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觉民同志简介：

王觉民（?一？） 王觉民，男，四川省梁山人。192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川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第3大队大队长。 王觉民，1928年秋入党。1930年参加 川东猫儿寨农民暴动，任川东红军第三路游 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1940年任河南省萧灵 睢铜边县委书记，1945年12月任中共博兴 县委书记。1949年参加西南服务团，任川南 支队三大队大队长兼政委，1951年任川南行 署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政法委员会委员 和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1952年9月，调入 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历任政治部组织部长、 政治部副主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察 王觉民，原名王联雕，曾用名王永光、王一中、王一贯、易贯。1903 年农历6月11日生于四川省梁山县龙沙乡殷家坝赵家桥村（后为重庆 市梁平县三清村）家境殷实的一户人家。兄弟姐妹12人，王觉民排行老 四。父亲王章鉴，前清秀才，学识过人，是家乡的开明绅士。王觉民深受 父亲影响，自幼在家乡读书，梁山县立中学（当地唯一一所中学）毕业， 后于1923年考入武汉大学理学院。在校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王觉民 475 踊跃参加学生活动，思想境界逐渐升华，开始寻求革命道路，经人介绍加 入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看清国民党右派 的反动本质，又毅然脱离国民党。因时局混乱，在校修业4年便于1927 年返回家乡。 王觉民回到家乡，即在梁山县立中学谋得一份教员工作，1928年1 月升任学校训育主任。1928年秋，在龙沙乡夏家官由张仁杰、范纪曼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取得合法身份， 他借用家庭的影响和钱财，通过一系列活动，告倒了龙沙乡团总刘汝南， 经过选举上台，接任团总职务，并改造这支国民党地方武装为革命武装。 当时党组织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应付上层国民党政府，掩护基层组织和农 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解决农民与地主的减租减息纠纷。在王觉民 等共产党人领导下，龙沙乡农会组织迅速壮大，发展到四五百人。农民 运动触及了地主豪绅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写了上百张呈文告 到县政府。在王觉民等党的地下工作者积极活动下，上告者没有达到目 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统 治地位，错误地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 力量——要武装暴动”。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由王维舟（后任四川红 四方面军军长）领导的猫儿寨农民暴动。暴动队伍遭到国民党军队追 剿，被迫转移到龙沙乡，配合王觉民领导的地方武装共千余人枪，组建了 川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王觉民任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编制就绪， 向川南方向进发，准备与贺龙率领的红军会合，在川鄂边区建立苏维埃 政权。暴动队伍沿途打土豪、分田地、烧契约、破田界，将地主衣物财产 等分给穷人。当行军至忠县、石柱县等地时，被刘湘两个师及忠、丰都、 石柱等四五个县的国民党地方武装数千人包围在石柱县西乐坪。王觉 民等带领部分人员冲出包围圈。因武器太少，不能继续坚持，组织决定 将突围人员的武器全部交忠县县委保存，各路人员化装星夜潜回原处继 续工作。 王觉民回到家乡后，接受的任务是改造土匪武装为革命武装，重建 队伍，扩大武装，开展游击战。时值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笼罩粱山， 国民党政府到处悬奖捉拿红军干部：连级600元，营级1000元，团级以 上2000元。王觉民被悬赏2000元通缉捉拿。因为闹革命参加红军，王 觉民的妻子被国民党政府杀害，家产被查收一空，其祖屋大院也被放火 烧光，成为在当地流传至今、远近闻名的“火烧园子”。 在此情况下，为了革命工作需要，王觉民隐姓埋名，曾用王一中，王 一贯等名字，以为他人做长工、打短工、守铺子、看孩子等作掩护，在暂时 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继续单独开展革命活动。 