腿中弹，无法行动，他索性主动迎战，把敌人火力全吸引到自己这里。陈友才牺牲后，陈国桥带领战士继续抵抗。红军战士个个英勇善战，由于他们顽强阻击，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曹鸿5人徒步撤回三十里铺，在西北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延安。延安城顿时为之震惊。毛泽东叮嘱警卫团长黄霖：“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黄霖带上十几个战士飞奔而去。
西北保卫局局长周兴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文书于桑带领特务队骑兵排出发营救，还发出鸡毛信命令独立团增援。黄霖马快，首先赶到三十里铺警卫周恩来。随后，几十个红军骑兵陆续赶到。周恩来立即布置分工，由张云逸和检查站站长率队到劳山营救其他红军战士。
弹痕累累的卡车停在山坳，行李、文件散落在牺牲的红军战士周围。张云逸详细检查，发现牺牲的机要员口袋里面的密码尚在，遂将密码销毁。然后，他带领战士收殓了18具烈士遗体。
周恩来了解诸事安排妥当，才和黄霖乘马返回延安。
关于周恩来车队在劳山遭遇伏击的事件，一直有形形色色的传说与猜测，但经过缜密侦察，谢滋群发现是以李青伍、齐金权、姬延寿为头子的一伙土匪所为。于是，有了接下来的剿匪行动。
原来，李青伍在延安南门安插了一个坐探，那人叫冯长斗，专门向李青伍通报延安商旅信息。周恩来出行之前，三辆卡车停在南门外待命两天，被冯长斗通报土匪。李青伍以为车上有财物，带人在劳山等候。战斗打响之时，李青伍目标始终锁定卡车里的财物。出于工作需要，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穿西装戴礼帽，土匪以为他是大官，搜口袋却发现了周恩来的名片。李青伍慌了，命令土匪从卡车上抬了两个铁皮箱子就跑，抬了十几里路，他们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没有黄金鸦片，全是文件书籍。
这年冬天，逃至山西临清县樊条屯的李青伍，被锄奸队逮捕。大规模围剿，抓捕了多数匪徒。边区政府在甘谷驿、二十里铺、临镇等集镇，公开枪决了李青伍、齐金权等土匪头子。
在破获劳山袭击周恩来车队事件中，谢滋群由于工作出色，受到了领导的表扬。之后，谢滋群又随着部队南征北战，东奔西走。
南下途中扎根武汉 脱下军装走上从警之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谢滋群任内蒙古昭乌达盟热北军分区副政委。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形势发展迅速。南京解放后，武汉也于1949年5月16日解放。谢滋群于6月6日抵达武汉，被任命为武汉市公安总局副局长。
面对新的工作，谢滋群有过彷徨：他长期在部队工作，此时仍想随部队南下打仗。正在犹豫不决时，一天晚饭后，他在街上碰到了在延安总政部的老领导谭政主任，他非常热情地向谢滋群打招呼，问道：“你去市公安总局了吗?”谢滋群说：“没有去，我还是想去海南岛。”谭主任邀谢滋群去他的办公室，说：“滋群！你留在武汉吧！武汉是华中重镇，接管城市任务非常重，你一直是做保卫工作的，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组织上已决定你留在武汉市公安总局工作，和朱涤新同志搭伙。”
谢滋群就这样留在了武汉，开始了他人生的新里程。翻开50多年前的一本本工作笔记，那已经泛黄的纸页上，用各色墨水写的工作记录，有些字迹已经变得模糊了。然而，脱下军装、从事公安工作的一段段往事，谢老却记忆犹新。
公安工作，千头万绪。解放初期，缉私、镇反、肃特、擒谍、保卫等诸多工作，都压在公安人员的身上。谢老向记者介绍了一段在武汉取缔娼妓的往事。
为了解社情，掌握公安工作的主动权，谢滋群和治安处的同志，经常穿便衣上街。谢滋群记得，第一次进民众乐园，只见园子里灯光微弱，游客嘈杂，三教九流，乱窜乱跑，娼妓成群结队，比比皆是。谢滋群看见一个男客在园子里，一下子就被七八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娼妓围了。谢滋群和治安处的同志悄悄在园子里走动，看见园子里有唱京戏的，有唱楚剧、汉剧、越剧的，还有杂耍厅、电影院。混乱的园子，无疑是土匪特务和恶棍出没的处所。
出了民众乐园，治安处的同志告诉谢滋群，统一街的娼妓最多，五个一窝，十个一巢，她们生活无着，靠出卖肉体养活自己。谢滋群便和治安处的同志一起，转到统一街，果然看见许多涂脂抹粉的娼妓，嗲声嗲气地正与嫖客讨价还价。
