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夫同志简介：

王锐夫 (1915 - 1995 ) 王锐夫，原名王斐然，参加革命工作后 更名为王锐夫，1915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 博兴县相公堂村一户富裕农民家庭。王家 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曾祖父王成一毕生勤 俭治家，为后世子孙置下了可观的田产和房 屋；祖父王玉田，于壮年在镇子上开办杂货 铺经商，不事农业生产；伯父王晋卿，年轻时 随祖父学做生意，后分出独立掌管商铺“突 成号”，经营粮食、布匹、祜衣（旧时逝者所穿 服装）；父亲王乾卿是耕读传家的代表者，农 业生产之余喜欢读些书陶冶情操；三叔王秀卿、四叔王俊卿，成年之后先 后到商铺协助打理生意。封建传统经济主导下的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 生产模式异常脆弱，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和苛捐杂税、匪患等冲击下，纵然 如王家这样年年有余粮的富裕农民家庭，也需常以高梁代饭，冬季家中 妇女还得吃糠菜节省粮食。就在这个以农业生产为主、商业经营补贴家 用的封建大家庭中，王锐夫度过了他的童年。 1924年6月，9岁的王锐夫进入相公堂村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他对 中国传统文学、孑L孟之道有了朦胧的认识。此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 起和发展，县城附近农村私塾逐渐被新式学堂取代。在新式学堂，王锐 夫逐渐了解到村子外面的世界，对新知识、新思想充满了好奇和渴望，并 开始关注起国家的时局、时事。 1930年，王锐夫进入博兴县立第一小学（以下简称“县立一小”）继 续求学。这所学校成立于1928年，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和县立第二高 等小学合并而成，是当时博兴县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求学中，他逐渐 认识了校长蔡秉虔、训育主任王苇塘、地理教员孙蓬南、国语教员冯毅之 等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在课堂上，王锐夫和同学们学习的不 是县教育局发的课本，而是由教员们选录高尔基、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文 章，自己编印的讲义作教材；课下，在教员们的介绍下，他对普罗文学产 生了浓厚兴趣，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母亲》《铁流》《西线无战事》《呐 喊》等进步小说、杂志，积极参加学生联合会，参与创办具有共产主义教 育性质的周刊《初步》。 20世纪30年代初，马列主义的宣传和博兴县早期党员领导的革命 活动在博兴是半公开的，而教育界更是党组织活动的主要阵地之一。在 学校党组织的带领下，年轻的王锐夫参加并领导了因县教育局克扣学生 茶炉煤费开展的“反对贪官污吏”罢课请愿，纪念五一劳动节、“反对苛 捐杂税、打倒国民党县党部”的游行示威，全体学生排队到县汽车站理论 汽车不向学生售票等学生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怒潮的冲击下，博兴师范讲习所 的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组织宣传队，分散到城内大街小巷开展宣传，强烈 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在师范讲习所的影响下，王 锐夫和他的同学们也踊跃投入到这场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中，使抗日救国 的烈火迅速向全县蔓延。1932年春，针对国民党军警毒打县立一小学 生刘九津事件，在学校党组织的带领下，县立一小爆发了“反对国民党军 警暴行、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学生运动。王锐夫参加了由300余学生 组成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到国民党县大队部门前声讨国民 党民团的暴行，揭露当局包庇打人凶手的真面目，同时组织宣传组到县 城四郊的田间地头向农民宣传这一事件的真相，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动 面目。