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琳同志简介：

徐琳同志，男，一九O七年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出生，山东省栖霞县 铁口区峨山庄人，原任上海海运局干部处顾问， 1981年1月离休。 我於一九O七年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出生在山东省栖霞县 铁口区峨山庄的一个下中农家庭。由于地少人多，再加种田不 得法，因此，粮食不够n乞。好在我父兄都会制作陶器卖，日 子可以勉强维持下去。 我十岁时才上学，读了将近十年私塾。为什么家里穷，我 还能读书呢？由于我父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在与我伯叔 分家时，只知某一块田分给了我家，可是，当我父亲要去耕种 ，时，我伯父却说，这块田没有分给我家。我父亲以为分单上写 明了那块田是分给我家的，即拿出分单给别人看。谁知分单上竟没有写上这块田。我父亲懊丧极了，才知道吃了不识字的 亏，因此，坚决培养我读书。 读完私塾后，我在家里帮父兄种田两年，在本村小学压教 两年，到福山县李家瞳村，壬教六年，最后到东回里村任教。父 亲见我能当老师了，高兴得不得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我在东回里小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 绍人是同校教师林纯之、王逸樵。五月，根据福山县委的指 示，成立了福山县狮子山区区委会，由林纯之同志任区委书 记，王逸樵同志任宣传委员，我任组织委员。区委的主要任务 是：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同时，在附近各村物色积极分子，发 辰‘也下党员，建立党支部。 福山县在烟台市的外围，日寇和伪军统治得非常严密，再 加国民党投降派陈煜与敌伪勾结，同流合污，专门对付我们， 所以，进步力量的活动非常困难，稍不小心，就要遭到反动派 的袭击，干部就要被逮捕杀害。 一九四O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学校放寒假，我回家过 春节，年三十半夜，被盘踞在栖霞县的国民党投降派蔡晋康 捕去。与我同时被捕的还有徐子见、王天爵、王天裕。徐子见 和王天爵是中共党员，王天裕是非党知识青年。国民党兵用绳 索一端绑着我们四人的手臂，另一端拴在马鞍上。国民党兵骑 在马上，我们跟着马跑。人跑不动，倒下了，马就拖着人跑。 结果，把我们拖得浑身是汗，衣服也被拖破了。 年初一夜里，我们被押到刁崖后村。国民党投降派蔡晋康 的司令部设在这里。蔡晋康的参谋长尹大之审问我们，逐个问 了我们的姓名、年龄、职业，还问： “是否参加了八路？八路 的阴谋是什么？”……我们只说了姓名、年龄和职业。至于参 加八路和“八路的阴谋”等，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 “不知道。”后来，尹大之说：“好吧，你们的问题，我们都查清了， 你们瞒不过我们。你们下去，好好地想一想。如果老是不肯 说，等着把你们转到军法处去，你们就要吃苦头了。”说完， 就走了。 国民党把我们四人分开关押。我被关押在附近的李家庄。这 里驻扎着蔡晋康的一个通讯排。通讯排住在农民盖的新房里。 通讯排住在北屋。我被关押在西厢房。房子还没有装门窗，只 是用草帘子挡风，地上铺的也是草。天气非常寒冷。 正月十五前两天，国民党通讯排排长来到厢房，对我说： “徐先生，你来到我排十几天了。你未来前，我们的口粮有 余，拿到市里卖掉，能买些鱼肉，改善生活；自你来后，把我 们的余粮都吃光了，市上有鱼有肉，可是我们没钱去买，生活 无法改善，弟兄们都在议论了！你要想想办法啊！” 我说： “我有什么办法呢? , “你可写封信向家里要钱嘛！” “我家里穷得饭都Ⅱ乞不上，哪里有钱呢！” “你家里没有钱，你可向亲戚借嘛！” “我的亲戚都是穷户，根本没有钱借给我。” “你写封信给家里或亲戚试试看，我派个弟兄把这封信给 你送去。” “我不写，写了也无用！” 国民党排长火冒三丈，气冲冲地说： “好吧，你能不吃 饭，你就不写信……。” 从这天起，就不给我饭吃了，连水也不给我喝，还把我房门 窗的草帘子、地上铺的草统统拿掉。我是半夜被捕的，穿的衣 服极少。这时，寒风卷着雪花，打在身上，真象刀割一样。 又饥，又寒，又渴。