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桂山同志简介：

乳山革命老寿星——徐桂山 于家广 最近，笔者满怀敬意，再次来到了徐家镇徐家村徐桂山老人的家中，走近这位智勇双全的老退伍军人，听他讲述那些尘封在岁月里的峥嵘往事。 带领一群青年偷偷参军 徐桂山今年刚好100岁，他个子不高，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只是视力不好，看起来也就是七八十岁的样子。寒暄过后，老人打开了话匣子，他讲的最多的是自己干侦察兵的一些事情。 徐桂山，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排行是老二，唯一的哥哥徐桂林身有残疾。他爷爷叫徐明恪，共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徐德清、徐言清、徐谦清和徐循清。徐循清是一位乡村教师，1940年前后加入共产党。在他的影响和支持下，他大哥的儿子徐桂山、三哥的儿子徐桂坤和自己的儿子徐桂殿参了军，而且都是在一年中。徐桂殿曾在东海中学上学，当兵时才15岁。 徐桂山说：“我是1945年1月自愿参加牟海独立营，那一年27岁。当时家里有一个女儿，老婆肚子里还怀了一个。在没有当兵之前，我是村里的民兵头头，领着青年站岗、放哨。有一天，我们村一些青年在街头上拉呱，说起想参军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但苦恼的是没有人挑头去。我20岁那一年在东北出过苦力，目睹了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欺压和杀戮，对日本鬼子充满了仇恨，心里早就想参军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因此我对他们说，我要参军打日本鬼子去，你们敢跟着我去吗？有的小青年说，你敢去，我们就跟着去。小青年好胜，都说咱们一块去。还有的小青年诅咒说，谁不去操他妈。结果全村有二十多个小青年表示要参军。1945年正月初四的下午，我们偷偷地从村里出发，到烟台去寻找牟海独立营。” 接近天黑了，他们来到西面不远的黄疃村集合。他们计划在村指导员徐爽清的姐夫家落脚休息一下，其姐姐当时还说：“大过年的，我给你们弄点饽饽和糕吃，今晚你们就在村里住下，等明天再到夏村吧。” 徐桂山说：“我们偷偷地离开村后，村里就像炸锅一样。我们有些青年都结婚好几年了，孩子都有好几个。天黑了，一些老娘们发现自己的男人还不回家，都着急了。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跟着参军去了，所以这些老娘们都发疯似的满场找人。姜洪军的老婆都怀孕了，听说自己的男人参军跑了，不顾一切跑着去追人，结果她的孩子流产了。我老婆回娘家浩口村了，我弟弟去告诉她说，哥哥参军走了。老婆一听这话，一腚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这群参军的青年本打算在黄疃村吃完晚饭住下来，但听到家里的人要过来追人的消息后，立即起身行军，直奔夏村去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到达夏村，在“丈母娘”店附近的一个地方住下来。 第二天，县上一个同志背着枪，把他们送到烟台去寻找牟海独立营。他们先来到牟平县西一个村的豆腐坊接头地点，人家说牟海独立营最近两天没有回来。他们又往西行军，去了解甲庄村，还是没有找到牟海独立营。又过了两天，几经周折，他们在牟平县西的一个村，找到牟海独立营营部。 在一个屋子，崔营长对徐家村二十多名想当兵的青年进行一一谈话。崔营长对他们每个人都问这样一句话：“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啊？喜不喜欢当兵了？有没有病？” 到了询问徐洁清时，他却说：“没有病，就是腿痛。”结果，他被安排回家了。徐行清因为有气管炎，也被安排回家了。 徐桂山说：“当时丁山政委在场，他还有一匹马，驮着行李。我们村指导员徐爽清和他很熟悉，并交谈一些情况。最后健康的青年都被留下来，我被编在一连八班，姜文军也被在一连；村指导员徐爽清、徐传国被编在三连；一些岁数小的青年没有被编在独立营，而是被编到海防队和区中队。” 不久，牟海独立营改为乳山独立营。乳山独立营一连、三连经常在烟台一带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在牟平县骚扰日伪军和协助兄弟部队作战。 徐桂山入伍后，因为年龄大，办事牢靠，又机灵，被分配到乳山独立营便衣班，从事侦察工作。他与战友时常化装成渔民、农民、商人等，活动于各地，侦察敌情。 徐桂山说：“我们独立营之所以能取得一些胜利，是因为纪律严格。记得独立营在改造夼村驻防时，我们的房东在家打爪子。有一天，我从他扔在一旁的废竹子堆里，寻找几根竹条，想做一双筷子。我们的班长看见了，对我说，不要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你不知道吗？我听了班长的批评，就把几根竹条扔在那儿。之后，我就去操场玩单杆，锻炼身体。这时房东过来，把一双短筷子放在我的衣兜里。我说，不要。他说，拿着，没有事。因此我偷偷地接收了房东给的一双筷子。” 遭遇孙振先部的埋伏 1945年初夏时节，乳山独立营营部便衣班住在烟台市孙家滩村南面的一个村庄。便衣班长是唐礼仁，是唐曲洼村人。有一天，独立营参谋王明骑了一辆自行车来到便衣班了解情况。他骑的那一辆自行车破得不像样子，除了铃铛不响外，其它部位都响。