游行示威队伍最后冲击国民党县政府，向政府请愿，迫使县长张 恩南出来接见并答复学生代表的要求。这次“反暴行、争取民主自由权 利”斗争的胜利，使王锐夫等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顽固而虚弱的反动 本质，初步认识到了觉悟了的民众的力量。 1932年博兴“八四”武装暴动失败后，县立一小的蔡秉虔、冯毅之、 孙蓬南等共产党员教员，因遭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不得不离开博兴。县教 育局聘任国民党县政府的职员到学校充任教员，遭到毕业班学生一致反 对。王锐夫组织同学罢课并向教育局游行请愿，要求裁撤那些尸位素餐 的教员。斗争虽取得第一学期撤换三个校长、两个教员的胜利，但王锐 夫和四名同学却遭到校方开除的处分。他虽遭开除，但坚持不离校，再 次发起学生运动，迫使校方收回对他们的开除公告，并允许他们复学、毕 业。在县立一小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校园里，经历了数次学生运动 洗礼的王锐夫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一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热血 青年。 1933年9月，王锐夫投考了由博兴、高苑、青城、桓台、蒲台五县联 办，设在高苑城的简易乡村师范并被录取。求学期间，粮食连年丰收；家 庭商号在深谙贾术的伯父经营下日益红火，素来只在家管理农业生产的 父亲在农闲时节也带领三叔、四叔来商号推车赶集，协助打理生意。在 父辈们的勤劳经营下，家庭经济慢慢走向了鼎盛：商号新建店面13间； 耕地由30余亩激增到120亩，雇有长工1人，农忙之际还需雇佣短工； 家庭人口由12人增到21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家庭。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北方农村自然经济的 凋敝，主要经营面向农民的商号生意不断亏损，王锐夫的家境也每况愈 下。此时，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山东匪患四起，王锐夫又遭土匪绑架被勒 索现洋4000余元。此役过后，家中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加之大家庭人多 开支大，靠不景气的农业、商业维持的家庭已是人不敷出。偿债无方的 王家无奈之下沿袭当地“打破账”的传统，于1935年秋后将家中土地、现 金、货品、粮食、车马等全部财产估值按比例偿还给各债主。所幸债主们 多系亲戚朋友，协商后房子、土地得以留下，王锐夫家每年向他们缴纳租 金。日渐窘迫的大家庭愈发无法维系，最终将剩余家产一分为五，祖父 母一份、父亲兄弟四人各一份。目睹大家庭在短短七八年间由盛及衰的 变故，王锐夫切身感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小工商业者和农民的创业 之艰辛和生存之不易。 1937年5月，简易乡村师范毕业的王锐夫接县教育局任命，成为博 兴县东营村（后为城东街道小营村）小学的一名教员。半年后，他辞教 回村协助父亲料理农务。同年，简易乡村师范同学李铁锋从济宁归来任 菜园村小学教员。王锐夫与李铁锋建立联系，并在他的引导下参加了些 零零散散的抗日活动。 1938年10月，盘踞在博城一带的国民党顽固派周胜芳在县城举办 了抗日小学教员训练班。接到参加通知的王锐夫和本村的王连、李光 修，附近村的陈笑亭、张竹天等人一起参加了这个为期一个月的训练班。 训练班结束后，他被介绍到利津城国民党鲁北行署政治干部学校接受1 个月的训练。受训期间，王锐夫与旧时同学刘道修久别重逢。在刘道修 家中，刘向王锐夫描述了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抗战必胜的理论，介绍 了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和地方的组织情况，动员他加入这个组织并申 明所有受训人员毕业时都必须参加。对“三青团”无甚了解的王锐夫听 信了刘道修的话，当时应允同意加入并填写了入团申请书。不几天，日 军占领惠民县城，周边县城人心惶惶、动荡不安。在日军占领利津城前， 干训班的学员们于夜间分散到蒲台县乔家庄。王锐夫因眼疾请假回家。 对三青团既没过组织生活也从无缴过团费，自此以后就与该组织断绝了 联系。 1939年1月，日酋渡边率领日本侵略军两个中队200余人从广饶进 犯博兴。