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冉同志简介：

抗日战争岁月回忆片段 冉成 我是北京延庆县人，出生于1922年，满族。人生旅途风风雨雨，经历了大半世纪，而今，我已年过八旬。每当在家里打开电视机，耳边响起振奋人心的国歌声，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那战争岁月的件件往事，仿佛历历在目，萦绕在心头。那浴血奋战的每一个战友的生动面孑L注视着我，至今铭刻在记忆里。 为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随将我在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附后，以资纪念。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处于危亡的紧急关头。日寇铁蹄肆意践踏我国领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亲眼目睹过日本鬼子的飞机将我诸多的北方城镇和村庄炸成废墟。无数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血性爱国者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救亡”、“救亡”、“救亡”！ 但当政的国民党政府却执行不抵抗政策，一味退让，让出铁路，让出城镇村庄，让出大好河山。这一切，激起了全国人民和进步学生的强烈不满，纷纷起来反抗日寇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群众游行示威，此起彼伏，人民的抗日斗 争如火如荼。1943年当我20岁时，和中共地下党员孙冉（我堂妹）有了联系，1944年元月便和孙冉一起悄然背井离乡，历尽艰辛，来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2月我进入了山东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当时被分到青年队。这个队里的青年都是从城市来的学生，文化程度高低不同，但受到的教育是一样的，都经受着严峻的革命考验。大家共同学习《论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运动史》等革命理论，武装思想，锻炼坚强意志。 “抗大”没有固定的地点。同志们经常背着背包行军，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上课。树林是课堂，大腿是桌，石头是凳，河沟是脸盆，手帕是毛巾。吃的是粗粮（煎饼），喝的是河水，住的是地铺。遇到敌人的大扫荡时我们行军从日落到日出一夜曾走过108里，从来没有人叫苦喊累。生活是那样艰苦，可是大家仍然谈笑风生，其乐无穷。何故如此呢？原因是找到了共产党，走上了抗日的光明大道，能参加革命打鬼子，救中国，虽苦而乐，以苦为荣。 8月毕业后，9月，组织把我和孙冉分配到山东莒县鲁家桥官庄任小学教师。实际上是以教师为掩护，组织动员群众，搞“二五减租”，斗争恶霸分田地。当地的老百姓很苦，缺吃少穿，饥寒交迫，受地主恶霸的压迫极深。我和孙冉怀着满腔的热情，不知疲倦的工作着。进庄不久，我们就组织起农救会、儿童团、青年团和识字班，讲抗日道理，讲耕者有其田政策，算谁养活谁细账，搞“二五减租”。刚开始分田地时，地主不服，肆意破坏，散布流言蜚语，骂我们是“洋学生”，外国拉子“滚出去”等。这样丝毫没有动摇我们的决心，反而放手大胆的工作。谁知道，“斗地主、分田地”在当时被一般人视为大逆不道的事。如何发动群众，是第一位要紧的事。一方面我们暗中派人和根 据地的党组织直接取得联系，随时汇报情况，听取指导意见，做到心中有数。另一方面，陆续成立学生会、贫下中农协会等外围组织，把所有依靠的对象、中坚力量都组织团结起来，形成一支骨干队伍。同时，开展一家一户地动员、说服、劝解引导，教育活动，白天做、晚上做，不厌其烦，到人到户，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正当我们工作有新进展的时候，传来可靠消息，有一股鬼子兵将要来扫荡我们的这一带。我和孙冉迅速组织起民兵，研究对策，准备自卫。当时全部武器只不过每人三颗手榴弹。我和孙冉的手榴弹随时都放在背包后面。次日晚从拓汪出来，一股鬼子兵将我们驻地包围，我俩和民兵决定痛击一下鬼子。由于没有作战经验，又没有远近程武器，只能靠扔手榴弹狙击一下鬼子，无法硬拼，没有几个回合我们就被敌人打散。我和孙冉一块儿冲出敌人的包围。敌人在后面紧迫，只听传来“抓活的，抓活的！”喊叫声，情况十分危急。我和孙冉拼命的往前跑，爬上一个山头，把背包扔下山坡。我俩从山另一面连爬带滚滑了下去。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敌人逮住，死也不能当俘虏！黑夜里奔走，深一脚，浅一脚，到处是沟壑陡坡，到处是草丛荆棘。脸上手上刮的全是血道子，汗水湿透了衣襟，再也跑不动了，只好伏在地沟里缓缓爬行。枪声停了，四周静悄悄，抬头一望，高山峻岭，绝壁悬崖，也真有点胆寒。这里很少有人来，往往数十里内外不见足迹，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从树林中钻出一伙人，离我们俩很近了。爬起来拼命跑，结果还是落到“敌人”手中，我俩恨死了，为什么不拼命算了？没想到我们遇到的是一支出来执行任务的自己的队伍，他们问清我们的身份后，把我俩护送到党组织接受青年学生的机关——城工部。 这是我第一次经受革命战斗血与火的洗礼。 我们亲姐妹三人，在1944年先后从敌占区北平到达山东革命根据地“城工部”。为了便于重回敌占区工作，组织批准将我们原名都改了：我原名王佩温改叫冉成；三妹原名王佩让改叫李玉章；四妹原名王佩超改叫赵杰。 1945年初，我们姐妹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滨海中学学习（任各班班长）。虽说是亲姐妹都在一个学校，在不同的班级，却很少来往，好像彼此谁都不认识谁。偶尔相遇也只能靠一个眼神来传传情或点点头，表示关切。全校只有指导员一人知道我们三姐妹的“秘密”，其他人概不知道。为了革命事业，表面上亲情“生疏”，实际却挚爱有加，亲密无间。 听说“鬼子要来扫荡了”，学校领导决定所有学生一律分散到附近老乡家里暂时隐蔽起来，装成老乡家里的孩子，和群众生活在一起。白天帮助各家干活，晚上在月亮下和识字班大姐们坐在一起纺线。老乡们对我们很好，就像亲人一样。鬼子来时我们都戴上假纂或绑上假辫子，穿上农家服装，打扮成当地大嫂或大姐，和农家妇女一模一样。敌人到每个人跟前往往是先揪辫子，挑头发看见无纂无辫子的少女就视为共产党员，抓走拷打。为此我们都提心吊胆，唯恐化装不巧，被汉奸看出破绽，惹出祸端。鬼子进村时，我装扮成大嫂，提了一个破篮子，里面放着纺好的线穗。大娘拉着我往外跑，但行动迟了，敌人已经把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时，我心里紧张了起来，但想到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也值得，自然就镇静下来了。敌人把村子包围了一天一夜，端着刺刀闪闪发光的枪，逐户搜查清理，把人们强行赶到一个大深坑里，逐个审讯查问。当敌人问到我时，大娘抢先一步说：“这是我的儿媳妇！”并用一个胳膊护着，随手把我推到她的身后，使我脱险。有一位男同学因一时疏忽， 忘记脱掉里面穿的衬衣，化装不彻底，被敌人察觉，从人群中拉出来边走边打。我为身单力薄，不能挺身前去搭救同学而深感痛惜，手里提的篮子不知什么时候被捏掉了一块。敌人退走后大家散开来，发现许多同志都在人群中。走近来，一照面，一说话，才知道是谁。此时，我们三姐妹也在这大坑里，幸好我们靠老百姓的掩护，终于化险为夷。这次经历使我懂得：没有人民，便没有抗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