大家都议论给王明参谋换一辆好的自行车。独立营参谋孙殿泽当时说，那你们就给他换一辆自行车吧。 徐桂山说：“随后我领着便衣班七八个战士来到清泉寨村，想搞一辆自行车。转一圈也没有发现街面上有自行车，就往回走。走到孙家滩村时，我们想解渴找个西瓜吃。买一个西瓜还没有吃完，就遭到投降派孙振先部的伏击。” 孙振先部见徐桂山他们人数不多，就想活捉他们，没有进行猛烈的攻击。徐桂山和战友们见状后，躲在路边的沟里等待机会冲出去。 徐桂山说：“我跟战友说，敌人一靠近，我们就开枪打。敌人若是按兵不动，我们也不要轻举妄动。但是因为敌我力量相差十分悬殊，我们的子弹很快就要用完了。大家都觉得可能要丧命于此。我鼓励大家说，不要害怕，留下最后一颗子弹给自己。” 就在徐桂山和战友们一筹莫展时，牟平县的兄弟部队听见枪声后赶来支援。他们支起迫击炮，对着敌人放了几炮。敌人一看形势逆转，就逃走了。他和战友们才得救了。 徐桂山说：“当时牟平县指挥部住西沙子村，并设立一个排的岗哨。他们岗哨了解到我们‘东江’友邻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后，立即报告牟平县指挥部。牟平县指挥部牛指挥立即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带着迫击炮赶到岗哨部位，朝着孙家滩村夹后开炮。就这样，我们得救了。如果不是兄弟部队来得及时，我们肯定要全军覆没。” 不久，徐桂山所在的乳山独立营参加了解放烟台战役。在西沟屯村时，他带领新兵于晓际卧在西沟里。这时敌人的一个掷弹落在他身后爆炸，将身后的于晓际打死了。他是小孤山村人，后来他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徐桂山说：“在解放烟台战役时，乳山独立营牺牲了许多官兵，三连连长张培庆牺牲了。后来乳山独立营在乳山口召开追悼会，由丁山主持。我们没有回去开会。” 1945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指示》，山东军区命令胶东军区抽调出10个团的兵力，由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率领，开赴东北地区。在当年的10月到11月，我军官兵分为两批横渡渤海，开往东北，巩固和扩大东北解放区。 徐桂山说：“烟台解放后，我们独立营升级为主力部队到东北作战。我们连都到了烟台港，要乘坐大帆船去东北。等到我们班上船时，大帆船超载了。我们班前面几个人上船，后面几个人就被堵下来，不让上船了。就这样，我被留下来了。” 监视国民党军舰的行踪 1946年，徐桂山被调到东海军分区司令部侦查队任侦查员，侦查队队长叫张仁东，是牟平县水道村人。当时司令员是于德水，政委是梁辑卿。后来他又被调到侦查科情报队，组长是郭寿峰。 刚开始工作，徐桂山背着一个电话机跟着郭寿峰在海边建立情报点。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广，西起乳山县，东到威海市。 徐桂山说：“我们俩的主要任务是寻找住在海边村庄的人家，建立搜集国民党军情报的活动点。对于设立的每一个情报点，都要进行家庭情况调查，然后写成材料盖章，上交给单位。情报点一般是设在村里的中农人家，这类人群既不是地主，也不是穷人，国民党军来了，他们也不会逃跑，他们可以有机会给我们提供情报。那时我们从乳山口一直跑到到成山头，整天就是进行这个工作。” 1946年6月，国民党依仗着美国的支持，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内战爆发。9月底，国民党胶东兵团司令范汉杰率7个整编师大举进攻胶东。他们首先向胶济路沿线发起猛烈进攻，企图切断我军的退路，聚歼于胶东半岛的东端。 当时我军留在胶东的部队，无论在人员数量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因此我军不能硬碰硬地蛮干，需要战略转移，突围到敌后去，再相机反攻。作战部队突围相对容易，非作战人员要想随军突围是非常困难的。 后来上级决定，有战斗能力的后勤人员随部队突围，伤病员和年老体弱的由地方政府负责安插到民间隐蔽，随军家属和军人的子女由海上转移到大连。当时，大连是苏联军队暂时管理的，我军已与苏军接洽好了。这期间，徐桂山和战友们又开始监视黄海海面的国民党军舰的活动情况。 当时青岛市尚未解放，来自青岛港的国民党几艘军舰时常游弋在乳山县的海域。 徐桂山和战友的任务就是在大乳山和嶞崮山的山顶，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观察海面上的情况。侦察科给他们配备了望远镜和电话机，他们只要一发现情况就赶快下山，找到有电话线的地方接上电话机，尽快地把情报传递给上级。 他们摸索出很多海上侦察经验。比如在夜间通过船灯就能分辨出是什么船。渔船、商船、军舰的灯光颜色和亮度强弱是不一样的。这种辨别能力，只能意会，很难言传，只有长期实践才能掌握。 有一天夜里，徐桂山通过船上的灯光，分辨出3艘国民党军舰向东驶去。他背着电话机跑了10多里路，才把情报传了出去。当时只觉着自己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等平静下来一看，两条裤腿全被山棘子钩破了。上级接到他们的情报后，立即通知、要求文登和荣成的有关方面，继续跟踪侦察东去的国民党军舰。 徐桂山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观察国民党的军舰行驶的方向，如果军舰北上，我们就及时通知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在通知烟台。