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序同志简介：

朱英序，男，1932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生于兴朱村。听母亲讲，生人时正值麦收，天气炎热。此后，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四日老人们就给我想着过生日。到现在我已历尽 60多年的时光，记忆的事也不少：抗日战争打鬼子，自卫战争打国民党蒋介石，直到1949年建国后才平安了。后来，跟着共产党走到现在，过上了天上少有的神仙生活。故此，谈一下我一生中几个难忘的节点留给孩子们。 一、抗日战争时代 日本打进中国时，我粗知大意。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对的，后期才知道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毛主席是恩人、救星。 1939年，有一次从庄头上过队伍，来到庄里在十字路口停顿了一个时间，有大洋马、钢盔帽子，抢老百姓的东西，听大人说这是日本鬼子。从此，中国到处不太平，打人、抢东西、杀人的事时常发生。后来，才知道被杀的那些人多数是共产党人和好老百姓。荒乱期间，根本捞不着上学。抗战八年，到1945年8月间，日本投降了，我才有机会上学了。 二、我的少年时代 我初上学是在兴姜村，兴朱、兴姜、兴许三个村共同一个学校，教我的老师是许金铎，兴和许村人。那时，没有课本，全是自编。我记得有一课叫“兴和许有十姓”：秦、肖、朱、许、熊、郑、崔、吴、谢、耿。这个时候，是在1945年秋天，而那时我13岁，什么也不懂，但是懂得敲锣打鼓、斗地主恶棍，念得是八路的书。那时，我已经当上兴朱村儿童团长，姐妹团长是闰翠萍、朱曰芳，村长是朱日顺，农救会主任是王宝三，自卫团长是侯培成，他们很关心我们的儿童团组织，特别是王宝三主任。 我记得有次晚上，我们儿童团、姐妹团在傅文彩的场上打鼓、扭秧歌、唱歌，有一位人称“傅老先生”的人，走出家来 叫我们停下，并给我们钱收买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多少钱。我将此事汇报给王主任，他大力支持我们的行动。从此，庄里斗地主，打鼓敲锣，甚至到外村去活动都少不了我们儿童团、姐妹团。 大约是1947年，兴朱村设立小学，我们回到了本村学习。在可敬的老师朱英智的怀抱里开始了读书。秋后，国民党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我跟随四区区公所的同志们（剖区长遇荣）曾想渡过黄河，但晚了一步，道旭渡口被因民党占领，没有过去。在此情况下，只好在七区（通滨）暂住。一天晚上，渡过小清河，回到兴朱村。区公所驻扎在傅老先生的老宅里。此后，就地坚持和国民党斗争，那时我才16岁。1948年农历6月16日，我刚17岁结了婚，爱人韩树香19岁。结婚后我们夫妻二人很好。8月i5日，我父亲叫我与他去淄川推石灰，我推车父亲扶着前把，鬼头大驴拉着车，16日装上车网程住在某旅店：店房坐东，大门朝西，一排北屋客房。听父亲讲，这旅店是他以前经常住的澎店，很熟悉。我刚住下店就得了病，发高烧，晚饭就没有吃好。勉强坚持了一宿，天明后上路，早、午饭吃得很少，周身发冷，一天走了近百服，勉强支撑到兴福镇，别人歇息喝水，我则躺在墙角根下休息。最后，终于咬着牙强撑到家，晚饭未吃，从此大病一场，至9月16日方才回头渐好。自8月16日得病至9月16日出现好转，其间高烧不退，父亲整天去兴和许请肖建煮隰生诊治，老先生医术高明佩架子也大，当时没有再好的医生。在病中一个月期间，曾经发昏数次，有一次还断了气，全家人慌了。父母着急不例外，特别是爱人的着急可想而知，刚结婚2个月就死了男的不仅难听，还落个年轻守寡的名声。病重期间，爱人照顾无微不至：不害怕，不嫌弃，喂汤喂饭，寸步不离。直到我的病好了，才回娘家走了一趟。 1948年10月，共产党在兴福镇设立一处高小，是解放后兴福区第一处完全小学，只招生两个班。我刚病愈，就去报考了兴福完小，这是我大难不死后走上的一条人生新路，能到当时最高级、最好的完小读书，乃人生一大幸事！ 三、在外读书和工作 我在兴福完小的学习成绩一般，因为早年的荒乱年月没有机会读书造成文化基础差。1948年10月，我加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现在的共青团），任宣传委员。