国民党周胜芳部望风而逃，日军未经战斗便于当月25日占领 博兴县城，随即组织成立维持会、建立伪政权，在周边村庄安设据点，建 立伪村、乡公所，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相公堂村毗邻县城，由县城通向 东北方的交通要道经过村子，日军对村内道路、电话加以修整，很快就在 这建立了伪政权，成立新民会，逼迫青年受训。不久，一队日军闯入村 内，公然劫掠财物。日军的到来，让王锐夫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了日 本侵略者，目睹了他们的穷凶极恶，村人无奈的哭喊声和日本侵略者的 狞笑，让他萌生了离开是非之地的念头。 1939年，是一个让博兴刻骨铭记的年份。日军占领了县城，自然灾 害造成粮食大面积歉收，民众陷入被殖民统治和饥荒之中，几乎家家断 炊烟，户户有死人，成千上万群众被迫离开家乡外出逃荒。相公堂，一个 仅300余户的村子就有200多户逃离，王锐夫家中也早已揭不开锅，同 时有流言日伪政权要对青年学生实施迫害，王锐夫就随本村老关东客王 松会一起到了哈尔滨，期冀学点手艺，避免战祸。哪知到哈尔滨后才发 觉所有的期冀不过是泡影。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三省实行残酷的殖民统 治，15岁以上男子都必须随身携带日伪政权配发的良民证，商业经营实 行严格的配给制度，经济萧条，各种商号大多减员、勉强维持生意。王锐 夫无良民证更是处处碰壁。一个月后，所带盘缠耗尽，便偷偷到商号聚 集区扛活、种菜、养猪。勉强维持四个月后，传闻关内抗战的消息以及日 本侵略者要封锁山海关，停止与关内的金融汇兑，考虑到再在哈尔滨待 下去也是徒劳无益，就变卖衣服行李凑足盘缠回到相公堂村。在哈尔滨 的这段日子，王锐夫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沦陷区人民残酷的殖民统治 和奴化教育，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虽大，但已没有几个地方是躲避战 争的“世外桃源”，对待日本侵略者，不能躲避、退让，只有坚决抗战！ 回家后不久，一支国民党队伍开进本县刘官庄。有同学托人捎信给 王锐夫，邀他前往入伍。抗日无门的王锐夫闻讯后随即赶往了刘官庄。 去后才知这支队伍是组织农村实行保甲制度的督导团，队伍上的同学没 什么武器也没具体工作，失望之余便只得回家。 日军占领博城后，中共博兴县委趁其立足未稳之际在全县积极发展 党员，整顿和建立党的组织，组建抗日武装，深入开展抗日活动。1939 年9月，博兴一、三区区委书记张竹天与张子健，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 军分区司令员马千里的支持下，建立了一支小型抗日游击队，在赵楼、崇 德、顾家、贤城、堤上等10多个村庄，进行抗日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 不少村庄纷纷成立自卫组织，保村护民。1940年春，相公堂村成立自卫 团基干民兵团，王锐夫被推举任团长。时值灾年刚过，青黄不接，当地大 多数群众只能吃糠咽菜苦待麦收。然而本乡地主顾琴堂、本村村长王心 广却不顾乡亲们的死活依旧横征暴敛，激起极大的民愤。在党组织的启 发带动下，王锐夫率领基干民兵团将作恶多端的两个恶霸地主抓了起 来，召开审判会，组织群众揭发其罪行，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 处决了顾琴堂、王心广。此后，他组织民兵放哨掩护党的活动，发动群众 取缔伪乡、村政权。在参加党组织的多次活动中，思想进步、积极抗日的 王锐夫逐渐赢得了一区区长张竹天的信任，并被列为党组织发展的对 象。同年5月，在张竹天的介绍下，他赴三区区公所任经建股长，正式脱 离农业生产成为一名全职的革命者。 1940年7月25日，博兴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六区辛集村成立。同年 12月，王锐夫调任博兴县抗日民主政府经建科长。1941年2月，经张竹 天介绍，王锐夫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经建科期间，他千方百计贯 彻落实中共博兴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大力发展经 济，改善群众生活，为捍卫、巩固新政权作了积极贡献。同年，素来只晓 得赶集卖菜不过问政治的父亲惨遭汉奸毒打致死，家中失去了顶梁柱。 幸在当地乡、村政府的帮扶下，母亲、妻子、三个妹妹、两个幼弟度过了这 段艰难时光，使王锐夫摆脱了家庭拖累，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1942年2月，王锐夫调任垦区土地整理委员会调查员。当时的垦 区地广人稀、荆草遍野、匪患横行，日伪对此也是鞭长莫及，统治力量较 为薄弱。中共清河区党委、行署决定把这片黄河淤积平原建设成稳固的 抗日根据地。