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汝茂同志简介：

父亲陈汝茂，1919年出生于威海卫城南15里的长峰村。父亲兄弟四个，父为长子：父亲小时候家境并不宽裕（解放后被定为中农），全家三世同堂，人口众多，省吃俭用过拮据的日子。那时太爷过世较早，全家十几口老太说了算。老太虽然不识字，但思想特别开明，为让这个家将来有出息，一心让我父亲读书。因为家境困难，时有家庭成员流露不满情绪。而每逢怨言欲起时，脾气甚好的老太也会拉下脸来，说什么也不让孙子“辍学”。不过，身负“光宗耀祖”重任的父亲也算争气，在本村读完小学之后，于193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威海的最高学府——威海中学。 前些时间，我在友人那里偶然看到第26期《威海记忆》。当我翻到封二那幅“1937年威海中学毕业照”时，心情特别激动，随即挨个打量，试图从中找到我父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父亲正好是这届学生，非常有可能就在其中。但最终还是没敢贸然确认。个中原因，一是对父亲年轻时的印象非常模糊，二是那届初中毕业生有两个班，父亲也有可能在另一个班，或者就是在这个班也有可能没有参加合影。 即便如此，我心中还是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因为我看到了父亲时常唠叨过的袁时若老师的形象。父亲生前一提起这个人，总是流露出钦佩的目光诚如该刊所说，这批初中生毕业后，大都顺利升人高中部，父亲也因成为一名高中生引以自傲。没成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让美好的愿望化为灰烬。父亲刚人高中，威海便“黑云压城城欲摧”。此时，“抗日救亡”活动也风起云涌，袁时若等共产党员和爱同老师在学校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父亲曾 说，袁时若老师讲到“国破家亡”时，课堂上竞哭成一片。袁老师也毫不讳言自己的“多才多艺”，多次声言这正是自己以“才”报国的机会，也鼓励学生们关心国事，报效国家。接下来发生的影响父亲一生的事，可以说与袁时若老师的教育有关。 1938年3月日本鬼子在威海“下地”，诺大的威海“竟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读了半年高中的父亲也不得不因学校解散而回乡。那时威海城乡一片恐怖，据说鬼子对那时手无老茧、面若“书生”的人更是警惕，包括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成了清查的“重点”。曾与父亲在一起的那些同学，有的参加了抗日部队，有的外出求学，但大都因种种原因困在家中。而受袁时若老师熏陶的父亲，抑制不住内心的抗日激情，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抗日救国”一把。据父亲说，当时“政府”已随郑维屏的抗日队伍撤到南乡，城里全都让日本人占着，但自己身在乡下，不知城内具体如何，于是，他决定大着胆子进城“看看”。当他和本村另一同学结伴进城后，“看”得满腔怒火：日本人在大街上扬武扬威，老百姓低头行事还不时遭到污辱，不少人无辜被鬼子殴打或枪杀。然而，也有一些人，满脸得意的样子围着日本人“忙前忙后”献殷勤。当时，大多数商铺因市面“不太平”而歇业停工，而有些人却与日本人勾结，干起了汉奸勾当。特别显眼的是城里一家开业不久的饭店，专门伺候日本人，生意红红火火。经过打探得知，这家饭店的店主是从朝鲜随侵华日军过来的，在做生意的同时，还帮着日本人刺探“南乡”那些抗日队伍的情况，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走狗”！ 当时威海境内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已奉命西进蓬、黄、掖一带抗日，就当时的父亲的“形势认识”来说，他只能将这家店主的汉奸行为向国民党抗日武装——安廷赓率领的海军教导队报告。在父亲眼里，海军教导队的武器装备最强，可算是最“正规”的抗日武装。当“安部”接到父亲及其同学报告后，马上派出便衣随同进城“侦察”落实。经调查确认店主的汉奸行为准确无误，随后便开始“除奸”。原来的行动方案是，两名便衣除奸后即迅速撤离，造成类似“暗杀”的局面。不曾想枪响后，一人迅速按方案撤离，另一个竟当场精神失常，大喊大叫没有走。饭店地处闹市区，很快被迅速赶来的日伪军“生俘”。得知这一行动留有“活口”，父亲没有向家人说明情况，只身一人去了大连。家人只知道向来脾气急躁的父亲匆匆走了，却不知道这是外出“躲事”去了。从1938年5月到这年的年底，父亲实际上过的是流浪 生涯。据父亲对我说，他最困难的时候每天只能拣别人扔掉的垃圾。最惨的是那次被人卖到本溪煤矿做工，他差点见了“阎王”。借机逃回大连后，发现铺盖等生活用品全没有了，随后便开始了“要饭”生涯。混成这个样子，父亲觉得没脸见人。于是他一不想求人，二不想回家。他的行踪后被同村我管叫吉威叔的远房亲戚发现了，虽然父亲急忙极力躲闪，但还是被有心的吉威叔盯得清清楚楚。不长时间吉威叔回威海，将他的发现一五一十告诉了陈家人。奶奶一听，心急如焚，不顾爷爷的反对，坚决要跟着吉威叔去大连“领人”。那时还是坐帆船“驳子”到大连的，在吉威叔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父亲。父亲见面还想跑，却被小脚奶奶一把薅住了。吃饭、买票、上船，奶奶再没有松过手。父亲顶着一脸的羞愧回来了……解放后，1950年12月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父亲已在大连木材厂正式工作。鉴于当时“国家职工”都要进行历史审查，父亲便把向国民党抗日武装举报和带人铲除汉奸的事，向组织讲了。厂方一听，顿时紧张起来。好在父亲也算是个知识分子，洋洋洒洒写了好几篇，把情况交待得一清二楚。厂里派人到威海实地调查的结果，与父亲讲得也没有多大出入。特别关键的是，被杀的的确是汉奸，人没有杀错。但是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没法表扬这位向国民党武装送情报的勇敢者，只是让父亲别再记挂这件事。 生活又开始正常和幸福起来。1955年随着新宪法公民“自由迁徙”的公布，父亲也将全家人从长 峰搬到大连生活居住了。父亲在工作上也特别积极卖力，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后来，从木材厂抽调业务骨干组建铅笔厂时，父亲也名列其中。父亲因为有高中的“底子”，做什么事都不打怯，绘图纸、做模型，样样都是行家里手。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的风暴袭来，一切都乱了套。由于父亲平时工作得罪了那几个后来“造反”的人，很快就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抓了起来，罪名就是“国民党特务”。当父亲申辩“党组织早在1952年就有过调查结论”并要求他们去查对这个结论时，当时的“军代表”竟蛮横地声称“那是刘少奇时期”做的，而“刘少奇”当时是“招降纳叛”的代名词。父亲被关了92天，在“群众专政”的“牢房”里遭到惨无人道的毒打和折磨，几次欲触电自杀。他后来告诉我，他只是念想起我，心里才亮堂起来，没走绝路。后来这些造反派又借“备战”“疏散”城市人口，将我们一家人“遣送”回老家，我们一家人又坐着船由大连“下放”到威海老家了。从那时起父亲就不断书写“申诉信”，但根本无济于事。直至1978年后，父亲及全家“下放”的问题才得到全面彻底解决。不过，此事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因下放户口迁回原籍，并在这里入学、考学、就业，植根于威海。要不，我现在恐怕还生活工作于大连。 我们全家又于1978年返回大连。当我问起他们厂里的平反决定是怎样做出的，父亲说“他们就又回到1952年所作的结论。” 哎，父亲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