1949年下半年公开建国，我被选为兴福区团委委员、兴福完小网支部书记。10月1日，被选为博兴县各界人民代表，参加在博兴县城举行的庆祝开国大典万人大会。连续被选为三届九次县各界人民代表，曾被选为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1951年，完小毕业被留校任小学教师，先后在兴福完小、小韩联小、王桥小学任教。1954年春，考入博兴师范。1956年师范毕业，被分配到桓台县高王社傅庙、后刘村任学校负责人。1958年，任前刘完小教导主任，高王公社教师团支部书记。1957年秋假，开始整风反右，县领导鼓励老师们在整风会议上提意见。当时，有历史问题的老师一般不敢发言，但有些清白青年教师将自己看着不合理的事都讲了出来。秋后，许多好教师被打成右派。 我也是大会发言的一个，但我提的意见不是攻击党，是从帮助整风角度而提的诚实的意见。所以，我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把我吓得不轻。从此，对党更忠诚。那时，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很多，差不多我都是积极分子，没有受过打击，也没有受到大小处分，没有犯过错误，是一个历史清白的人。 1962年，因为家庭困难和需要，经个人申请、领导批准，于6月16日回乡当了农民。现在我已经63岁了，时光到了1994年。网、回乡后的片段追忆 1962年时，我只有一个女孩朱福香，现在41岁了。回乡后，在生产队劳动比当教师有点儿累，但为了家庭生活不得不这样做。1967年，当生产队会计，队长朱允会、副队长朱法才、保管朱英圣。这一年工作顺利，又是“文革”开始的一年，红卫兵运动兴起，打倒“走资派”，社会乱作一团，生产队干部不好当，我当了一年会计没有错误。那几年，多数是猩腊月二十五日左右选举新干部，老干部下来叫做“下台”。我那年腊月二十五日下了台，敢怒不敢言，对造反派不满意。除夕下午，一气之下在自家春联上写道：“不苦不恼干革命，台上台下一样钱”，横批是“斗争一年”。后来看是笑话，当是时发泄怨愤。1969年，我当了生产队长，连干三年。以后，不再在生产队负责了，做开机器、泥瓦匠的工种，从事建筑行业。本村农户盖新房，我差不多都参与做瓦工。五、改革开放后从事建筑业 我干建筑行业没有老师，多是在实践中自学的，但最终把技术学到了手。农村的小楼房、平房、起山屋之类，基本都能建造。改革开放后，我组织一部分人干起了建筑，在东营市西约20里的董集乡干了三、四年，还领落着兴朱村的一部分青年走上了建筑之路，自己的一些女婿也学会了建筑技术。 1991年，我重建了一栋像样的宅子，这年我60岁。自今往后，建筑工作不想干了。本村有农户建房子，叫我去帮忙也只是看护一下，干重体力活不支了。 六、一生难忘的几件事 （一）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每个人的一生没有母亲难以成才，没有母亲难以长大成人。每个人的一生，不是有着一样的条件，有穷、有富、有时、有地。总之，天、地、人和缺一不可。我就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那时有爷爷、奶奶，有父母，还有一个比我大4岁的叔叔。全家5口人，半年糠菜半年粮。爷爷在1941年因生病无钱治疗病死，奶奶在1961年生活困难时网年纪大而死。父亲1960年因生活困难吃不上饭而死，母亲于1979年病逝。（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挫折。“文革”初起，激进浪潮云涌，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打倒当权派，打倒“黑老保”，造反派将我列入“黑老保”。1967年农历正月初九下午，造反派将我抓去，在兴盎分站和兴福总站过了两堂，受了皮肉之苦，低头弯腰导致腿、腰、筋骨痛了很长时间，当时内心气愤，恨造反派、红卫兵，但又不敢吭声，只好受他们的侮辱。 （三）家庭的转折点。大家庭兄弟四人，我是老大。我一辈子5个小孩，全是 女孩。虽说是女孩，我们夫妻俩却非常爱护。当时我的思想开放，生男生女不在乎。同时，也考虑自己的后事，就打破旧传统、执行新规定，招婿为子，所以就给大女儿朱福香招婿，继承后事，养老送终。当时，我与母亲、弟弟们，还有比我大四岁的叔父商定此事。结果大事成功，达到了自己的心愿，原名朱英同承招，从此我有儿养老送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