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开田同志简介：

北撤渤海谢惠民 解放战争的1947-1948年，我的一家背井离乡北撤渤海，这虽然已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但却是令我难以忘怀的一段人生经历。 我的家乡柘沟镇，地处曲阜、宁阳、泗水的交界，属鲁中南山区丘陵地带。虽不如江南小镇那样秀丽，却依山傍水，自古盛产陶器，商贾云集，是附近地区的商贸文化中心，典型的北方农村集镇；虽地处孔孟之乡，但接受和传播进步思想的活动却开展得较早，群众基础比较好，是全县早期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 抗战胜利以后，通过减租减息、土改斗争锻炼的柘沟人民，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各级人民政权更加成熟。民兵、儿童团站岗放哨，妇救会做军鞋支前，欢送参军的秧歌队载歌载舞；学校里书声朗朗，街道、麦场上歌声嘹亮，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在操练之余，帮助房东挑水扫院子……处处充满欢乐，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947年2月，国民党军发动的全面进攻遭到挫败之后，改为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集中众多兵力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的战法，向山东解放区进攻，土改时外逃的反动分子，也乘机组成还乡团，企图向翻身农民复仇倒算。 当年3月，国民党军占领鲁南，进而进犯鲁中，地处鲁中南的柘沟镇危在旦夕。为了打击敌人和保存革命力量，年富力强的党员干部都参加地方武装组织，用游击战术活动于泰（安）、泗（水）、宁（阳）的山区地带，时时袭击敌人据点；老少、体弱的军干家属，为了逃避战争和还乡团的劫难，则纷纷走出家门，撤离家乡。 我的一家在当时是革命家庭，祖父谢开田曾是参加八路军临沂参议会的参议员，父亲谢景堂虽不是脱产的党员干部，但经常在镇政府忙这忙那，是不脱产的镇文书。四个兄长中，有两个谢付馨、谢付芳，1945年参军，一个在鲁中南军区，一个在胶东渤海银行；另外两个兄长谢三民、谢四民在曲师读书，曲阜师范学校实际上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学校，大嫂张佩莲、二嫂刘青莲是村妇救会干部。因此，我的一家肯定是国民党、还乡团的打击重点，不撤离家乡，无疑是别无生路。 在撤离的数天前，却还平静如常，我在柘沟四村小学读二年级（教师李庆林）。外边时有传闻“中央军要来”的消息，家里开始了外逃的思想准备。但受逃避日本鬼子进村的经验影响，认为撤退时间不会太长，所以撤离的衣物行李基本没有准备。一天中午，大嫂正在摊煎饼准备些带的食品，父亲和二嫂先后从外边急奔回来告诉家人，“赶快走，中央军要来了！”听到这一消息，大家忙乱中收拾了点东西，把刚摊完一半的煎饼带上，父亲牵上毛驴，母亲抱着两岁的六弟，大嫂背上包袱和四岁的侄女，二嫂背上行李，不满8岁的我跟着祖父匆忙离家直奔杨家庄——我的外祖母家。 撤出是匆忙的，前进没有明确方向，也没有组织领导；在外祖母家住了大约1-2天，听说中央军已占柘沟，全家紧急经黄土崖翻山去了山后。在山后村庄遇见一熟人，那人告诉祖父，他是派来找家属的，已经找了好几天了，北边有敌人，要向东走，并将路线、地点和联系人告诉了父亲，此人说完便找另外的家属去了。听到这一消息，全家喜出望外，立即开始翻山越岭，日夜兼程，紧急赶路。白天时有飞机在上空盘旋， 饱一顿、饥一顿，心惊肉跳忘记了奔波的疲劳，经过5 -6天的紧急赶路，终于在预定时间到达蒙阴县城。蒙阴城住着很多人，有军队，有支前民工，也有很多撤退的家属，战争气氛很浓。次日便离开了蒙阴，向旧寨、坦埠、沂水方向走去，时而公路，时而小路，时向东，时向北，家属队鱼贯而行。 离开蒙阴时，家人只有六个了。66岁高龄的祖父牵驴，母亲抱孩子骑驴，大嫂背包袱和孩子，我随队而行。这时，父亲当了联络员，超前行军，安排路线和驻地联系；二嫂参加了干部集训队，集体行军。虽然自家人少了，但又遇见了柘沟撤出来的一些家属。有一村的张自银、张自赓全家；二村的朱梯云、朱庆华爷俩；五村的刘元纪叔嫂（即刘海岩家属）；武世岱家人（即武雨琴家属）等等，还有兖州、宁阳等外地的一些家属。 到沂水以后，转向北方行军，经南麻、临朐一带向胶济铁路靠近。因为胶济铁路沿线有敌人，过胶济铁路必须隐蔽穿越。走到铁路以南某一村庄全都停下，待命出发。当时交待：等天黑时出发，急行军，不准有响声，不准有烟火。晚上行军时只听到唰唰的脚步声，说是急行军，对小孩来讲就是小跑。