看到这些情况，谢滋群想：在老鸨的威逼下，娼妓们三五成群，弄姿街头，公开拉客，不仅败坏社会风气，而且传染性病，危害市民健康，对社会治安也有负面影响。从那时起，谢滋群就想在武汉铲除这种丑恶腐朽的东西，荡涤污泥浊水，净化社会。
1950年，谢滋群吩咐治安处的同志，对武汉所有妓院和娼妓造册登记。听到这个消息，有些妓院老板和娼妓非常害怕，纷纷外逃，结果登记在册的妓院只有335家，娼妓仅668人。到1951年春，外逃娼妓看见武汉公安并没有对留在武汉的娼妓采取特别措施，便陆续潜返。此时，外地娼妓、歌女、舞女也纷至沓来，一时间，武汉娼妓激增，连同暗娼多达5000余人，加上依靠这些人生活的形形色色人群计两万多人。
这时，江城娼妓活动的场所，由妓院蔓延到茶馆、酒楼、旅社、歌舞厅，以至于公园、码头、车站等处，娼妓泛滥成灾。
娼妓在武汉猖狂活动，谢滋群看了心里很着急。但上级没有命令，一时也不能将其取缔。面对这种状况，谢滋群与武汉市公安总局局长朱涤新一起商量对策，决定以武汉市公安机关名义，发布《武汉市乐户登记管理办法》、《武汉市娼妓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等公告，明确提出了对妓院和娼妓“严格限制，逐步缩小，准备条件，最后消灭”的改造方针，并作出了“斩断来源，管制老板，教育娼妓，劝导嫖客”的具体措施。
封闭妓院改造娼妓 千年娼妓一夜铲净
对于“先限制、后消灭”的思路，当时有些同志不太理解，说：“直接把妓院封了，把老鸨和娼妓全都抓起来，社会风气就可有大幅度的转变。”谢滋群对他们说：“我也想快刀斩乱麻，可这种简单的办法行不通啊！从对娼妓登记和近段统计的情况看，娼妓人数很多，情况复杂，问题严重，眼下解决的条件还不成熟，不能简单行事。”
随后，谢滋群要求治安处的同志经常到各妓院检查，要求老鸨废除娼妓买卖契约，不许打骂娼妓，不许阻拦娼妓从良。娼妓欠老板的“债”一律取消，不得追索。娼妓若与老板脱离关系回家，老板必须负责她们回家的路费和生活费用。同时，为娼妓举办学习班，进行政治时事教育，鼓励她们择偶从良，帮助她们劳动就业，自食其力。
针对个别公务人员、军人光顾妓院的现象，谢滋群要求治安处的同志，按规定办事，凡是国家干部、职员、军人去妓院嫖娼，就扣押起来，通知单位；若是工人、学生或其他团体人员到妓院留宿，则收缴他们的证件，严厉批评教育。渐渐地，光顾妓院的嫖客少了。一些妓院老板只好转业改行，娼妓自谋生路。有的妓院老板和娼妓不愿转业改行，仍操旧业，可是门庭冷清，经营惨淡。
当然，也有极少数干部格调低下，偷偷跑进妓院。一天早上，治安处的领导到谢滋群办公室报告，说他们昨天夜里在怡春楼妓院抓了一个处级干部。谢滋群立即向市委有关部门反映了此事，结果，这个干部受到了严肃处理。
1952年上半年，治安处再次对武汉娼妓作了统计，统计数字表明，武汉只有1000多名娼妓了。
“严格限制，逐步缩小”的方针，为封闭妓院，收容娼妓教育改造创造了条件。
1952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文，取缔娼妓，并要求对其集中起来教育改造，有病的帮助她们治病，无业的帮助她们生产就业。8月初，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年内全区封闭妓院，将娼妓集中起来教育改造。中共武汉市委遵照上级的指示，9月初研究决定，立即废除娼妓制度，取缔娼妓，并决定由市公安局负责收容全部公开卖淫的娼妓和逮捕妓院老板，由市法院负责审讯老鸨；同时，以市民政局和市妇联为主，成立武汉市新生妇女教养院，负责对收容的娼妓进行教育改造；市卫生局负责组织医务人员给娼妓治疗性病……
遵照上级的指示，1952年9月10日夜，谢滋群组织1000多名公安干警，开动大卡车，凌晨3时出发，封闭了武汉所有妓院，逮捕了罪大恶极的妓院老板，收容娼妓800多名。到次日早上5时，取缔娼妓的战斗胜利结束了。把娼妓运到汉口滨江公园新生妇女教养院，移交给市民政局后，谢滋群连忙去向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的王任重汇报。
早上5时，天还没亮，谢滋群敲开了王任重家的门，向王任重同志汇报：“王副市长，今天早上，我们把全市的妓院都封闭了，逮捕妓院老板和收容娼妓800多名。”
“嗬，没有听到街上一点动静，你们就把全市妓院封闭了，娼妓也收容了，公安局布置得周密，干得好啊!”王任重称赞说。(记者：肖丽琼 李昌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