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同志简介：

原名张永年，张崧甫，现名张松如，笔名公木、木农、龚棘木、章涛、席外 恩、四名、魂玉等。 1910年6月15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束鹿县北孟家庄一个农民家 庭。父存义只念过两年私塾，母李梅不识字。幼年在外祖父家资助下入学读 书：1918年入私塾，翌年转村办初级小学，先念了一年“子日诗云”后又读起 “小桥明月凉风”来，“五四”的风吹起来了，“々女几[勿”就成为当时的新 事物。学会了拼音，觉得比外祖父教给的“五方元音”可灵便多了。1922年春， 升入深泽县河疃高级小学，开始学习英文和语学，以及历史、地理、数学、生物 等课，国文课学的本是文言，作文也以文言为主，有时老师命题竟是“任作一 文必用夫然故虽四字”之类；课余却以《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白话文范》 《白话书信》（高语罕）等作辅助读物，所以业余习作白话便成了时髦。学生 全部住宿校内，周日也不放假，学生登台讲说故事，再分组用文字整理出来， 交老师评阅，这是学习运用白话文的机会。1924年暑假，考入直隶正定省立 第七中学。在中学的四年，正是中国大革命时期，正定虽在北洋军阀统治下， 直系、晋系、奉系轮番易手，国民军第三军也曾一度进驻，校内党团员的工作 是很活跃的，校长、训育主任还有不少教员是国民党，学生中有共产党和共青 团支部，五卅惨案都曾罢课声援，全体师生深入市郊农村宣传。远达石家庄 示威，这使我在政治上受到了启蒙教育。1927年春，共产党员高克谦同学在 石家庄被军阀杀害，校内为他开追悼会，训育主任胡韵笙赠送的挽联：“吴将 军遭暗杀，高烈士又惨死，一地永埋双侠骨；太行山头明月，滹沱水上凄风， 千秋凭吊两英魂”。当时整个北方社会还处在漫漫黑夜中，我们学校内部国 共合作的形势，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不过我个人那时还只知读书重要， 政治觉悟是很低的，只盼望国民革命北伐军早日到达，献身革命的要求尚未萌生。在国文教师召德先生的指导下，初步学习了作诗填词，有些习作不脱 模仿痕迹，曾向报刊投稿，如《大公报·小公园》《晨报副刊》等，偶被刊登， 这诱发了我对诗词创作的兴趣。 1928年夏，蒋介石国民党打到北方，迅速暴露出国民党与土豪劣绅相勾 结的面目。彻底粉碎了我在幼稚的心灵中盼望“北伐军”的幻想。是年秋到 北平念书，先入了天主教会主办的辅仁大学，两个月后又考入了北平大学第 一师范学院（就是师范大学）。革命转入低潮，情绪非常郁闷，曾写过一篇小 说《孟老先生歪传》，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嘲讽了国民党与封建势力的合 流。偶然机会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结识同学谷万川，他为《益世报》副刊编 辑一个专页，每周出版一次，刊名仿佛叫《初步》。他拉我写稿，我也写了三 篇小文。在谷万川的影响下，文章中也开始用起“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 和“无产阶级文学”等等术语来。不过这期间在政治上还是茫然的，仍处于 上下求索的状态。1929年春，与同学赵慎余、刘锡麟、孙秉哲等五六人，自发 组织一个“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社”，白天分头读书，晚间集合讨论共同探讨中 国社会出路与发展前途。狼吞虎咽阅读了一些报刊和小册子，还有《三民主 义》《建国大纲》到《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二月到十月》等等，每次 集会都争论的面红赤耳、击案拍胸。这个活动被师大党组织发现，有意识地 加以指引，遂使我们研究社的几位同学，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1930年春，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在校内发起并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左翼作家联盟及华北左翼教师联盟等组织，并参加“北平文总”的活动。不过 最主要的活动还是在街头巷尾涂写粉笔标语，在天桥西单等地搞飞行集会散 发传单等等。