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苏云同志简介：

1950年春天，张苏云作为苏北翻身矿工的女儿，有幸跨进了徐州市助学学校，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妇产科医生，1952年2月毕业时，党号召同学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6岁的她告别了家乡和亲人，兴致勃勃奔赴沂蒙革命老区费县。 那时，她唱的是《解放区的天》，心中的偶像是林巧稚，工作信念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在崇高理想的鼓舞下，沸腾着一腔青春热血，发誓要改变沂蒙山区落后的卫生面貌。 只有身临其境，才强烈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城市与农村的反差。当时，费县满目萧条，百废待兴。费县卫生院是唯一的l所医院，设在天主教堂里，十几个同志挤在两间房里办公。夜晚，一盏灰暗的煤油灯在风中摇曳，熄灯后伸手不见五指，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好想家乡，想父母，忧虑着工作前途，把脸埋进被子里，任泪水无声地流。 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县妇幼保健工作一穷二白，农村缺医少药，群众的保健意识极差，城乡孕妇临产全靠1日产婆接生。【日产婆俗称“姥娘婆”，接生方式野蛮无知，给婴儿断脐带多用剪刀或陶瓷碎片草草收拾，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高得吓人，因病菌感染致死的母婴比比皆是，婴儿死亡率高达20%。 一旦孕妇难产，那些半人半巫的“姥娘婆”就无计可施，往往不顾产妇死活，用脚踏，扁担压，擀面杖擀，钩子钩等恶劣手段助产，手法常造成产妇大出血，并休克昏迷，直至母婴含恨而死，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剧。 1日法接生导致了“生一窝窝，死一坡坡”，一片凄凉景象。妇女儿童的健康和生命时时受到威胁。新中国宪法规定“妇女和儿童受国家保护”，在那种形势下，改造1日产婆、培训新法接生员己迫在眉睫。 来费县不久，张苏云被县政府抽调去各区乡宣传新婚姻法，推广新法接生。当时不通汽车，也没有自行车，长长的路途全靠双脚丈量。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就像行军一样，背上行李，夜间赶路白天宣传。 从这区到那区四处巡回，道路崎岖不平，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急匆匆地翻山越岭，树叶在哗哗作响，间或有一两声猫头鹰的嚎叫，她吓得屏住呼吸，三步并作两步，唯恐被落下。1953年，9月的一天，张苏云刚从梁邱走回县城，第二天又步行到了方城，累得坐下起不来，脚上起了水泡，腿也肿了。 当时全县最先进的器材是唯一一台小型手摇发电机，没有麦克风，她就大声喊着讲解。就这样，一双铁脚板走遍了费县的山山水水，一副稚嫩的嗓音传遍了大街小巷。 1953年3月，张苏云被派到临沂地区中心医院妇产科学习“无痛分娩助产技术”，时间半个月，学习运用按摩穴位和心理暗示疗法，帮助产妇消除精神压力，顺利度过宫缩阵痛期，安全分娩。这个培训班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妇女生育的关心爱护。 1953年4月，县妇幼保健站建站，仅有三名职工，站址设在费县卫生院妇产科，站长依次为高作飞、马兰英、王志选，1958年又搬到老县委，和县卫生防疫站合并办公，1967年迁至现址，称为“费县防疫站妇幼卫生组”（1963年分开）。 1956年，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卫生部门应为农村训练助产员，积极推广新法接生，保护产妇和婴儿”。当时，妇幼卫生工作不仅是妇女儿童的救星。还是一场破1日立新、移风易俗的思想革命。 1950年代，对I日产婆的改造工作轰轰烈烈，其中还穿插着与巫婆神汉的斗争，回忆起来，那堪称是费县妇幼保健史上的一场革命。新与『日的交替，科学与迷信的较量，文明与愚昧的斗争，和节制生育、爱国卫生运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费县妇幼保健事业的主旋律。 1957年9月，张苏云到薛庄镇巨庄村进行社会调查时，碰上一位产妇难产，村干部带她去了产妇家。一个巫婆在跳大神，她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 “妖魔鬼怪缠了身，产妇变成白蛇精，快用磨盘压死她，要不然全家遭报应。” 因为疼痛和恐惧，产妇在阵阵哀号，场面乱作一团。村干部喝令巫婆滚出去，她灰溜溜地走了。经检查发现，产妇过度紧张，加上宫缩乏力，母婴生命危在旦夕。她让产妇解除思想压力，用科学接生的手法加强宫缩，产程进展顺利，两个小时后，一个健康男婴呱呱坠地。 新法接生关系到母与子两代的生命质量，它那么崇高、神圣，永远值得妇幼保健工作者为之奋斗和献身。 还有一次，新庄乡举办改造J日产婆和新法接生员培训班，张苏云去通知一位1日产婆参加培训。