这样，我们烟台的船只就不向大连出发了。在山顶观察情况很辛苦，白天风吹日晒，夜里冻得浑身直哆嗦。有一次，我带来的干粮吃完了，挨了好几天的饿。后来党组织安排邻近村庄的民兵配合我们的工作，情况才得以好转。好在这些军舰都未往北开，没有给北上的我军部队造成威胁。” 在东海军分区期间，由于工作积极，出色完成各项侦察任务，徐桂山被记二等功一次。 出色地完成保卫首长的任务 1948年，徐桂山所在地方部队转为野战部队，即军史上所说的改编为正规军。1949年4月，徐桂山参加了渡江战役，作为32军侦查营的副排长，他带领三只船渡江。他安排七班长、八班长和九班长各带领一只船分散渡江。由于指挥有方，他带领的三只船安全到达对岸。 不久，徐桂山跟随所在的部队南下福建。在离厦门不远的闽江南岸，他所在的部队进行渡海作战训练，准备解放台湾。也就在那个时候，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渡海练兵的部队多开赴朝鲜战场。当时中国南方土匪特别多，为害最大的是没有机会撤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他所在的部队被留下来剿匪。这时，他升任32军侦查营3连1排的排长。 徐桂山说：“在福建剿匪很危险。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如果我们主动出击会有很大伤亡。因此我们剿匪策略都是守株待兔。我们经常隐蔽在一个地方，等待土匪一出窝，我们就消灭他们。我们胶东兵打仗很勇敢，当地人们都叫‘山东侉子’。因此只要一有艰巨的剿匪任务，首长就交给我们排去执行。” 在徐桂山的军旅生涯中，他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参加过保卫叶飞司令到福州的行动。 叶飞（1914.5.7—1999.4.18），原名叶启亨，曾用名叶琛，军事家、政治家。祖籍福建省南安市金淘镇，生于菲律宾奎松省，是中国惟一具有双重国籍的开国上将。1949年2月，叶飞任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4月参加渡江战役，率部解放丹阳、常州、无锡和苏州。5月参加上海战役后，率10兵团进军福建，先后发起福州、漳（州）厦（门）战役。8月兼任福建军区司令员，组织指挥部队清剿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1949年秋季的一天，徐桂山带领警卫排乘船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们从南平出发，向福州方向驶去。刚开始船只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很顺利。但到了中午，船只经过一个地方时，从岸边打过一阵阵子弹，落在船只的附近水面上。 看到这一突发事件后，徐桂山立即把匣子枪从腰上拔出，指向敌人射击的方向，对船长说：“遇到土匪，船只靠岸，准备战斗。”船上的程参谋一摆手，说：“别管它，继续前进。”到了闽清，徐桂山问程参谋说：“怎么不打，怕死吗？”程参谋说：“船上坐的叶司令。” 一路上，船只除了遇到敌人的一次射击外，再没有遇到其它的危险。经过两天的行程，船只安全地到达福州。 船只开到码头时，有四五辆小汽车在码头等候。这时叶飞司令和几位同志从船上下来，坐上小汽车走了。 徐桂山说：“开船前我们在船上打扑克，也不知道叶飞司令什么时候上我们的船。我们警卫排执行任务都是保密的，叫你上哪去就上哪去，不能打听。到了码头时，我才看见叶飞司令下船了。他穿着一身细呢子衣服，铮亮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叶飞司令。” 在战争的年代里，徐桂山多次立功，最后被提拔为代理连长，但从不居功自傲。 1951年，因为家庭原因，徐桂山主动要求退伍返乡。告别了昔日的战友，放下了朝夕相伴的手枪，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在发展生产合作社期间，他被群众选为社长。在搞好生产的同时，他带领社员大力发展粉房和养猪，增加社员的收入。人民公社成立后，他任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他带领社员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超额完成粮食生产任务；带领社员大力发展副业，如栽苹果、养猪、种菜，社员收入大幅提高。他任职期间，社员们的收入平均每个劳动日能挣到一块七毛多钱，排在全公社的前列。后来他又任村党支部委员兼任治保主任，直到70多岁才退下来。由于他工作有方，群众增收显著，多次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被乳山县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等称号。 徐桂山有三个儿子。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仍然心系军营，先后把大儿子徐和然、二儿子徐运然送到部队当兵。徐运然是一位工程兵，因为挖山洞患上矽肺病，成为残废退伍军人。 到了晚年，他仍然发挥一个老党员的作用，帮助村里做一些工作，到学校开展一些红色教育的讲座。 历经沧桑终不悔，开朗乐观度余生。 这就是乳山老寿星徐桂山的一生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