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通同志简介：

山东省威海市东南部，文登、荣成、威海三县市交界的丘陵地带，在抗战前期曾经是曰军、顽军与我军交叉争夺的地区，因而斗争特别激烈。我经常怀念的五位抗日英烈就是战斗、牺牲在这里。长龙岭下埋忠骨于通同志与我同族、同宗、同村。他家的前门紧对着我家的后窗，我们经常见面。他本名于锡恩，于通是他的“组织名”。参加革命后我们是用“组织”名相称呼；他因小名叫六成，在家乡时我叫他“六成大爷”。 于通同志的一生，既是饱受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一生，又是起而反抗、英勇奋斗的一生。他曾经因欠租欠债，被滚滚而来的“利上加利”压得透不过气来，最后连房子带土地统通被地主、高利贷者抵押了去。加上老伴早逝，子孙分离，他孤身一人，远离故土，去壁予村同一个老寡妇“搭伙”同居。鬼子攻占威海后，使他平静的生活又起波澜，于是，他便毅然别妻离家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 1939年，我的家成了抗日军政人员深入敌占区开展救亡工作的落脚点和联络点，并逐步演变发展成为八区和五区的秘密交通站。我父亲于锡田化名于吉祥，与远房伯父于通便成了这个“双区合璧”的秘密联络站的交通员；我在他们的带动下，成了他们的抗日战友。后来，由于交通站被敌人破坏，便一齐投奔解放区，踏上了公开抗日的道路。 1942年，组织上认为我有一点在敌占区工作的经历，便被重新派回敌占区，到第六区的夏庄小学，名日读书，实则利用“白皮红心”的伪保长的掩护，在具有爱国心的夏元绍校长的保护下，建立新的秘密联络站，并争取爱国师生参加抗日工作，我因工作需要，每次往返根据地与敌占区时，都要翻越界于敌我之间的一条曲折坎坷的山岭，因它形似长龙，我便名之为长龙岭。长龙岭两侧是敌、我、顽军的“三夹水”地带，当时为国民党顽固派警察司令郑维屏的部队所占据。这些顽固派，名为抗日游击队，实则背靠日伪军，专门跟八路军作对头。这年夏天，我回根据地领取抗日宣传材料，翻越长龙岭，走进岭南坡下的一个村庄，发现有许多男女老少村民都向村南的沙河滩上汇集。我原本打算穿村而过，却被村头的顽固军哨兵阻栏，说“只准进不准出”，叫我跟随大家到沙河滩去集中。 当找走进沙河滩人群时，一下子傻了眼：在一棵柳树上吊着一个人——他须发斑白，六十岁上下，虽然不时睁开双眼怒视敌兵，或者张口痛骂几声。然而，此刻他被折磨得精疲力尽，几乎挣扎不动了。我又可怜他，又担心自己；既想摆脱敌人，又想弄清受害者究竟是谁。敌兵吼叫着要大家看看这个八路的下场，我随涌动的人群向前涌去。走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啊！那不是与我共同“跑工作”从事抗日活动的于通同志吗？！他怎么落到敌人手里去了？ 这时，我的心像刀割般的疼痛，我真想扑过去救他。又想，我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即便没命地冲上去，敌军立即会抓住我，不但救不了于通大爷，连我自己也要一起送命。此刻，我惟一应该作的是赶快向八路军报告。 我好不容易挤到了人群外缘，却被荷枪实弹的敌兵推进人群里。其实，我即使离开了现场，也出不了村庄，因为村外还有一道岗哨；即使能突出去向八路军报告，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难以解救于通的生命。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志惨遭敌人的折磨，心中的焦急和痛楚简直无法形容。 不一会儿，一个顽军军官向大伙宣布说：“这个老八路假装是卖菜种子的小贩，差点从眼皮底下溜走。我们从他装菜籽的篮子里搜出一盒火柴，他把一份八路军的秘密文件藏在火柴盒里。证据确凿，是货真价实的八路探子。”说着，他便把那份文件举在空中，晃来晃去，要大家看看清楚。这时，从军官身旁钻出来一个穿便衣的家伙，他说：“我盯着这个老八路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认识他，他是八路的交通员，今天要把他活埋在这个沙河滩上。你们大家听着，谁敢当八路，就跟他一样去见阎王！” 人群微微骚动了一阵，在敌军威逼下，又平静下来。于通被吊在树上的身体被乱棍敲打着，身体前后左右晃荡着。此刻，他已经没有气力反抗了，甚至连挣扎的反应也很少了。敌兵们把他从树上解了下来，推进半人多深的沙坑里，还强要他站着受罪。敌兵们一铲一铲地向他头上、身上扬沙土，渐渐地，他的身体被埋进了越来越深的沙土中。他被捆绑着的身体在拼命挣扎，我隐约听见他有气无力的喊道：“当八路军打鬼子有什么罪？你们这些汉奸……”没等他再喊下去，一群敌兵猛然连续地向他的上半身、向他的头顶埋沙土。渐渐地，渐渐地，他艰难的呼喊声、痛骂声被盖满全身的沙土遮断了，遮断了，永远地遮断了。不过，直到六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仿佛依然听见他“当八路军打鬼子无罪”的呼喊声，以及被沙土埋的声带里渐渐衰竭的“八路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