这年“八一”，因参加纪念南昌起义，庆祝长沙解放及反对军阀 混战的游行示威，捣毁国民党党部，被捕。一起被捕者五十人，连同前期已拘 留的共三百多同志，我的老师范文澜先生也在其中，一起羁押在北平警备司 令部的监狱中，一个大号子里住二三十人，十几个大号子轮番放风，到院子当 中转一个圈儿，再去“稀屎洞”解解手，镣铐声叮当相应，整日不断。这实际上 成为一个传授革命理论和交流斗争经验的学习班。九十月间，政局变化，以阎锡山、汪精卫为首的所谓“扩大会议”失败，晋军仓促撤退，在押同志全部获 释。翌年，到“九一八”前后，便全力投入救亡运动。曾主编过由社联领导的 《鏖尔》杂志，并与左联成员亦是同学的谷万川、王志之等共同筹办《文学杂 志》。这期间深受“文学是宣传”这一口号的影响，强调文艺的武器作用，认 为“在今日的中国，在新诗歌的现阶段中，我们主张：新诗歌的创作，一方面， 要尽可能地利用活在大众中的旧形式；一方面，要极力创造能被大众所了 解，至少要能够被大众所了解的前卫的新形式”。曾据此观点加以发挥，写成 《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一文，刊登在《文学杂志》上。关于利用旧形式，一 度致力于填写民歌小调，1931年至1932年间，曾与同学谷万川、李树潘、杨 殿殉合作《时事打牙牌》四百多首，宣扬红军土地革命及东北义军抗日战斗， 油印散发，后用“四名”名义，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部分；关于创造新形 式，也曾努力试行，如《父与子》发表时署名木农，也是以号召农民群众起来 闹翻身斗争为宗旨的。上面所说，有的已经是1933年春的事了。 曾于1932年3月18日因参加抗日救亡集会，再次被捕，羁押于北平市公 安局一个多月，由师大学生会和抗救会联合保释。这年是学运高潮，师大校长 徐旭生先生辞职，校政实际上由学生会及抗救会主持。是夏师大暑期学校，是 教联主办的，我任文书主任，教师有马哲民、侯外庐、黄松龄、王慎明诸位先生， 都是教联成员。这年冬天曾以左联关系用学生代表名义邀请鲁迅先生来校讲 演，讲题是《再论第三种人》。讲演前夕，与同学王志之、潘炳皋一同访问鲁 迅先生，听先生畅谈了许多关于文艺和政治的问题。1933年春，被迫离校，到 山东滋阳省立第四乡村师范教书，该校教师中有教联盟员孙铁夫、段雪笙、熊 渭滨、胡一若、钟鸣宇等，我正是通过教联关系才到这里工作的，因为是师范学 校，我们便在同学中发展并建立了华北左翼教师联盟友部，在鲁南几个县的小 学教师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1935年春，在北平建立了小家庭，赁居西城天 仙一间北房，度过了一个人间天上的寒假，把新婚的涤心安排在北平某女中寄 读，我便接受河北正定中学聘书，前往任教。在正定中学同事中只有姜文彬、 王眉衡少数进步教师，教联的组织活动不易展开；学生里面思想极活跃，我除担任他们的壁报辅导外，还从事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样联系面就突破了我任 课的班级。到正定之前，《文学杂志》已被查封，主编谷万川也被判刑押在南 京监狱里，所以在正定期间，写的诗文很少，只作过一篇《屈原研究》，又把教 学中编写的讲义加以整理，印行过一本《中国文字学概论》。当时非常热衷 于著书，只是为了取得在高级中学任课的资格：按规定，不是大学毕业，就必 有专门著作，才得做高中教员。不过，书是出了，教员还是没有再当下去。“双 一二事变”后，学生中酝酿着一种不满情绪，为反对教员中几个国民党分子，突 然罢课闹起风潮。学校当局暗地向省教育厅报告，说我是幕后策划人；教育 厅派督学孟扶唐同志来校查办，孟扶唐同志先到我家把原尾告诉给我，让我不 辞而别，回北平去。这已经是1937年春天的事了。 回到北平，先在石驸马大街一位杨姓宅院里，赁租了两间东厢房，把家安 顿下，这时已经有了一个女孩。然后经过申请，又回师大中文系复学，文学院 恰好正在石驸马大街，与我的住处相距不到抽一根烟的功夫。这时期，社联、 左联、教联都已解散。曾与武新宇、张更生、李蔓龄、王之平等五六位同志，共 同酝酿，想把教联恢复起来，未成。尔后便参加了“民先”的活动。在这半年 间，写了一本《白茶斋九歌注》，这是教了四年书的一点收获。 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战开始了。携妻将雏，从北平辗转到西安，把不满 两周岁的女儿白桦，托付给一位好心肠的陌生人家寄养，与涤心一同轻装赴 山西参加了晋绥军区的抗日战争，结伴同行者二十多人。