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斌，原名黄显章。1917年生于辽宁省凤城县石庙子乡苇山河村（现属岫岩县）。父亲黄垣申，青年时代当过教员，民国时期在通化当过区长。叔父黄镇山，在爱国将领张学良部下当副官，堂兄黄显声曾在张学良部下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后任国民党五十三军副军长，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与黄斌常有书信来往，对黄斌的成长有良好的影响。
1925年2月，八岁的黄斌开始读小学。他最喜欢听老师给他们讲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且百听不厌，渐渐地在黄斌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思想的种子。进入高级小学以后，他的思想更加活跃，对一些不解的问题，常常追根寻源。老师们都喜欢这个勤于思索的学生。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在凤城中学的黄斌，看到东北沦陷，国难当头，再也坐不住课堂了。于是，他背着父母串联了孔庆斌等四名有志青年，来到北平黄镇山叔叔家。不久又奔赴广州伯父那里要入黄埔军校，后因故未能如愿。回京后，叔叔把他们安排到张学良办的“东北中学”读书。
1933年日寇强迫国民政府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华北形势岌岌可危。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校为反对“华北自治”掀起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民族革命的烈火很快燃及东北中学。黄斌与其他爱国青年一起积极参加抗日宣传队，四出演讲，揭露日寇侵略罪行，宣传救亡图存的道理，激发民众抗日决心。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再一次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黄斌一马当先，废寝忘食，成为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这时黄斌已开始阅读马列主义和进步书籍，从而领悟了一条真理：“中国不革命就不能改变挨打受欺的现状，有志青年投身革命洪流之中才是唯一出路”。1937年，正在河南省鸡公山东北中学就学的黄斌于毕业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1938年5月，黄斌在河北省平山县参加八路军四纵队三十一大队。后改编为晋察冀边区第六团，也叫老六团。他担任一营三连连长职务，不久改任政治指导员。
1940年8月20日到12月5日，我驻华北五省的八路军，在彭德怀同志的亲自指挥下，以一百一十五个团的总兵力，对盘踞在华北前线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大反攻。老六团参加了百团大战，三连是六团的主力，在攻克北口峪、强风岭和东庄的几次战斗中，黄斌率领的三连象一把锋利的尖刀，使敌人闻风丧胆。
北口峪战斗是关键的一仗。北口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战斗打响后，黄斌指挥二连冲到敌堡之下，想炸掉敌人的火力发射点，但几次爆破，均未成功，一位副班长牺牲了，排长也负重伤。敌人火力封锁相当严密，经过几番拚死地搏斗，黄斌指挥战士终于将一颗手榴弹从枪眼投入堡中。立时，一声巨响，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烟雾中，黄斌率战士冲杀上去。终于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此战共歼日军70多人，伪军50多人，缴获机枪两挺。
8月23日攻克强风岭据点，黄斌的三连依然是主攻连。由于全体指战员奋不顾身，猛打猛冲，又获全胜，歼敌一个中队。
（三）
1942年正值日本侵略者对华北进行疯狂“大扫荡”。桑干河两岸人民陷入极端艰难困苦时期，党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于7月组建了桑干河武工队，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和叛徒出卖，成立只一年时间就被敌人搞垮了。
1944年2月雁北地委决定从老六团抽调40名班、排骨干，重新组织武工队，开始由刘德才任队长，两月后刘调出，改由黄斌任队长，穆岳兼政委。桑干河武工队长年活动在桑干河两岸，对同蒲路沿线的敌人威胁很大。到1945年5月，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地委决定撤销桑干河工委，成立大同、阳高两个县委，并将桑干河武工队扩编为大（同）阳（高）支队。黄斌任大阳支队队长，徐志远任政委，宗中和任副政委。
大阳支队刚刚建立不久的一天上午，有二十多个鬼子兵经过老洼、汗堡、艾家洼企图到巨乐堡车站乘火车。被我大阳支队发现了，黄斌当机立断，把队伍拉到阁老山，并指挥战士在屋顶、路口隐蔽起来，待敌人进入伏击圈时，枪声四起，经过一阵激战，敌人除留下七、八具尸体外，其余的都狼狈逃窜、这场战斗，共缴获钢炮四门，机枪两挺，步枪弹药一部。胜利给人民带来喜悦，人们亲切地欢迎凯旋的勇士，称赞“黄队”打得好。
1945年6月，浑源吴城据点近百名敌人，拂晓偷袭东浮头。敌人进了村，翻箱倒柜，将300多户人家的衣服、被褥抢劫一空，并赶走骡、马、牛、驴五百余头。大阳支队听到信后，考虑到敌众我寡，不能力敌，只能智取。黄斌估计到敌人一定会于下午缩回吴城据点。于是，在东后子口与东浮头两村之间的峪口内布置伏兵，待敌人进入峪口后，给以猛烈袭击。果然不出所料，当天下午敌人正得意地进入峪口时，即遭我伏兵的猛击。这股敌人惊慌失措，只得丢弃所劫物资、牲畜，仓惶逃命。