1932年，王觉民向上级写信要求调往北平工作，因当时党的各级组 织均遭到破坏，一直没有得到答复。无奈之下，他只好离开家乡前往北 平，找到曾一起打游击的共产党员李屏叔。 王觉民到北平后改名王永光，由李屏叔、王逐萍（解放后任西南公安 局长、西南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颜伏（后任济南军区炮兵司 令员、少将）等介绍，参加了反帝大同盟，领导学生开展抗日示威游行，散 传单，抗飞行集会等。由于工作努力，经上级同意，恢复了组织关系。根 据组织安排，以四川中学图书馆主任兼教员的身份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 作，党内职务是北平市南区区委军事委员。其间，他先后从事印刷、交 通、军事等工作，以作交通工作时间最长。 1933年8至9月间，国民党派何应钦到北平组建军分会，一时国民 党便衣特务遍布全城，到处抓捕中共地下党员。王觉民在北平的消息很 快就传回四川家乡，当地一个与他有仇的恶霸地主写信到北平告密，致 使他被国民党便衣特务抓捕，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第三天被保释出 狱。 王觉民出狱后，即受党组织派遣，和阎红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 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上将）、陈皓月等到孙殿英部做 兵运工作。王觉民任该部教导队三中队文书。直到1934年，孙马之战 （孙殿英与马步青、马步芳部的军阀混战）孙殿英失败，被蒋介石收编 后，王觉民与阎红彦又回到北平。 这时北平党组织已遭到破坏，王觉民遂与组织失去联系。当时的北 平城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者做了叛徒，到处指 认抓捕共产党人。王觉民处境十分危险，又加之生活无法维持，三个月 后便离开北平到河南省南召县同学徐维善（徐为县政府秘书）处任督 学，继而任中学训育主任，后又回到家乡梁山县担任高级中学校长。就 在王觉民离开南召县不久，南召中学师生又拥戴他为校长。于是，王觉 民又返回南召县，以图寻找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任南召县中学校长不久，王觉民就与同为失掉组织关系的教务主任 王秀宜（又名王正朔）结下深厚情谊，两人结成一个革命小团体，在校内 大张旗鼓地开展革命活动。王觉民以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广博的 文化科学知识，生动、朴实、流畅的演讲口才，揭露抨击国民党的黑暗腐 败，启迪学生觉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领导组建了学生自治会及 各种学术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等团体，凡革命纪念节日就放假庆祝或 者开展纪念活动。他一边寻找党组织，一边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并 着手组建党组织。这时，身为国民党员的教育局长赵广心对南召中学的 革命活动有所察觉，下令解散学生自治会和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并责令 王觉民开除进步学生。王觉民一面应付，一面设法保护学生，没开除一 名学生。对此，赵广心极其不满，利用职权克扣办学经费，停发教师工 资，致使王觉民、王秀宜、张明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委常委、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等不能继续开展工作。王觉民已经无法在南召继续开展 革命活动，便经王秀宜介绍到内乡县任完小教师。其间，他和部分进步 教师一起组织领导五、六年级的学生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后因被叛 徒出卖撤离内乡，先到许昌，后到江西萍乡，于1936年10月回到北平。 在河南的这段时间，王觉民与王秀宜、张明河、曹云阁等在与党失去 联系的情况下，冒着危险，主动寻找党组织，联系失散党员，在南召、内 乡、南阳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坚持对敌斗争，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 在北平王觉民再次与颜伏一起工作，并由颜伏介绍参加了“民先”， 组织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1月，奉“民先”组织安排， 王觉民率北平百余学生前往西安张学良处受训，途中听说张学良、杨虎 城发起了“西安事变”及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于是，他们 就决定改道去陕北寻找党组织。几经周折，历尽艰难，于1936年底到达 洛川，见到了红二十七军军长，并经他介绍到达延安，进入抗大二期十二 队受训。