为此，号召广饶、博兴、蒲台三县北部根据地群众到垦区开 荒种田，同时对活动在这一带的匪帮“橹叶子”、“跟头子”、“三虎头子” 等进行镇压、收编。来到垦区后，王锐夫很快适应了当地恶劣的环境，以 高昂的革命斗志投入到垦区土地工作中。他和土地整理委员会的工作 人员认真贯彻垦区行政委员会颁发的《垦区土地整理暂行方案》和《垦 区公田垦殖办法》，深入田间地头解决土地纠纷，清理边界，确定地权；取 消“二地主”、“二东家”，实行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大力发动开荒， 实行“生荒三年不纳粮，熟荒一年不纳粮”的办法。他们的工作卓有成 效，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外地贫苦农民扶老携幼纷纷来垦区安 家落户，开荒种地。原先罕有人烟的垦区人口迅猛增加，在不到一年的 时间里，仅垦一区、垦二区即新增移民5000户。 1942年8月，王锐夫调任垦区行政委员会经建科科长。1943年4 月，垦区行政委员会改称垦利县抗日民主政府，王锐夫相继转任财经科 副科长、农林局副局长、五区区长。1944年8月，利津县城被八路军攻 克，自此全县解放。利津解放后，渤海区党委随即加强了对利津县委、县 政府等组织领导机构的建设。同年10月18日，利津县政府宣告成立， 王锐夫被任命为民政科科长。当时的利津县社情、敌情复杂，刚刚解放 的县城不断有匪特骚扰。在利津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王锐夫积极参 加锄奸反霸、减租减息、参军支前、恢复发展生产的群众运动，为把利津 建设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锐夫被调离利津至渤海行署民政处。不久，被 任命为惠民县政府秘书科科长。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惠民县政府党委委 员、沿河区区委书记，山东黄河河务局驻惠办事处副主任，山东省黄河河 务局材料科副科长，济南黄河石料公司经理等职，为捍卫新生的革命政 权和河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0年4月，王锐夫调任山东省河务局党组成员、财务副处长。 1951年9月，王锐夫离开山东省，被任命为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 “黄委会”）财务处副处长、潼孟段办事处副主任。从此，他就与水利事 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将半生的精力和心血浇灌在黄河水利上，为新中国 治理黄河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6年3月，对水利业务要求精益求精又苦感自身专业知识浅的 王锐夫，经过考试选拔进入天津大学水利系，学习了4年的水利专业知 识。1960年4月，毕业后被任命为黄委会设计院副院长、规划处处长。 在工作中，他将所学专业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指导中，经常与水利工作 人员深入工程一线，加强对治黄的勘测和规划设计。“文化大革命”开 始后，王锐夫和很多水利系统的知识分子一样遭受迫害并被免去职务。 1969年10月被“解放”，下放到黄委会规划大队三分队工作，历任规划 大队生产组副组长、副大队长。 20世纪70年代以后，王锐夫历任规划设计大队长，黄委会临时党 组成员、勘测规划设计院党委书记、院长，黄委会副主任兼勘测规划设计 院院长，勘测规划设计院顾问等职务。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地掀起了经济建设的高潮，各地大型基础设 施工程相继上马。年近古稀的王锐夫非常关注家乡的建设，每当家乡来 人有困难找他，他都帮忙筹谋划策、协调各方关系，为家乡建设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1982年，在惠民地区改建北镇黄河公路大桥过程中，因原材 料、运费、劳力大幅度涨价，计划内经费、物资远远不能满足工程需要。 为节省资金，惠民地区商议在桥址附近黄河“几”字湾处新建一座黄河 大坝，如此一来工程就能缩短1600米。但建新坝与政策相左。当工程 负责人来黄委会找到王锐夫时，他心系家乡建设，非常清楚这座桥沟通 两岸交通的重要性，不顾年高体弱四方斡旋、奔走于国家水利部门和黄 委会之间，最终使相关部门审定了“裁弯取直”设计方案，缩减了建桥工 期，节省了资金。 1984年5月，王锐夫离职休养。1995年10月，因病医治无效，于河 南省郑州市黄河中心医院逝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