旧产婆和家人拿着镢头、铁锨，堵住家门不让她进去，还恶声恶气地叫骂示威，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她没有退却，意识到这是宣传新法接生的好机会，何况她代表着正义，绝不能被1日势力吓倒，她耐心讲解妇幼保健知识，讲旧法接生的危害。 在当时，一个年轻姑娘当众讲解妇产科知识，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张苏云顶住了压力，用真诚打消了那个J日产婆的疑虑，最后1日产婆乖乖去了培训班，围观的群众也受到了深刻教育。 在培训班，那些1日产婆大多不识字，觉悟低，老师们春风化雨般地讲意义，授知识，手把手教其操作，还把新法接生编成歌谣教旧产婆唱。后来，旧产婆大都初步掌握了新法接生，她们告别了陈1日落后的接生方式，为基层的妇女儿童送去了健康的希望。 张苏云和同志们背着行李和干粮，四处为家，走村串户发动群众，搞妇幼宣传，哪村饿啦哪村吃，哪里黑了哪里住。吃的是煎饼，就的是咸菜，有时就在农户的厨房里铺着干草和衣而眠。从1952年到1959年，全县共改造旧产婆、培训新法接生员近2000人。1964年7月，费县召开了首次全县妇幼卫生工作会议，刘省心副县长表彰了优秀接生员。到1960年代中期，费县基本完成了对1日产婆的改造任务。 另外，由于不卫生的习惯，重体力劳动和生育过多，多种妇科疾病还摧残着许多农村妇女的健康，妇科病病发率很高。因为害羞，她们不愿求医，只是默默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 1959年，省委发出了普治子宫脱垂的指示。保健站的同志们奔赴各村，一边培训新法接生，一边开展妇科疾病检查治疗，挨家挨户去询问、动员育龄妇女体检，共查出一千多名子宫脱垂患者。七百多名二度脱垂的患者接受了针灸，服中草药、汽浴、上托等项治疗，大多数人治愈。 母亲是人类的缔造者，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她们还四处普及育儿知识。1959年1月，县保健站举办了教养员培训班，为重点公社培训儿童教养员，又称保育员。托幼单位建立健全了卫生保健制度，定期为幼儿查体、口服婴儿瘫糖丸、屈蛔灵，接种牛痘、卡介苗、百白破三联等疫苗。 1964年妇幼卫生工作会议之后，保健站在全县范围内教育5-7岁儿童要“四勤”（洗手、洗脸、剪指甲、换被褥），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 “四不玩”（水、火、刀、扣子）， “三不吃”（生食、生水、腐烂饭菜瓜果），让儿童学会自我保护，加强了散居儿童的健康和人身安全管理。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全县妇幼卫生工作也曲曲折折地前进着。 “文革”爆发后，人民无心做事，到处忙着批林批孔，反修防修，抓阶级斗争，县妇幼保健站被解散，妇幼人员被合并到县医院妇产科（1976年分开），妇幼卫生工作无人过问，风雨飘摇。到1972年底，全县新法接生率倒退至79%，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不断发生。费县的妇幼保健工作成为临沂地区的倒数。 1976年4月是费县妇幼保健史上的一次良好转折，全县新法接生员会议召开，表彰了先进，县卫生局向与会代表提出了分片包干要求。妇幼保健又迎来了曙光，大伙情绪振奋，定期下乡检查指导，基层妇幼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年底，全县847个大队办起了妇女卫生室，还有8处公社实现了“妇女卫生室一片红”，老区的妇女儿童又有了笑颜，到了1977年，费县妇幼卫生工作跨入了地区先进行列。 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费县妇幼保健事业全面复苏，迎来了自己的春天。1982年，县保健站成立了党支部，开始了机构改革，组织任命张苏云为站长兼党支部书记，她又焕发了事业的青春，和青年人一起，骑着自行车下乡指导工作，栉风沐雨、以苦为乐。 到1988年底，全县新法接生率达100%，新生儿破伤风率为零，婴儿死亡率降至15‰，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8‰。。 1991年，为妇幼保健事业拼搏40年的张苏云退休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徐明、张德兴、孙宗花、黄守霞、赵宗云相继接过了创业的接力棒。吃苦耐劳，精心敬业作为一种妇幼卫生精神得以在保健院代代相传。 到1980年代末，全国的卫生改革全方位展开，各项事业的发展驶入“快车道”，妇幼保健战线也东风满楼，干帆竞发。费县妇幼卫生事业已基本步入正轨，形成一定规模。在这种背景下，保健站一班人敏锐地意识到，妇幼卫生是一种群众工作，牵扯到千家万户，它的社会性很强，是一项社会大工程。离开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寸步难行。 妇幼保健工作不能仅仅在一所小院里默默开展，一定要让更多的党政领导了解它的意义，掌握它的动态，帮助解决工作实际困难。更要让广大群众了解它，参与它，从文艺宣传活动入手，把妇幼保健工作全面推向社会。 （张波，选自1999年《映日荷花别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