实在受不了，我就假装上厕所，在厕所墙上抓一把雪n乞，借以充饥解渴。就这样，折磨了四、五天，饿 得我坐在冰冷的泥地上，头也抬不起来了。 站岗的国民党士兵蔡一朋，轻轻地推了我一下，说： “徐先 生，你是知识分子，是有学问的人，你说个故事给我听听， 好不好?\" 我抬起头，愤怒地说： “你们这些人，一点人性也没有！ 四、五天不给我饭吃，还叫我说故事给你听！良心何在？” 我这样骂他，他不仅不生气，还笑着对我说： “他们这些 人（指北屋住的那些人），想敲你的钱，发你的财呀！这些家 伙真坏！” “既然他们坏，那你为什么还参加这个坏队伍呢? ) “我是不得已才当这个兵的。我与蔡晋康是一个村庄的 人。我干够了，跑回家，蔡晋康就写信给我父亲，说我偷了他十 支匣子枪和几万粒子弹，要我父亲赔他。我父亲见信，大吃一 惊，说：‘我们把全部家产卖掉，也赔不起这么多的枪枝弹 药。’硬逼迫我返回部队。我迫不得已重返部队后，又挨了二十 军棍。好吧，你没吃饭，我到厨房偷馒头给你吃。n乞时，可不 要让别人看见。” 他到厨房偷了三个大馒头，藏在棉大衣袖子里，偷偷地给 了我。从此，每次轮到他站岗，他都到厨房弄饭给我吃。我是 作为嫌疑犯被抓的，国民党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就借讲 故事的机会，对蔡一朋进行教育。 春节后，驻在这里的国民党部队，借口某某村发现共产 党、八路军，倾巢而出。只留下极少的人看押我们。为怕我们，， 逃跑，给我们上了脚镣。两天后，国民党兵满载而归，除抢夺 人民的钱财衣物外，还把老百姓过年没吃完的鱼、肉、鸡、鸭、 蛋、酒……抢掠一空。回来后，他们大吃大喝。 过了正月十五日，国民党投降派把我们四人由李家庄押解 到刁崖前。他们说，徐子见年龄大了，王天裕家里是财主，他 们都不可能是共产党员，要他们二人家里各拿三百元银币把人 赎回。唯有我与王天爵，年纪也轻，家里也穷，又是知识分 子，这是真共产党员。因此，即把我们二人投入监狱。 当天夜里，国民党投降派审讯我们。先审问其他村的两个 人，第三个审问王天爵，对他施加压杠子、坐老虎凳等严刑。 王天爵腿被杠子压得巳不能行走，由两个兵架着，在院子里转 了两圈，即送进牢房。我站在牢门口扶他。他趁机贴着我耳 朵，小声说： “我没有说。”我点了一下头，表示我知道了。 我本想，下一个，一定要轮到我了。我已作好了精神准 备。没想到，一个国民党兵却说： “尹参谋退堂了。/\'我松j’ 一口气。不过，我仍在想，我早晚要过这严刑关的。 监狱内，大约关了三十人。每当监狱满了，即点名叫出一 批；停几天，又捉满了，再点名叫出一批。出去的这些人，究 竟是放了，还是杀了，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根据国民党反动 派说的“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个”，看来，是不会放 的。 在狱中，一天喝两次玉米面粥。不管人多少，每次只是一铁 桶。吃快一点的，能吃到两小碗。我是不善于吃热饭的人，所 以，每顿只能吃到一小碗。每天，我都饿得扣心挖胆。 蹲监狱的人，对自己的生死命运，是难以判断的。所以， 大家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一天夜里，我为了鼓励大家的 情绪，便说： “大家不要整天垂头丧气，怕这怕那。怕什么 呢？割脑袋，才碗口大的疤。不要旧！现在，我们不是还活着 吗？活一天，我们就要快乐一天。大家讲个故事，陕活快活好不 好? \',大家说： “好！”那么，谁先讲呢？一致意见，让我先讲。我说： “让我先讲，可以。以后，大家轮流着讲。”于 是，我就先讲丁。大家说我讲得好，以后，老是要我讲。我就 把<三国演义》、《聊斋》、<今古奇观》等等，～个敞事接一个故 事地讲开了。大家的情绪变得活跃起来。过去，我只能吃到一 小碗饭，自从我讲故事后，吃饭快的人，就用他们的碗给我留着 饭。这样，我每顿就能吃到两碗饭了。讲故事，成了大家唯一的娱 乐。甚至连值班站岗的国民党兵，也坐到外面，侧耳细听，而且， 时常到厨房偷馒头给我吃。我就按监狱内人数，把馒头掰成小， 块，分给大家吃。大家都很感动。 一天夜里，村北传来枪炮声，越响越近。我就问站岗的国 民党兵： “外面怎么有枪炮声？” 他说： “这一定是小八路来捣乱。等到天一亮，他们就拖 着兔子腿跑了。” 后来，枪炮声越响越激烈。拂晓，国民党投降派将牢门打开， 把所有的犯人都叫到院子里，开了脚镣；然后，叫我们排队顺着 小巷向东走。有一个人脚镣没砸下来，走到村外的高坡时，走 不上去。