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芝同志简介：

我从小生长在山东聊城临清一个离县城三十里地的偏僻小村，七岁开始跟着爸爸到东北逃荒要饭。后来，知道家乡解放了才回家。解放初期，农村很落后，只有男孩子能上学，女孩子没有上学的。我对城里姨母家的表姐妹能上学很羡慕。后来，我们村里成立了一个“速成识字班”，我学了两个冬天，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我不满足这些，就跟校长说我真的很想上学。校长看我爱学，就经常给我个别辅导，并鼓励我继续学习，但家庭工作难做。我家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弟弟，那时他们三个都上学，家里连个耕地的牛也没有，如果我上学，家里就没人干活，所以父亲坚决不同意我上学。后来，为断我学习的念头，干脆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那时候我就以绝食来反抗，不让学我就不活了！绝食了两天，饿的难受，我就想跳井。我跟妈妈说我要上厕所，借机出来后，我就撒腿往村里井边跑，被人发现了一把抓住，救了我。这样，家里才勉强同意我去学习。 那时候，经常吃不上饭。家人常埋怨，“上学能上饱了吗？还是得吃啊！”听到这些话，我拎着书包就走。在学校，经常是和同学们分个窝窝头凑合。特别是农忙时候，家里更是没好气对我。熬下来这几个月后到了升高小的考试。村里没有高小，要到离我们村有25里地的地方去。 我瞒着家里偷偷去参加了考试，得知考上了以后家里又不同意了。但我跟着三个女孩偷偷去学校报到了，那天晚上没回家。我妈妈在家哭了一夜：“孩子去哪里了，是死是活啊？”第二天，她一个小脚女人跑了25里地来到学校找，见着我抱头就哭：“孩子，回家吧，妈妈供你上。”回来的25里地，我哭了25里地。回到家里，妈妈找到村里的干部来家里给爸爸做工作。爸爸终于同意了。那时候上学，一个月要给学校交30斤面子，高梁面什么的都行，学校给做窝窝头。吃饭的时候就吃窝窝头，喝蒸窝窝头的馏锅水，割上一小块咸菜。就这样上了两年。到了1956年，我们班主任鼓励我们一起去省城考初中。我跟家里人说我要去省城考学，爸爸妈妈认为我异想天开，不相信我能考上。后来我跟高小的校长说我家里不管，校长对我说：“你家要是不管，有助学金，不会饿死你，只要能考上，你就大胆去！”校长鼓励我大胆去考。我姨给了我路费，我跟着一起去了。到了济南一看，人家都不招住校生，到了济南第十中——过去省城的女子中学，它那里招女生住校生。结果自己还真长志气，七个半录取一个的比例，自己只上了两年学，还真录取了。我自走出家门到今天，抱定一个信念：只要让我出家门，就是要饭，我也要读书，也得有文化！这次考上后，家里好像也就变了，日子再艰难尽量供我，那时候家里条件确实差，不过家里同意了，我也就放心了。一到星期六上副课时就到白马山石料厂，带着三个窝窝头， 星期天砸一天的石子，挣些生活费。放暑假也不回家，和同学在济南找活干。1957年暑假，济南机床二厂扩建厂房，我和几个同学在厂里干壮工推砖。1958年暑假在济南大辛庄粮库缝麻袋，干一个假期，开学的学费就有了，平时星期天砸石子的钱买饭吃。1956年到1958年，我在济南第十中，上了二年半学。 “能为人民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福” 人要做点事是个机遇，但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顾大局，讲奉献。1958年部队招女兵，培养运动员参加1959年的全军比赛。我因个子高、爱体育，就选去了部队骑弯把自行车，自己想我是一个军人运动员，应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才能对得起军人的称呼，我们自行车队，在济南南郊十里河营房训练。女子队领导给定的每天训练计划是一上午骑50公里，下午骑车爬千佛山。当时和别人比，我体力差，就自己定了一个业余训练计划，晚饭后在操场上跑20圈，睡前做200个下蹲，早上4点偷偷去操场跑20圈。有一次，我早晨晕倒在操场上，我们队长知道了，命令我把自己定的训练计划要减掉一半，说我：你不要命。可惜的是，因摔伤没能去北京参加比赛，是我一生的遗憾。 部队平日里训练很苦、很累，到了1959年4月15号左右吧，军区首长要来看看我们的训练成绩，结果比赛的 时候，谁都想着向前冲，有一个运动员，一走神，车把一扭，把我后轮子一别，我一头就扎在了马路边两米多深的水沟里了，腰也摔伤了，腿也骨折了，结果就没能如愿去北京参赛，那时候真是哭的要死要活的。后来，我上了护校，当了护士。从此，我把个人命运与病人的生死安危联系在一起，无怨无悔的走过了十多个春夏秋冬。1970年10月，军区在八十八医院建一个医疗队，给了三台车，一套医疗设备，一辆救护车，一大卡车米面。