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槐同志简介：

高树槐 (1920 - 2000) 高树槐，1920年6月出生于博兴县康 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人口多，土地少， 仅凭种地收入难以维持生活，勤劳的父亲和 叔叔不得不靠常年给地主扛活及做面食生 意维持生计。不料，其父在34岁那年积劳 成疾害了眼疾双目失明，失去劳动能力，家 庭愈加困难。仅上了6年小学的高树槐不 得不辍学回家务农。 1939年，在家干了几年农活的高树槐看 到靠种田不能摆脱贫穷面貌，就想做生意赚 钱，跟着别人跑东北贩卖衣服、布匹。不料， 到了山海关，带的东西全被没收了。生意没做成，本钱也亏了。他灰心 丧气地回到家中，又生了一场病（严重的疥疮）。 1940年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北渡小清河进入博兴，开辟了 博兴抗日根据地。随后，中共清河地委宣传部代理部长马巨涛率开辟新 区工作团来到博兴，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和组织群众，培养入党积极 分子。前途迷茫的高树槐对同乡马巨涛（也是康坊村人）宣传的革命道 理很感兴趣，并结识了到村里开展抗日宣传等革命活动的党员干部，从 他们身上看到了开创新生活的希望。 1940年夏天，到康坊村发动群众，开展党建工作的地方干部看到高 389 树槐有点文化，就动员他在村里组织青年救国会，并指定他出任村青救 会长。由于他工作积极，不久就由耿荣卿、马月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入党后的高树槐仍然不懂太多的革命道理，思想也很单纯，但他知 道共产党是为穷人服务的，能带领穷人过上好日子。因此情绪高涨，工 作更加积极了。思想保守的父母见他经常不着家，害怕他不守本分在外 边惹事，每在吃饭的时候就嘱托说：“咱可不要去干八路呀！”然而，这时 的高树槐已经下定了“干八路”的决心。 不久，高树槐接到通知到六区各救会接受培训。学习结束后，六区 各救会又推荐他到清河专署训练。“儿行千里母担忧”，胆小怕事的母 亲对他外出既不理解，又不放心。为打消母亲的顾虑，他没带被服，只带 了一支钢笔就于1940年11月离家，到广北地区参加了两个月的训练。 时值严冬，条件极其艰苦，以麸皮等充饥，平地上铺一层草作床，和衣而 睡。他们互相鼓励着，坚持完成了训练任务。这次学习和训练可谓高树 槐革命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不仅使他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 且锻炼了其纪律性、组织性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更重要的是接受了一些 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形势和当前任务的认识，为他以 后从事党的领导工作打下了基础。学习结束后，组织安排他继续到鲁南 “抗大”学习，但由于他身生疥疮行军不便，没去成。后被分配到博兴县 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负责拥军优属工作。 1941年3月，中共博兴县委成立开辟新区工作队，随后又组成一支 征粮工作队随县大队赴小清河南的二、四区开辟工作。高树槐参加了为 期一年的征粮工作队。为躲避敌人的骚扰，他们时常夜间从根据地出 发，急行军到达预定村庄，拂晓进村，一方面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方 面征收公粮。仅1941年夏天，他们就从五区的敌占区征收夏粮30万 斤，运往小清河北根据地。1941年至1942年，日伪在敌占区连续推行 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小清河南局势进一步恶化，工作队被迫撤回小清 河北。随后，高树槐调县粮秣科任会计。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日伪军加紧了对博兴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和“蚕食”，每隔三五里就设一个据点，博兴抗日根据地几乎全部被“蚕 食”掉。原驻博兴的清河区党政机关被迫撤离博兴，迁移至垦区。博兴 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斗争转入地下。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高树槐等白天 在地窝子里睡觉、隐蔽，夜间出来活动，随时都有被俘和牺牲的危险。他 多次从日伪军的包围中突围出来。 1943年秋，反“蚕食”斗争胜利，抗日形势好转。高树槐参加了整党 整风学习，参与了减租减息、生产节约运动和动员参军运动。 由于对党的抗战理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认识不够深刻和全 面，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高树槐曾产生过“抗战到何时才能胜利”的疑 问，但他从思想上没有妥协，始终保持了高涨的革命斗争热情。当时有 一个同事因环境恶化妥协回家了，高树槐绕过敌人据点，冒险找到他，并 说服他继续回到革命阵营中。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高树槐主要从事财粮工作。县委、县政府对 高树槐这个农民出身的朴实的党员干部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是充分肯定 的。1945年6月，高树槐由会计员升任县粮库主任兼县金库主任。1945 年11月，又升任县财政科科长兼粮食局副局长（主持粮食局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树槐和许多党的基层干部一样处在兴奋之中， 以为战争结束了，苦吃到头了。然而，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又义无反顾地 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支前工作中。他认真履行党的政策，广泛征 集军粮，支援前线。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博兴大部 被国民党军占领。县委决定老弱病残转移到外县，年轻力壮者留下坚持 斗争。高树槐白天带领民兵与敌人周旋，夜晚带领民工抢运粮食，经常 跨过小清河到敌占区征集和运送粮食，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 1948年12月，高树槐被任命为博兴县代理县长，与县委组织部部 长孟庆隆一起负责组织干部南下工作。