凶恶的国民党兵就举起大刀把他的头砍了下来。到 李家庄南山坡时，反动派拿着花名册点名。凡被点到的犯人， 都到一边站着。未点到的，全部顺着山坡往下走。我往下走 时，不安地向后看，只见国民党兵正挥舞大刀，杀那些被点到 名的人。大约杀了二十多个。 被杀的人中，有一个叫李为许，蓬莱县人，原在莱阳国民 党投降派赵保原部当兵，逃跑回家，经过栖霞地区，被蔡晋康 的队伍捉住，当知道他不是共产党员时，就通知李为许家里 人，拿三百元赎他。李为许家里忙去筹款，等到凑齐钱款来赎 人时，国民党已把他杀了。刀斧手拿着血淋淋的大刀，走下坡 来，喊； “李为许l\" 有人说： “不是被你们杀了？” “怎么杀了？他怎么不说话呢？该死了，心屈命不屈啊！” 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这样草菅人命。据说，刀斧手每杀一人， 就能得到五元赏钱。因此，人杀得越多，刽子手赚的钱就越多。 所以，他们随便杀人，视杀人为儿戏。 余下的十来个人，被押送到桃村镇。第二天，我军把桃村 镇包围了。整个村庄乱成一团。押解我们的国民党兵，只顾自 己逃命。我与王天爵乘机逃了出来。 我军与国民党军展开巷战j炮火猛烈。我俩跑到镇南，洪 - 个堆草的院子里。草垛下有个防空洞。我们就钻进洞里藏着。 过了一段时间，外面的枪声少了些。突然，有几个军人冲 进院子里搜索，见到洞内有我们两人，即用枪指着我们，要我们 出洞。 我心里很紧张。如果是八路军，那我们就脱险了。如果是 国民党兵，那我们两人的生命就完了。我俩爬出防空洞，～看， 军人枪上的刺刀是三棱形的（国民党军队的刺刀都是扁的）， 知道是自己的军队，非常高兴，忙把我们被捕的过程，详细地 告诉了他们。 部队同志忙把我们送到司令部。有位首长在灯光下聚情会 神地盯着我问： “你贵姓？” 我答： “姓徐。” “你是不是东回里学校的徐先生7 ,, “是。’’ “你忘记啦？我还到你学校喝过茶呢。” 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时，胶东我军有两个根据 地，一是蓬莱、黄县根据地，简称“蓬黄根据地”. -是文 登、荣城根据地，简称“文荣根据地”。两个根据地之间的福山县、牟平县，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两个根据地相互联系 很不方便，每次部队移防，或交通人员送信来往，都要经过 国民党占领区，都要先派便衣到我校了解国民党军队驻防情 况，然后在夜里通过国民党占领区。恰好，我校在东回里村的 东面，是东西联系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位首长认识我。于 是，他写了张条子，叫我去另一村庄，找地下党负责人丁方明 同志。丁方明同志把我介绍到东栖行署。行署秘书孙家黎同 志派我到桃村区任区长。正要上任时，福山县委来信说：徐琳 与王天爵二人虽都是栖霞县人，但他们二人的组织关系都在福 山，应由福山县委安排工作。于是，我们二人即回到了福山县 政府。 王天爵同志因腿被敌人压过杠子，肿还未消，行动有困 难，组织同意他回家休养，待腿好后，再分配工作。我被分配 到福山县教育科工作。 盘据在福山县地区的国民党投降派陈煜的’主力，虽被我 军在反投降战斗中打垮，但他的残兵败将拼凑在一起，与福 山县及烟台市的日伪军勾结起来，仍很猖狂。当时，我县大队刚 成立，枪枝弹药很缺，力量很薄弱，抵抗不了敌军。我县政府 经常受到敌人的袭击，不得已经常驻在东栖地区，依靠这儿抗 日大学的武装力量，同敌人展开斗争。 平时，我们的干部，有的两三个在一起，有的单独一人， 深入福山敌区进行工作。我经常单人深入敌区，贴标语，撒传 单，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曾受到胶东行署书面嘉奖一次。 有一次，我主力军攻打门楼镇敌据点。这时，我在栖霞县 西下川村。县长郝艺军派通讯员通知我，今夜我军要攻打门楼， 要我立即拿着宣传品到敌占区张贴。这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 我听后，晚饭也顾不得吃了，就拿着标语，提着浆糊桶，到门楼镇以二i匕，沿着去福山县城的大道，在两旁的大树上、石碑上、 村庄的墙壁上……到处张贴标语。谁知，刚贴到梁家庄时，碰 上了福山县城派来的敌人援军。 敌人喊： “干什么的？” 我没有回答，转身就跑。 敌人开枪向我射击。 我一手拿着一大卷标语，一手提着一桶浆糊，跑起来很不 方便。铁桶晃动，发出声音，容易暴露目标，只得把它扔掉。 