做过二战区动委会 《动员》杂志编辑，做过神池县与岢岚专区干训班的主任与指导员，做过由程 子华同志任司令员的敌后游击队的宣传股长，在宣传股里结识了很富文艺才 华的马瑜、陈强、何文瑾、贾克诸青年同志，还接触到分配来游击队工作的一 些长征战士，包括抢渡大渡河的英雄。在这期间，曾编写过一些活报剧和小 唱本，《岢岚谣》就是这时写的。只是战地生活，飘转不定，印刷条件亦差，诗 文稿多未保留下来。 一年后，1938年8月，为了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方工作的女同志回后 方，西渡黄河，到达了延安。在抗大学习了四个月，于此期间入党。未及结业，调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时事政策教育干事，业余从事诗歌创作，作《新诗 歌试论》。时郑律成同志也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曾于无意间看到我抄写在 笔记本上的诗稿，暗自为《子夜岗兵颂》作曲，后来连近二百行的《岢岚谣》 也谱写了出来，这使我很感动，遂相约合作《八路军大合唱》。此议是郑律成 同志提出来的。时冼星海与光未然合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演出，很受 欢迎。《大合唱》这个名称，就是由此听说的。适值1939年7月抗大总校东 渡黄河，迁往敌后，我和郑律成同志都被留在延安，准备分配到筹办的抗大三 分校工作。在此新旧交替之际，趁空完成了拟议已久的《八路军大合唱》，我 只是写了八段歌词，创意布局多得力于郑律成同志。其中《军歌》和《进行 曲》两支歌，被军委政治部正式追认，刊登在总政主编的报刊上，得到广泛流 传。1939-1940年间，与萧三、刘御、师田手、海梭诸同志共同发起并建立“延 安诗刊”，开展街头诗和诗歌诵运动，编印《诗刊》小报。在这期间遭婚变，深 受刺激，申请赴前方回到我的家乡冀中军区工作，已蒙抗大与军委批准，正整 装待行，旋以中央决定暂停向敌后派遣干部，未果。翌年，调任军委直属队政 治部文艺室主任，主编《部队文艺》杂志和《蒺藜》墙报，成立以发展部队文 艺创作为宗旨的文艺社团“鹰社”，成员大约三十人，每月召开座谈会一天。 同时写了《鸟枪的故事》《哈喽·胡子》《我爱》等诗。作为整风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受到了很大启 发和教育。随后调转 鲁迅文学院文学系 任教。整风过后，于 1944年秋与天蓝同志 同赴南泥湾访问，是 年冬与鲁艺戏音系孟 波、刘炽、于兰、唐荣 枚四同志一道赴绥德 地区，下乡闹秧歌并 采录民歌。这期间编写的唱词，后来编印一本诗集《十里盐湾》；采录的民 歌与何其芳诸同志一同加以整理，编成了一本《陕北民歌选》。又集录并补 编“信天游”，写成了一首长诗《共产党引我上青天》；就《移民歌》首段改编 并填词，写成为《东方红》歌曲。这后二者，《共产党引我上青天》和《东方 红》，是抗战胜利到达东北后才完成的。 1945年“八一五”以后，参加由舒群、沙蒙同志任正副团长的东北文艺工 作团，近六十人。于9月2日从延安出发，10月底到达沈阳，做了短期文艺 宣传工作和党的地方工作。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主要是筹办并从事学校教 育工作，曾任东北大学教育长、教育学院院长及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兼副教务 长、第二部主任等职，主讲全校的《中国革命问题》《战后国际问题》等政治 课，讲授中文系的“历代诗选”，都编写一些相应的讲义。建国前夕出版诗集 《哈喽·胡子》。1949年10月1日在沈阳街头，看到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 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我也重新成立了家庭，时 间：1950年2月3日，地点：长春。尔后得妻翔之助，得与寄养在西安的女 儿取得了联系，还和困留原籍久违的父母重得团聚。1951年9月，调任鞍钢 教育处处长，遵照毛泽东同志“出钢铁、出人才”的指示，全力献身于黑色冶金 企业的职工和干部培训工作，也写过几首像《鞍山行》《鞍钢小调》等短诗。1954年夏，调转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编印诗集《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 与杨公骥同志合写《中国原始文学》，并共同拟“中国文学史纲目”。