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民同志简介：

郑天民（1912—1967年），曾用名加良、逢辰，祖籍山东历城洪家园庄。儿时，家人仅靠一亩多坟田和三间烂草屋度日，他勉强念完高小，便去酱业铺当了学徒。父病故后，他只好做小生意维持家人生活。不久，他只身去济南被骗当军阀“炮灰”。后与他人伺机跳火车逃走，另两人当场摔死，他也左臂脱臼，忍痛连夜赶回家中。他不甘如此之命运，再闯济南，考取当上警察。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他见国民党政府按兵不动，一气之下，辞掉警察职务，以经商为由瞒过母亲，约五六个青年，烧毁日军油车，夺走枪支，于1938年7月投奔八路军。他193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班长、连长、副大队长、参谋长、团长等职。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战场上，他英勇善战，刻苦学习，曾评为战斗模范、工作模范和学习模范。 在1940年2月“反顽”战斗中，郑天民牙被打掉十余颗，舌头受伤，致使终生食物无味觉（后评为二等乙级残废）。1941年3月，他在冀鲁豫行署特务连任连长不久，臀部又长一大疮，行动十分不便，但仍每天坚持带头示范、操课。1942年9月27日，他率全连血战，冲出敌人的“铁壁合围”。任第一军分区聊城大队副大队长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他不断总结经验，每仗做到知已知彼。一次，大队竟以200左右的兵力击溃千余抢粮之敌。1948年春，他任人民解放军独立一旅一团副团长。河南杞睢战役前夜，他率部队用炮火与政治攻势迫敌一个营缴械。在任务繁重的济南、淮海战役中，他联系实际钻研军事理论。在两次战役中，他荣立二等功，被冀鲁豫军区授予“人民功臣”银质奖章一枚。 1949年，他调任第二野战军十七军补训师一团团长；5月底赴南京公安局搞接管工作，任行政科科长。是年8月随西南服务团来重庆，他先后历任市公安局第六、第十五分局及水上分局局长、市消防总队政委。在公安分局工作时，他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还常一人步行到几十里以外去调查了解情况。 1955年，郑天民来江北区，曾先后担任区长和代理区委书记。平时，他身上常穿一件旧军装或灰蓝色中山服，总是随身携带红、蓝墨水钢笔和笔记本。干部汇报工作，他用蓝墨水笔记录，一事不漏，一丝不苟；听完汇报，又用红墨水笔在本子上写出对其工作的要求，下次检查就按此听取汇报，从不允许谁用“大概”、“估计”来搪塞。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次，秘书写完向市委汇报有关情况的初稿后，于凌晨4点去他家里请其审阅。他闻声即起，与秘书一道冒着严寒来到办公室，直到把报告修改好。 他终日忙碌，星期天和节假日也很少休息。同时，他再忙都要挤时间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其中不少章段都能背诵。他敢于坚持原则、打破情面，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他关心同志。机关干部的名字他几乎都喊得出；对干部的困难、疾苦常记心中，及时解决；对贫困农民，他带头捐钱、赠物，还经常利用星期天带干部下乡访贫问苦，连碰上不认识的小孩生病，也要上前安慰几句，有时还送药上门。 到农村蹲点，他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抗旱救灾，他与大家一起挑水抗旱。外出工作，常以小面充饥，不准基层单位单独备饭。对任何吃请，他都一概拒绝。 他身为国家十三级干部，生活却十分简朴。其家中也无一件象样的家具（其中不少是租借公家的），故衣物多半打成包袱存放。“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来抄家后，明白他并非“腐化堕落的走资派”，而是一位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好“官”。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极力抵制各种极“左”错误做法。两派组织开始武斗后，区级机关陷于瘫痪，他仍照常坚持上班。1967年7月29日下午6时许，一伙武斗人员将他从家中抓走，五花大绑拉到观音桥街上游斗，后非法关押在野水沟武斗据点，并私设刑堂，残酷审讯，横加罪名，大搞逼、供、信。在生死攸关之际，他不怕邪恶，驳回一切不实之词，尽力保护干部和群众。这伙暴徒恼羞成怒，将他于当天午夜摧残致死。1971年9月，他的遗骨在乱土堆中被挖出，见当年捆身之绳仍缠绕在白骨上，其状惨不忍睹。 1979年3月3日上午，江北区为郑天民隆重召开追悼大会，以昭正义，雪冤案，抚人心，慰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