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文同志简介：

芜湖军分区干休一所 吴光文 我的一生无文化、无作为，是个平平淡淡的人。我出生 在山东省临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老娘腹中无爸的苦人 儿，父亲死后4个月，我才出生，但因为没的吃、没的穿， 奄奄一息。大我七八岁的哥哥由于生活逼迫气喘嘘嘘、咳嗽 不止。但为了活命，不得不拖着病体到地主家做担水、扫地、 送饭等零杂活，以挣得一口活命钱。1947年至1948年期间， 在山东这个解放战争的主战场上，几乎家家只有妇女在留守， 成年男子都参军打仗去了。我 哥哥，参加了华野第二纵队， 在新安镇（现在的新沂）活捉 郝朋举战斗中，还荣立过一次 四等功，但终因身体不支，在 部队不足两年就退伍还乡，50 岁就去世了。 我一家三口人，没有生活 来源，无力与生死抗争。母亲 只好携带两个孩儿到本村地主 吴作民家当长工，承担烧饭、 推磨、做煎饼等重体力活。哥 哥当杂工，以挣取仅能维持生 存的一点工钱。我因年仅7岁， 只管吃，不给钱。 1941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从 山西来到山东，六八四团和9币 部就住在我的家乡临沭县，赣 榆县是六八六团所在地。刚巧， 赣榆县有人来我村宣传参军抗 日，于是我就跟随他们参加了 赣榆县游击大队编入第三中队 一排一班。该游击队第四中队是一一五师下放的骨干连队， 连长何万祥是山西人，是出战必胜的战斗英雄。三中队虽不 是一一五师整体建制，但班排长和一些骨干士兵都是一一五 师下放的优秀人才，所以初出茅庐，我能在这样一个连队当 兵，实在喜不胜喜，心里十分美哉、胜哉1 20世纪70年代初， 我任安徽省军区宣传处长时，去阜阳军分区凤台县人武部检 查工作时，专门登门看望了离休老红军，原该县人武部部长 符建邦同志，他就是当年一一五师下放在赣榆县游击大队三 中队二排的排长。我们一见如故，谈起30前的往事，情深意重。 他大我约10岁左右，若健在，已是近百岁老人也。我在这 个连队年龄最小，大我一岁的王自信同志在中队部当通信员，他曾在1945年和我一起调到滨海警备旅宣传队，以后的发展 各奔东西，但1949年4月21日，我们部队渡江前，在北岸 沙滩上集结时他曾来看过我，从当时衣着看，他好像转入地 方部队了，肩膀上还挂了一支驳壳枪。因为阅历少，经验不足， 彼此都不善言谈，而且我在忙于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因此， 他很快便遁去了。 现在继续谈我在赣榆县游击队三中队的情况。我是这个 连队年龄最小的新兵蛋子，班排长和班内老兵都很关爱我， 尽心尽力帮助、磨 练我。一次派我看 押一个临时犯错的 军人，因为初次拿 枪好奇，我摆弄枪 栓，结果把枪栓从 枪膛上搞下来再也 装不上去了，弄得 心急火燎。这时那 个“犯人”招呼要 我把枪递给他，他 几秒钟就把枪栓推 上去了，又递给了 我。这是我的一桩丑事，所以在班内我一直没敢讲。但从这件事我领悟了不言 而喻的道理。因为从那以后，班里老兵主动教我如何保管使 用步枪，尤其是如何拆卸、安装枪栓。他们教的热心，我也 学得开窍，便很快学会了枪栓的拆卸安装技能，闭着眼睛我 都能熟练的操作。在三中队我还参加了赣榆县马安山抗日烈 士纪念塔的修建活动，这里呈现着滨海军区抗日英雄健儿的 峥嵘业绩。我在三中队时间不长，大概一年多时间就被调到 游击队青年班去了，这里集中了十四五个未成年的娃娃，配 备了几支步马枪，担负着夜晚值班放哨任务。