秋，调北 京任中国文学讲习所副所长、所长，直到1958年。这几年间，编印过一本《中 国文学史》（讲义），写过若干篇诗歌评论及有关诗创作的论文，汇印过一本 评论集，出版过两本诗集《崩溃》《黄花集》，以龚棘木的名义发表过一些有 关《诗经》及先秦寓言的译释和论文。1958年春夏间，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 代表，赴匈牙利及罗马尼亚宣传“双百方针”，介绍中国文艺战线“反右斗争” 情况。如同受着一种什么不可知的力量的嘲弄似的，七月底归来，回到中国 作家协会，自己也被控制为与由中宣部党委会构成的所谓“反党集团”互相呼 应，进行反党活动，而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党籍。编成诗集 《人类万岁》，虽事前曾被邀与北京出版社签定了合同，然以形势发展，事态 变化，亦未获出版。 同时，中国文学讲习所亦于1958年停办。补述一桩属于个人生活范围 的私事：我的父母于此一年前，1957年3月8日深夜，在文讲所宿舍，为邻 室倒灌来的煤气窒息致死于梦中，这件事曾使我深感痛。但到1958年10月 以后每念及此，反感轻松：两位老人如果再多活四五天，看到我如何结束文 讲所的工作并离开文讲所的情景，不知将感到多少惶恐和迷惑。想到他们是 在微笑的梦中离开这个世界的，可以算是死的及时，死得其所了。 1959年春，丢下妻子儿女在北京，只身下放长春，任吉林省图书馆馆员。 半劳动，半工作，既锻炼了身体，也学到了一点图书馆的业务知识，并且还获 得了一个潜心读书的绝好机会。在这期间，曾由组织指定，参加了歌剧《青 林密信》的创作活动。1961年5月初，又由组织指定，列名于省直农场毛主 席著作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又是生产队，专收右派分子，进行教改。作为生产 队队员，任积肥组组长，每周听讲后，负责组织讨论。半年后毕业，摘去右派 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名字下又复出现了“同志”二字，家眷也由北京转来 长春，我被调任吉林大学中文系教员兼代系主任，讲授中国文学史、诗经、先 秦寓言文学、古典诗论及毛主席诗词等基础课和专题课，并都编写了一些讲义。“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批斗审查，两次抄家，《人类万岁》（手抄稿本）， 化作黄鹤，一去未返，不曾问世，偶尔长逝了。后解除隔离，获得“解放”，一如 常人，该受的都受了。1979年1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也得到改正，恢 复了党籍。回顾二十年，深深体会到，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只在正常情况下更 须在特殊情况下，不只在顺境中更须在逆境中着意培养：“父母生身党给魂， 骄阳霹雳炼精神”。现在担任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吉林省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暨《社会科学战线》副主编，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 席，中国文联委员暨吉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暨吉林分会主席，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长。1979年出版《诗要用形象思维》。1981 年出版《老子校读》《公木诗选》。旋患心肌梗塞，住院休养。1982年夏基 本恢复健康，编定《中国历代寓言选》（与朱靖华合作）、《先秦寓言概论》及 《诗论》（论文集）、《公木旧体诗抄》诸书付印。1983年编成《棘之歌》（诗 集）及《中国古典诗歌史论》（论文集），准备参加吉大中文系中国诗史编委会 从事《中国诗史》的编著工作。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只可作为业余活动了， 其实这两项，从来也就是作为业余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