在1945年6、7月间，黄队在神泉堡桥又打一次胜仗。神泉堡桥，位于神泉堡村的东北，是南徐、东井集日伪军通往大同的一条必经之路，此桥架于两崖一沟之间，地形有利于隐蔽伏击。我大阳支队联合地方武装，对来往这条公路之敌的装备、活动规律，进行了周密侦察。7月5日黎明，接到情报知道小石庄、南徐之敌要往大同运送物资，大阳支队黄斌率领30多人，还有区小队10多人，从东小村出发到神泉堡桥，埋伏在地势较高的桥西北侧的老爷庙内，并派出几名民兵到桥东侧的南嘴地，以锄地为掩护，发现敌人汽车到来，举锄三下为号。黄队一切布置就绪，专等敌人上钩。上午十一时许，忽闻汽车马达声响，由远而近，又见举锄信号，指战员马上做好了战斗准备。当敌人卡车进入伏击圈内，一声令下，我军立即出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慌乱不堪。这次战斗仅用十分钟，击毙日本指导官佐藤，俘日指导官一名，伪警察十七名，缴获步枪十六支，手枪两支，汽车一辆及白银、鸦片等物资甚多。
1945年8月曾三次包围大王峪炮楼。大王峪有一条通向凉山密林的崎岖小路，沿着小路可到浑源、灵邱、广灵，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同县与专署、边区政府联系的交通要道。日寇在大王峪龙王庙修筑了碉堡，驻伪警察四十人，企图卡住咽喉，隔断我方联系。为拔掉这一据点，在1945年6、7月间曾组织两次围攻都因敌人火力猛烈而未能攻克。8月10日，黄斌支队配合冀晋军区三十团和区小队民兵，组成一支“围点打援”的战斗队。根据前两次经验教训，他们改变了战术：佯攻炮楼，诱敌增援，先集中消灭援兵，后逼炮楼之敌投降，黄斌率一连二连配合三十团主力埋伏在援敌必经之路的水润至黄土梁两侧的庄稼地里，大王峪据点之敌被围后，便燃火报警，南徐、友宰的日伪军立即沿着大路赶来增援。当援兵进入我伏击阵地时，二连响起了清脆的机枪声，这时候我伏军的机枪、步枪子弹雨点般地射向敌人，手榴弹也在敌阵开花，接着陈团长和黄队长一声令下，我军象猛虎下山似的冲杀过来把敌人打得连滚带爬，四处逃窜。炮楼上的伪警见大势已去，只好丢下武器，开门投降。这次战斗共毙伤俘日伪军二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前夕，大同县人民抗日武装向城内之敌进逼。大阳支队和区小队通过内线摸清了驻守在曹夫楼据点内的敌情，组织了夜袭。深夜，黄斌率队伍顺着御河河湾摸到曹夫楼据点，随即发起攻击。敌人不明虚实，全部交枪投降。拿下据点后，为阻断敌人交通，我部立即扑向御河桥，用煤油烧毁木桥两孔。城里的日寇望着熊熊大火，也不敢轻易出动。
在抗日战争期间，“黄队”不怕艰苦，不畏牺牲，打了许多胜仗，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人民的热情称颂。
（四）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正当人民欢庆胜利之际，国民党反动派却要从人民手中夺取胜利果实，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国人民又陷入灾难的漩涡。
1945年10月，黄斌来到沈阳，担任东北保安三旅八团副团长之职。团长是苗树山，团参谋长是张侠。
当时，沈阳的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八团担负沈阳市的警备任务，黄斌亲自率队围剿一些小股的敌特地下武装，收缴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重要物资，充实、装备了我军，后因敌强我弱，八团奉命撤离沈阳转入沈铁抚地区开展游击战。11月30日，黄斌率队在东陵飞机场附近围歼了伪警察王丹匪部。王丹全队四百多人大部被俘。匪首王丹被处决，当地军民，人心大快。
沈阳新城子一带，为害最大的是关显一的反动地主武装，他手下有两千多人，横行乡里，欺男霸女。1945年12月中旬，黄斌率队伍活捉了匪首关显一，并在公判之后就地正法，为民除了一大害。
1946年7月间，李红光支队与国民党207师在章党遭遇，双方相持一个昼夜，不分胜负。黄斌主动带领队伍前去支援，打退了敌人。接着，黄斌又率部乘胜全歼207师一个连和击溃敌青年军一个营。
这年秋天，黄斌带领部队在东陵南消灭了国民党地下先遣军刘万全部队一百多人之后，又带领战士在东陵北与反动的地下武装展开了巷战，击溃大部敌军。与此同时，浦河区区长戴昊等许多同志被反动的地方武装100多人围困，形势非常紧张。黄斌得知后，毫不迟疑，即刻率领一个连从东陵直奔浦河区政府。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便结束了战斗。除跑掉几个敌人外，全部缴械。
1947年初，在中固车站战斗中八团团长苗树山英勇牺性了，张侠参谋长也负重伤，转入后方医院。从此，黄斌代理团长职务。
1947年3月，八团为牵制敌人，星夜行军150多华里，奔袭老开原城，切断敌人北犯的铁路线。5月，又转战东丰、西丰。破坏敌人的交通网，阻击敌人向四平增援。黄斌团长率部完成任务后，撤退到西丰以南的山地，监视西丰敌情。
5月27日天亮后，驻守西丰的敌人开始向西活动，敌人用炮火开道。黄斌正在前沿山岗上，一颗炮弹飞来，他被击中了，当警卫员去救护时，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我不行了！你们快撤！……”话未说完，便停止了呼吸！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撰文：杨学斌 吴唐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