青年班、通信 班是两个兄弟班次，通信班是个十分强悍，多面手的班次，其中包括骑兵、警卫员、通信员；青年班是经过培养教育逐 步向通信班输送兵员的班次。1945年，我调到滨海警备旅宣 传队，随军从赣榆县经长途行军到达山东省诸城县泊里镇， 准备配合兄弟部队拔除山东省这座最后据点。但在这节骨眼 上，我因行军劳累身得疟疾，一天两次冷热缠身，不能进食， 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在这种情况下，我被送到了日照县十 里浦野战医院。房东蔡力农在我病愈后天天找我攀谈，一定 要我做他的干儿子，并让他的独生子与我一起跪拜磕头。从 此蔡老待我犹如亲生，天天把好吃的食物送到我嘴边，你吃 下去，他满脸笑容。我出院归队后，国内战争已经打响，不 管行军作战到什么地方，我都不忘给蔡老先生写信报告战况。 1 947年，在泰安战役结束后，乘部队短期休整机会，我在一 位日照人郑彪同志陪同下专程赶赴日照看望了蔡老先生，老 先生抱着我泪流不止，相互感情难以用语言表达，真可谓“倾 盖论交”。自淮海战役后，部队打过了长江，我就没有再与 蔡老通信了，但我对他的思念之情，丝毫未减。 过江后纵队改称军，我们七兵团的任务是解放舟山群岛， 二十二军军部在宁波，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我们师住 镇海县，这里有重要军港赵宝山，当时我三营八连在山上驻 防，三营机枪连就在山下，我时任该连副政治指导员。部队 日夜热火朝天展开海上练兵。当时每个军人的脑海里装满了 “解放舟山”四个大字。但就在练兵热潮的紧要关口，营教导员找我谈话，告知我调航校学习，而且马上就走。在宁波， 军长孙继先在电影院给我们做了报告，愿我们不久的将来腾 空在蓝天。第二天，经杭州到达南京，在仍称“中央医院” 的我们后来改为总院检查身体，然后登上火车，经过日夜专 程到达长春航空总校。在开学典礼的大会上，第一个驾驶蒋 机起义的刘善本到会做了报告。因为本期学员都是从作战部 队选拨的基层干部，文化根基薄，因此，首先规定先学习文化， 攻读两本书：物理、化学，时间半年。天哪！这两本书，我 见都未见过，哪能知道怎么学呢？教师都是出类拔萃的，但 是，像我这样的笨学生，尽管教师在我身上煞费苦心，但由 于接受能力太差，实在任人无可奈何。但不管接受程度如何， 半年学习期满，经长春医院再次体检合格，即转锦州市驱逐 机学校进入本科教学。负责教学的都是苏联人。经一段课堂 教学后，走出教室，结合飞机（教练机）进行讲解，经过半 年时间，又进行了一次体检，我被淘汰了。这样，1950年3 月份，我被介绍到了北京，手执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写给陈毅 司令员的介绍信到了南京。当时满怀信念回舟山群岛原部队， 但却被留下分配到了华东军区司令部青年干校（住三牌楼原 国民党联勤总部旧址）任青年干事。1952年调第三政治干校 （住丁家桥原国民党党部）一队受训两年，校长兼政委李曼 村。当时是一边倒学习苏联，肖华来校作报告十分形象的讲 要学习苏联操典，抛弃东洋操。我当时25岁，无论课堂教学，还是操场演练，都十分尽兴、卖力。我是第三政治干校第一 期学员，学期两年，于1954年10月毕业，分配到第21速 成中学一队任教导员，校址在芜湖大砻房。我到芜湖，遇到 罕见的水涝灾害，学校大操场紧靠青弋江，一个大浪将江中 一只小船打人大操场，令人十分惊吓。当时芜湖鱼非常廉价， 家家都腌制了大量鱼虾，这可以说是大灾年中捞得的小秋收。 但是，粮食大面积减产，房屋倒塌遍地成灾的状况短时间是 难以解决的。不过，芜湖在那以后的防灾措施十分得力。比 如芜湖防洪堤的建造是非常成功的，这在几十年的风雨飘摇 中得到了考验，稳如 泰山。 