我们从十月份出门，走过了聊城、济宁、菏泽、泰安四个地区，阴历、阳历两个年都是在农村过的，一直到第二年四月底才归队。当时我在妇产科，到农村主要是接生，那种条件真是艰苦，真是难啊！有一次到了一个村子，有个生孩子的，生了好几天了生不下来，我赶到一看是难产，母子二人命悬一线，我果断的实施手术，把孩子拉出来。那时孩子都没有呼吸了，我口对口的赶快做人工呼吸，孩子还真的活了，人家全家人含着眼泪，拿我当救命恩人一样，恨不得给我跪下磕头。那次，我自己也非常受感动。我感到能为人民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福。在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绷带、辅料什么的都得自己去洗，冬天那么冷，有时候直接蹲在坑边或者井边用凉水洗，两只手冻的没有知觉。乡下没有住的地方，就搭个简单的棚子，我们八个女的住在一起。有一次，早上起来去小便，一推门，推不开了，雪下的好厚。有的女孩子就呜呜的哭，没办法，我们就在边上找个小地方尿吧，别流到咱 睡的这边就行了。 我是农村出来的，对农村很有感情，所以，有机会我就报名去支农。1975年秋，黄河发大水，部队组织医疗队去东平湖区支援。我们到湖区一看，房子全部淹没了，一片汪洋，牛、羊、人都挤在一个个土堆上。水深的地方，高粱被淹到只剩下上面的穗露着。我们一男一女搭配着，划着橡皮舟到一个个点上去巡诊，到了水浅的地方，橡皮舟划不过去，就得下来趟水过去。男同志在前面拄着一根棍子探路，另一根棍子拽着跟在后面的我和其他女同志，我把药箱子举在头上，唯恐进了水。那个时候，心里只想着救人，根本不害怕，也没有觉得苦。 “结婚十五年，我与丈夫一起生活不过三年” 1962年，我从护校毕业在洛阳工作期间结婚了。我爱人是个军医，他四岁丧母，十四岁当兵，家里有个老爸需要照顾。1965年，我们儿子两岁的时候，他奉命去越南，我既顾孩子、又顾老人，还得干好自己的工作，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好不容易盼着他回来了，又赶上唐山发生大地震，我们一起随整个医院去唐山参加救护。震后的唐山城，高楼大厦全都被夷为平地，人被救出来的很少，能得到救护的主要是偏远郊区住平房的人。我们当时找个空地搭起帐篷住下，主要是负责对伤者就地包扎，然后抬上车赶快送往外地医院。唐山已经没有像样的医院了，我们搭 上帐篷，就住在那里了。妇产科就我一个人，有时候一夜接生过五个孩子。现场卫生条件不好，又加上劳累过度，我感染 上了肝炎。由于病情很重，1977年底到1978年间，我被报了三次病危，连后事都准备好了，把要穿的新军装、新皮鞋都拿到病房里了。我孤身躺在病床上，一天一天的数着和爱人在一起的日子，什么时候休假，什么时候在一起，什么时候他走的，那个时候加起来我们结婚十五年，我与丈夫在一起的日子总共不过三年。 组织上非常关心我的病情，首长有时一天几次来看我。后来我终于摆脱了死神，恢复了身体。1979年，我爱人因为工作操劳过度，大面积心肌梗塞，离不开氧气筒，病退了。1997年在八十八医院去世。 我爱人是当时追求我的人中最穷的，他干外科，很能吃苦。我感到他很朴实，很敬业，对工作一丝不苟。结婚后他先是去西藏，回来不到一年又去了越南。他是个很随和的人，我们在一起很幸福，从来没有红过脸。他常说，我满足了，我很满足了，我上辈子磕了多少响头，烧了多少高 香，这辈子才能跟你在一起。我也说满足了，真的满足了，我能找到这样勤勤恳恳的丈夫，在家庭里从来也没有挑剔过任何事情。 我人生中心情最激动、最幸福的时刻是在1967年10月份，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军队院校的代表，我和我的战友去北京，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我们，在我看见毛主席的时刻，热泪不禁而出，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高兴、激动的我喉咙都喊哑了。周总理是在北京体育场接见我们的，周总理绕场一周，我在前二排，总理和我握了手，当时高兴、激动的我泪流满面，心都快跳出来了。那幸福时刻是我一生最难忘的。 采访结束了，在陪韩奶奶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我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了，唯一可惜的就是老伴先走了。还好，我两个孩子在身边，一个孙子，一个外甥也都长大成人了，我孙子都大学毕业了。党和人民培养了我，因病退休早，我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而党和国家给了现在的生活待遇，安度晚年，我很知足，我感到很幸福。”说着，脸上荡起幸福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