到此，与组织失去联系两年多的王觉民终于找到组织，恢复了 组织关系。延安抗大结业后又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7年11月毕 业。 毕业后，王觉民被分配到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任招生委员会委员， 承担吸收学生、工人、进步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接待和组织输送进步青年 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等工作。其间，曾与张爱萍共事。 1938年6月，王觉民调任河南省确山县委统战部长。同年12月改 任河南省信阳县委宣传部长。1939年7月，任河南省永城县委副书记 兼组织部长。1940年4月，河南省邳睢铜地委决定成立萧灵睢铜边县 委，王觉民任书记。1940年5月间，萧灵睢铜边县委转移到九顶山区活 动。不久，邳睢铜地委组织部长张道平来到九顶山区，召开县委会议。 根据地委指示，会议决定：萧灵睢铜边县委与临时灵睢县委合并，成立中 共灵睢县委，王觉民任书记。新县委研究决定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是积 极开展对敌斗争，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 时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豫皖苏边区的日伪及国民党顽固派重 兵囤积，分割盘踞，形势十分严峻，生存条件也非常艰苦，县、区干部吃饭 都要靠找保长派饭。王觉民与县长王亚箴带领新建的灵睢县委、县政府 的工作人员深入乡村，宣传发动群众，利用九顶山区的有利地形和群众 基础，组织党员干部及地方武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抗日游击区的创 建工作。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建起四个区政权，在东山区的六七个 乡建立起抗日政权。在原县大队编人八路军南进支队第二营后，县委、 县政府又以区队为骨干，重新组建了100多人枪的灵睢大队，各区也组 织起二、三十人的小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 日武装斗争，保护群众利益，其活动范围扩大到160平方公里。为解决 县区乡及武装人员的抗日经费问题，县委决定在区内交通要道上的贯 山、三楼、小沈家等地设立了盐税站，征收盐税，每天能有一二十元的收 入。同时，在京渠、三楼分别开办了两所抗日小学，传授文化知识，宣传 抗日救国思想。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灵北日伪与国民党顽 固派勾结，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夹击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 装。韦国清率三师九旅在邳睢铜地区痛击国民党睢宁县政府及其常备 旅，将其打跑。国民党县长兼常备旅旅长刘天展率残部逃至灵北地区设 立据点，继续与人民为敌，灵睢地区形势进一步恶化。一天，县委正在杨 集子召开扩大会，研究如何应对新的斗争环境，午后接到地委紧急命令， 要求当晚全部人员撤到海郑公路以北活动。根据地委指示，王觉民与大 家研究决定：县委、县政府机关30余名非战斗人员撤往路北；王觉民等 人留在九顶山区（路南）继续坚持斗争。此后形势继续恶化，王觉民等 才撤往海郑公路以北。 1941年9月，王觉民调任安徽省淮北区党委组织部总支书记。1942 年9月，为控制从大兴镇沿运河向西北至宿迁城脚下这块狭长地带，淮 北与淮海党政军领导人研究决定成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运河特区。 特区下设五个区，王觉民调任所属的古城区委书记。王觉民带领全区党 员干部，迅速发动群众，建立起50多人枪的区队武装和群众性的基干民 兵和普通民兵组织；采用“插进去，蹲下来，挤出去”的办法开展工作，建 立起乡村政权。在运河特区存在的两年时间里，包括王觉民领导的古城 镇在内的抗日武装发展迅速，战绩辉煌，在淮北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 一页。 1944年12月至1945年6月，王觉民参加苏北区党委整风和党校学 习。1945年7月至10月任江苏省宿迁县委组织部长。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觉民调任中共博兴县委书记。当时博兴县面临 新解放区基层政权建设、剿匪和土地改革三大任务。 1945年12月，刚到任几天的王觉民就雷厉风行地领导组建了8个 工作组，并亲自带队奔赴新解放区，开展区、村政权建设工作。在较短的 时间内顺利完成了新区村级政权建设和巩固区级政权的任务，为全县各 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新区建设工作还没完全结束，反特剿匪、保卫新区工作又摆在面前。 当时，流亡张店的国民党博兴县政府首要分子赵辉楼、侯庆文等，不断向 博兴新解放区派遣特务，杀害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破坏群众运动。