天黑无月亮，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只听到“小心，快跟上”的传话声，家属队两侧也都有队伍同行，直到天亮才停止前进、休息。后来才知道家属队伍的两侧分别是军队和干部集训队以及学生队伍。 队伍继续北上，向广饶、博兴方向前进。当时天气炎热，又有飞机盘旋轰炸，因此多半夜里行军。到博兴以后，方知还要渡黄河。这时家属队中有些怨声载道，不知走到哪里是终点，但都还是服从指挥继续前进。因为黄河沿岸时有敌人把守，只能寻找敌人把守的缺口进行抢渡。记得是在叫“东道旭”的地方渡河的，渡河有严格的要求：行李不能多带，不能说话。毛驴是不能再牵了，父亲与房东商议，房东愿以3万元买下了那头曾与我家共患难的毛驴。夜里急行军，向黄河岸边靠近，只听见脚步声和远处传来的“哗哗”发大水的声音。在黄河岸边，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远处敌人的照明弹耀眼照人。因为船只有限，又是载货船，人挤人肩碰肩，就这样，快天亮时，全部渡过黄河，又继续走了一段路程到了安全地带，便停下来休整。这时，大家互相询问并谈论抢渡黄河的危险情景。 正值炎夏，有医无药，无水可饮，因为行军路上的生水是苦咸的，两岁的小弟弟患了痢疾，一天比一天严重，大人干着急没办法，记得可爱的弟弟生病前活崩乱跳，时而学汽车，时而学飞机，逗得大家欢笑不止；看到病弱无力的弟弟，无不为之痛心。小脚的母亲怀抱病儿边难过，边行走，就这样，走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小弟弟因脱水而死，祖父用草简单包了一下，埋在路边。当走到前方某一城镇时，父亲告诉说：药买来了，小六怎么样？当他看到祖父、母亲痛苦的样子，父亲意识到已经晚了，内疚地相互安慰一番，继续前进。在解放区行军，虽然没有敌机盘旋，但炎夏的烈日，对老少体弱的行军队伍来讲，依然是艰苦的。于是，上级决定：日行20-30里就行。而且大部分在夕阳西下和晚上行走。就这样，经惠民、到乐陵，抵达驻地，干部集训队、曲师学生队也都在附近。记得到乐陵时间是10月22日，正好是重阳节，祖父吟小诗一首：“自从七夕渡黄河，哪天不行半夜多；九月重阳到乐陵，全家才得安全窝。” 在乐陵住了很长时间，除了不断传来一些胜利消息之外，有三件事情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第一件是上级发放衣物、食品 大家撤退时带的行李本来就不多，过黄河时，稍重的物品又处理了一些，所以各家所剩衣物已经到了少得不能再少的程度。秋冬来临，日渐变凉，御寒成为家属队的重大问题。这些，上级已经考虑周到了，及时将战利品中的衣物和部分食品，按人头发给大家。衣帽式样是美国货，五花八门，祖父得到一顶翻毛折沿帽子，他作为珍品，一直戴到去世；食品有美国豆粉、饼干等，祖父患疾病时的补养品全靠分配的豆粉。第二件是父亲、祖父开办中药房父亲当联络员，对外联系多，也时常给当地群众看病，家属队老小体弱也需要必要的医疗条件，在乐陵的时间尚不明确有多长，父亲和祖父商议便采购了些常用药品，父子俩看病，父亲抓药，深受众人欢迎。在没有戥子称的情况下，父亲手抓为计量，实际对照，与称的重量相差无几，一时传为佳话。 第三件是学生就读复学 父亲联系当地学校，安排适龄学童插班就学。学校条件简陋，还是混合班，每人发了课本，我读第五册（三年级），由于与在家乡学的不衔接，加上长期荒废，学不进去。当地盛行秋千、栽跟斗、摔跤等体育活动，还有河北梆子等戏班子时常演出，学生上学也只是样子。 1948年春天，家乡解放了，上级组织安排撤退家属还乡，沿途除个别大城市之外，基本都是解放区，回程也不是大队伍形式，行军速度的要求也是宽松的，路线大致是乐陵、惠民、博兴、淄博、莱芜、楼德。出楼德乘坐了一辆军用马车，至夏秋时节，便平安地到达故乡——柘沟了。 至于回家以后，父亲操办着恢复柘沟学校，筹备卫生协会那都是以后的事了。但有一件事，当时年幼没多想，现在回想起来，对父亲我有很深的内疚感。当时，组织打算叫父亲到县里任职（拟任泗水县副县长），父亲未去。后来我看到他写的一篇日记：“上级拟令我到县任职，本应前往，孩子多在外，家有老父幼子，何以可行，故辞也。”直到1955年当他感到自己已经病危时，还硬逼着我外出求学……我的父亲是严厉的，甚至缺少慈祥的面孔，但他的内心却是处处为着别人着想。每想到此事，我对父亲都由衷地敬佩和感激。值得骄傲的是家乡人民的革命热情，在淮海战役中有着更突出的贡献。1948年底，解放不久的家乡人民掀起了支前热潮，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加泗水支前大队，奔赴前线，承担运输任务，成绩突出，受到表彰。泗水支前大队的二把手独轮车至今珍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中，成为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