这一大卷宣传品，平时并不显得怎么重，而在此刻我饥饿的情况 下，却重若千斤。可在月色朦胧的深夜里，我还舍不得一下子 丢掉它呢。敌人追得实在太急，为了使敌占区的人民群众，都 能看到我们的宣传品，达到宣传抗日的目的，我便一边跑，一 边一张张地撒宣传品。 由于我没有吃晚饭，腹饥口渴。好不容易甩掉敌人，我就 跑到一座小山上的果园里，躺在一块大石头上，直喘粗气， 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这时，树上的苹果已熟，本想摘几个1 吃，既可充饥，又能解渴，但一想到，党一再教育我们，要遵 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决不能因自 己饥饿，而破坏我们党铁的纪律。所以，我宁肯忍饥挨渴，也没 有摘一个苹果吃。 又有一次，我去敌占区，给地下党组织送信。看起来，送 信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当时敌伪顽残 酷的统治下，送信也是要冒生命危险的。那时，我福山县政 府住在东栖野川村，得知大王家村我地下组织已暴露，因 此，派我去送信。我跑到半路，被敌人堵了回来，跑得我气喘 吁吁，汗流浃背。我向领导汇报后，领导忙指出这封信的重要 性，时间十分紧迫。我听了后，立即向领导表示： “请领导放心，只要我活着，一定要把这封信送到！”我拿着信，翻山越 呤，走小路，穿小巷，转弯抹角，终于把信送到，使我党地下 组织安然脱离了危险境地。 后来，我先后任六区、一区的区长及二区区委书记。 最艰苦的是六区，地处烟威、烟青两条公路之间，敌人炮 楼林立，再加上国民党投降派陈煜的残余力量与敌伪军勾结， 敌伪的势力极为猖狂。白天是敌人的天下，夜里才是我们的天 下。我们区的同志往往是白天拂晓到老百姓家里隐蔽起来，到 了夜晚才出来活动。 有一次，我在王家瞳村工作，住在一家富农的空房里，不 料被多瞳的敌人知道了。他们倾巢而出，将该村包围，遁着村 干部把我交出来。村干部坚决否认我在该衬。于是，敌军挨门 逐户进行搜查。正在这紧急关头，这家富农房东怕受连累，急 忙找了个草篮子和一把镰刀给我，要我冒充到村外割草，催促我快走。我知道，村外大雪盖地，约有一二尺深，根本没有 草可割；同时，敌人在村周围的高地上，布满了岗哨；如果这时， 我提着篮子，拿着镰刀，到村外割草，肯定要被敌人提去。 我看到这个富农吓得不成样子，假使敌人搜到他家，他是不会 掩护我的。于是，我就沿着房间的夹道，到了一个贫农的家 里。贫农老大娘看见我，忙说： “区长！你快进家来。如果 敌人来搜，你就说我是你的母亲，你是我的儿子。我大儿子在 东北，名叫王克俭，你就叫王克俭好了。”老大娘还客气地 说： “我这样说，区长可不要见怪啊！”监叫他瘸腿的小儿 子，几次到外面去了解情况，回来向我们汇报。最后，村干部 拿出二十元钱给了敌人队长，敌人才撤走了。 在同样的事情上，富农和贫农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富农虽说 对我没有恶意，但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利益，他就不管你的后果 如何，把你推出门了事。可是，贫农呢？在这紧急关头，却能 态度坚决，舍己救人，不顾自己的安危。所以，党一再教导我 们，在农村干革命，一定要依靠贫下中农，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还有一件事，是我永远不能忘怀 的，那就是战友王天爵的牺牲。王天爵和我一同逃出来后，就 按照党的指示在家养伤。有一天，陈煜带着兵到他家捉他。王 天爵从后窗逃了出去，跑到距我村七华里的陈家沟村其岳父家 躲藏。陈煜正疯狂地提人、杀人，在他岳父家住也不安全，于 是，他便在深夜里翻山越岭，偷偷跑往西城村，想到他姑母家 躲藏，刚走到霞城村北头。恰巧，陈煜带着队伍，到附近村庄 抓我们的区干部，返回途中，同王天爵遇上了。这时天还没亮， 王天爵在思想上有点麻痹，认为这一带都是共产党、八路军的 根据地，不会有敌人。听人问：“干什么的？过来一个！”他就 安然无虑地走到敌人跟前。他曾在福山地区教过多年书，不少国民党兵都认识他，当即将他捆了起来，第二天，就把他带封 福山张格庄杀害了。 回想王天爵同志被蔡晋康捕去，遭到严刑折磨，他丝毫没 有动摇过，后来，经过千辛万苦，逃了出来，正要为革命贡献 力量时，却被陈煜杀害了。真是太令人痛心了。有句古诗说：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