为 保卫胜利果实，打击反动势力，中共博兴县委成立了以王觉民任政委的 反特剿匪指挥部，坚持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充分发 动群众，组织民兵实行自卫联防，在全县开展了一次群众性的反特剿匪 运动，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武装特务的各种破坏活动。 1946年7月，王觉民参加渤海区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会后，博兴 县的土地改革工作全面展开。在县委领导下，县及各区分别成立了土地 改革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土改工作。到1947年夏，全县土改工作取得 显著成果，基本实现了平分土地的目标，满足了无地、少地农民“耕者有 其田”的夙愿。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发起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8 月，国民党军占领博兴县城，反动封建势力“还乡团”也随之返回博兴， 进行反攻倒算，惨杀革命干部。中共博兴县委成立了以王觉民任政委的 对敌斗争指挥部，领导军民与敌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配合渤海军区 主力部队于1947年10月10日，将国民党军赶出博兴。 这一时期，王觉民的家人也时常随部队转移，居无定所。在一次夜 间转移的行军中，与国民党军遭遇，发生激战，出生仅几个月的儿子受枪 炮声惊吓患病，无医无药，眼睁睁看着幼小的生命夭折。 正当全县人民庆祝重新解放，土地改革取得显著成就的时候，时任 中共华东局副书记的康生来到渤海区，别有用心地全盘否定了渤海区的 土改成绩。在康生的授意下，渤海区派出土改工作组进驻博兴。工作组 无视博兴县土改工作取得的成果，错误地批评博兴县委执行了“富农路 线”。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无情批斗了一些土改积极分子，王觉民也于 1948年3月被调离县委书记岗位，改任渤海行署民政处副处长。6月， 任渤海行署机关党委书记。 1948夏，为支援淮海战役，渤海区成立了民工支前队，王觉民作为 带队干部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支前工作。1949年6月12日， 为贯彻党中央进军大西南的决定，刘伯承、邓小平作出组建第二野战军 西南服务团的重大决策。王觉民被调入西南服务团第二团川南支队三 大队任大队长兼政委。1949年10月1日，王觉民率第三大队跟随“刘 邓大军”从南京出发，经武汉至岳阳，穿越湘西20多县，从东向南直穿贵 州全境，渡过赤水河、穿过娄山关，进入四川叙永，再经泸州、自贡，先后 于12月18日和1950年1月5日分三批到达乐山。历时3个月，克服重 重艰难险阻，行程8000里。 五 1949年12月18日，王觉民所率第一批成员到达刚解放两天的乐 山。在乐山地委和军管会的领导下，王觉民等开始了接管1日政权和建立 新政权的工作。1950年1月王觉民被任命为乐山地委委员、组织部长， 负责筹建地委机关，同时肩负起按组织要求和工作需要为各级党政群机 关单位选派干部的重任。通过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严格的把关 遴选，顺利完成了全大队200名干部的工作安置任务，方案一经公布所 有人员全部到岗，没出现任何对所安排工作不满和挑剔的现象，做到了 “一不讲工作职务，二不讲工作地点，三不讲工作待遇，接到命令就出发， 精神抖擞上前线”。 1951年，由周恩来总理签发政务院任命书，任命王觉民为川南行署 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政法委员会委员和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 1952年9月，王觉民调入新建的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工作，曾任局政 治部组织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 等职务。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居无定所，风餐露宿，王觉民患上了风湿病， 严重时手脚肿胀，手不能握笔，行走困难，只能在警卫员的搀扶下坚持工 作。 调到新建铁路第二工程局（当时叫西南铁路工程局）工作后，王觉 民立即投入到宝成铁 路的建设工程中。当 时他的风湿病已经侵 犯到心脏并伴有哮 喘，一躺下就呼吸困 难，只能整夜整夜坐 着睡，但他仍然坚持 工作，经常到新建铁 路沿线工地检查指导 工作。由于心脏病不 能乘飞机，到北京开 会只能乘火车到重 庆、转坐船到武汉、再 乘火车多次辗转才能 抵京。 正当为修建祖国西南交通“大动脉”忘我工作的时侯，在与病魔斗 争中坚持工作的王觉民终于倒下了。1957年3月，54岁的王觉民英年 早逝。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