我1956年调到 郎溪县兵役局（人武 部）任副政委。大门 两侧挂了两块牌子： 兵役局、武装部。但 人们只称兵役局，不 称武装部，武装部的 时兴是在60至70年 代以后，武装部的主 要工作是民兵工作。 为了加强领导，我们部里三位负责人都参加了县委，部长王树琴同志还担任了县 委常委。我在郎溪的3年，也是天灾加入祸的3年，遍地鼓 吹小钢锅炼铁，遍地鼓吹粮食亩产千斤、万斤，遍地鼓吹吃 饭穿衣不要钱。我在芜湖开会返回时，一进郎溪县境，就见 到处张贴着“郎溪千斤县”的大标语。而该县幸福公社还是 亩产3000斤公社，公社主任李三宝成了名扬全国的模范人物。 但是，假的就不会成真，未经几个月的检验，跟着县委书记 李伯凡的倒台，李三宝也不模范了。1958年年底我被调到芜 湖县兵役局任副政委，住青弋江南岸禹王宫。在这里工作时 间不长，1959年调任芜湖军分区宣传科长。在这个职位上呆 了8年时间，直到1966年“5-16”通知公布， “文化大革 命”开始，我被任命为宣城县人武部政委。我一到宣城，关 于我的大字报就上街了。各种说法都有，但都是无中生有、 恶意中伤。1967年年初，造反派借毛泽东批评谭震林、陈毅， 纷纷用同样语言批评我，攻击目标从县委书记钱坤身上转向 了我。奇怪的是比我早来一两年的部长及新同志却安然无恙。 这当然是造反派有意在我们之间制造裂痕，破坏团结。他们 不断向我下战书，令我到他们事先安排好的群众大会上接受 批判。一次，我一到现场，忽然从四面八方拥挤而来的学生、 工人，一齐向我劈头盖脸打来，腰被捅伤，手腕上的手表被 掠走，他们的行为不逊于强盗。人武工作，就是做民兵工作， 现在我人不能出门了，失去了做工作的能力了，实在是风雨飘摇、动荡不安、无可奈何。不久，1968年上级调我到安徽 省劳动大学任党的核心组长，兼革委会主任。学校虽然也分 两派，但他们的分歧经过协调可以化解，因此，学校比社会 稳定多了。安排我在劳大工作，我还是满意的。但突然军分 区来电话调我到省军区宣传处任处长，而且限令于1970年3 月15日前报到。这样，我又必须整理行囊按期到合肥赴任。 到任后才知道，宣传处是省军区造反派的指挥中心。从全国 来说，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天下大乱”，大揪大斗老 干部。安徽省军区紧跟全国的形势，大揪大斗省军区领导干 部。宣传处里个别领导和一些干事形成了“得力”的指挥舞台。 1970年3月在我赴任时，造反余火虽已接近止熄，但火种还在， 人还在。我要在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发动全处人员（除我之外， 全是原班人马）展开大辩论，弄清往事中的是非曲直，要安 排处理好这些同志的工作去处。处长副处长由部首长负责谈 话处理，干事和其他工作人员由我负责谈话处理。与此同时， 通过干部部门又从军分区、独立师调入了一些人充实工作。 这些同志都和我一起熬过了许多艰苦岁月，帮助我承担了党 委、首长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对于每位同志每项工作任务 的圆满成就，我都认为是对我这个大老粗处长的支持帮助， 我打内心感到欣慰和感谢。我不是说假话，当时确实是这样 想，这样感受的。我现在虽然离开了他们，但我时刻思念着 他们，在分离几十年过程中，有不少同志登临看望我，有的通过电话、信件关心我，问候我，对此，我对他们都表示由 衷的感谢！在宣传处长的职位上，我呆了三年多时间。1973 年上半年到徽州军分区当政治部主任，1978年卸任，改任分 区顾问。所以，回想当年，还是感慨万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