他响应上级党委号召，积极进行 政治动员，教育干部要明确随军南下和坚持当地工作都是革命的需要， 做到“走者愉快，留者安心”。1949年3月，中共渤海区第三地委决定由 高树槐和孟庆隆率领博兴县67名干部（一个县的整套班子）南下，支援 新解放区。高树槐任南下干部三大队五中队队长。3月3日，他们从县 委机关驻地辛集村出发，到三地委驻地索镇集合，作为华东局学校学员， 进行了短暂的整顿学习，随后即踏上南下征程。 在“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口号的 鼓舞下，高树槐率领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的博兴籍南下干部，一路 南下。除从济南到郯城一段是乘火车外，其余1000多公里全靠步行。 他们克服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特别是新解放区有些群众对共产党仍心 存疑虑等困难徒步南行。越走越热，他们没有夏装，仍穿着棉衣；他们严 守纪律不住群众卧室，只住空房或露天宿营；当地群众吃大米饭，他们站 在一旁边看边说“明天或者后天，全国人民都会吃上大米饭”；不懂南方 习俗，他们曾用群众家的马桶盛饭，人家说这个不能用来盛饭，但他们听 不懂；有的女队员脚上磨起了泡，晚上疼得抱着脚哭，第二天又满怀豪情 的走上征程，心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士气。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学 习方言和南方风俗习惯。用自已的言行向途经地区的群众展示共产党 人的风采，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 1949年5月到达上海，高树槐所率博兴籍干部留驻上海，任务是维 持社会秩序、安定民心、救灾赈济，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当时的上海正如 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所反映的那样，十分混乱。为此，华东局在上海 成立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对各类人士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高树槐任五 班副班主任。虽然当时高树槐的理论水平不高，但他凭多年的革命实 践，站在讲台上仍然能讲一些让上海年青人感到十分新鲜的东西，于是 有人写纸条递上讲台，问他是那个大学毕业的，他诙谐地答道：“我们是 高粱棵大学毕业的！”有的学员不知道节约，吃馒头剥皮，他就拣起来吃 下去，后来学员们就不再剥皮了。这样的言行教育，看似很“土”、很 “笨”，效果却是很好的。高树槐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对党、对人民的忠 诚，从他的言行中可见一斑1 1950年1月，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因被训人员分配工作而停办，高树 槐被分配到上海市财政局任消费税科（三科）科长。当时的上海人民政 权刚刚建立，敌特分子活动猖獗，还时常遭受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各级工 作部门留用的大量1日体制的人员，思想混乱、工作消极。高树槐任科长 的三科由于留用人员多，工作又较复杂，各项工作均落后于其他科室。 为改变落后局面，高树槐抓住本科年轻人较多的特点，在科内建立健全 了共青团组织，并以此为阵地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同时，建立起较规 范的管理制度，以身示范带头干好工作。这样一来，由高树槐任科长的 三科很快就摆脱了落后面貌，各项工作均跑到了其他科室的前边。 自1950年7月至1952年6月，高树槐先后任新成立的普陀区税务 分局稽征处主任、邑庙区税务分局局长等职。这时的上海，社会已经趋 于稳定，高树槐也从四处奔波的革命者，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他 既体会到这份稳定工作的来之不易，又认识到做好本职工作对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的意义，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对自 己的工作产生了留恋和热爱，工作虽然累，但精神很愉快。” 1952年6月，上海市税务局为处理“三反”“五反”运动中查处的一 些遗留案件，决定采取集中训练方式处理，高树槐被任命为干部训练班 班主任。这是一项政策性、敏感性都很强的工作。他本着事实求是的原 则，慎重地处理每一件案件，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就处理了300多件悬 案。1953年4月，他调上海市财政学校任副校长（正校长由税务局长兼 任）。随后，财政学校又由财政部转交地质部，更名为地质部正定干部学 校，高树槐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其间，高树槐曾提出自己长期从事财 粮工作，文化程度低不适合干教育工作，但组织上已经决定，并相信他会 干好，于是他服从工作的需要，安心从事教育事业。 “文化大革命”时期，高树槐因出身贫寒，历史清白，没有受到冲击。 被调入浙江省工作，先后任省地质局财务处处长，第十四、第七地质队党 委书记，金华地质大队大队长，省地质局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革委会 常委，省水利局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等职。在不同的岗位上，他始终坚持 党性原则，坚决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倒行逆施作斗争。 1978年10月，高树槐任浙江省电力工业局党组成员、政治处处长， 直到1983年12月离休。这时，他虽已60多岁，但仍尽心尽职地工作， 积极探索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受到广大干部职 工的好评。 高树槐是从博兴走出的众多革命干部之一，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 中，处处体现着博兴农民纯朴、诚实的本质。自参加革命以来，几十年如 一日，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 毕生的精力。2000年10月30日因病去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