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平同志简介：

王亚平(1905-1983)河北威县黄神庙村人。原名王全福，笔名罗伦、李篁、李荫、白汀、大威。青少年在河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时，深受“五四”文化运动影响，擅写新诗文，颇有名气，曾组织“文艺研究社”，试写新诗《红蓼集》。 “九•一八”事变后，他目睹国土沦丧，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奉行丧权辱国政策，与袁勃等创办《紫薇星》杂志，发表了以反对“何梅协定”为主题的剧本《香槟酒》和《孩子的疑问》、《大沽口》等诗篇。1932年冬，参加在上海成立的以蒲风为首的中国诗歌会并负责筹备河北省分会，主编《新诗歌》杂志。1933年秋，到青岛创办《诗歌季刊》，与王统照、老舍成立’“避暑录话社”，创作出版了《都市的冬》、《海燕的歌》等诗集。继后他又与蒲风合编《诗歌周刊》，在1936年10月召开的追悼鲁迅大会上，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驱逐而被迫离开青岛，去日本自学文学，在东京拜识郭沫若，在学习与创作上受到教益。“七•七”事变爆发时，他立即回到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主编诗刊《高射炮》，并参加战地服务队，任《救亡日报》特约通讯员。在赴战地采访时，不畏艰险，进行抗日宣传，创作和发表了不少诗歌和通讯报道。1939年末，他到重庆，在最困难的时期，主动接受中共南方局党的很多教育，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启示和教导下，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进步文艺活动；协助党组织掩护一些文艺界人士和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他不顾个人安危，营救被捕入狱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同时又与诸诗友创立“春草社”，主编《春草集》和《春草诗丛》，创作出版了《生活的谣曲》、《火雾》、<中国，’母亲的土地呵！》等诗集；写了《杜甫论》，并与戈茅合著《诗歌新论》。他通过自己的诗作和社会活动，推动了新诗歌运动的开展，对坚持反帝反封建、团结全民族抗日、争取民主和进步的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产生了深刻影响。 王亚平的业绩还突出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的工作上。1946年7月，他到达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遂就通过封锁线到达菏泽解放区。为大力开展边区文艺工作，他同边区文艺界领导及其著名人士多次座谈协商，于同年9月筹备成立了冀鲁豫边区文联。他任文联主任后，迅速建立了文联民间艺术联合会，创办并主编《平原文艺》、《新地》等文艺刊物。为使文艺工作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他把边区艺术表演团体中的思想和业务建设、艺术改革和旧艺人的改造等列入文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举办了各种专业训练班，培养了大批艺术骨干，组织专业和业余剧团、剧社，上演了很多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一批传统剧目；同时，还重视民间艺术工作，使曲艺、音乐、美术、雕刻等呈现出一片崭新气象，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 为使边区文艺运动健康发展和以多种文艺形式反映现实斗争生活，他及时了解文艺工作的动态和群众对文艺工作的渴求和希望；他又不畏艰难险阻深入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之中，同吃同住同劳动。t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采访典型事例，进行创作。自1946年下半年至1949年4月，他在冀鲁豫边区有关报刊发表的论文、总结、诗歌、散文、说唱、故事、经验介绍、通讯报道、人物简介等30多篇。其中，对指导工作影响较大的有《加强职业剧团的思想领导及业务改革》、《发展我区文艺工作的几个问题》、《-年的经历》、《一个文艺刊物的创刊与成长》、《怎样改造旧艺人》、《审查说唱的几个问题》、《艺人创作和演唱》、《关于文艺手法》、《艺人大队的出征》、《妇女通讯员刘桂平》、《艺人沈冠英小传》等；对反映现实生活影响较大的文艺作品有《平原上》、《河边草三章》、《奴性》、《人民战胜了黄河》、《中国的光明在延安》、《英勇奋斗18年》、《机动民兵连》、《地主的眼睛》、《张锁买牛》、<春联》、《花船新歌》、《打黄狼》（说唱节目，获甲等奖）等，在文艺界和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群众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 1949年4月后，王亚平任《人民日报》编辑（负责文艺版）、北京《新民报》总编，中共北京市文委委员、北京市文化 事业管理处处长、北京市文联秘书长、党组书记、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副主席，主编《大众诗歌》。被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全国第一、二、三、四次文代大会和作家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7、二届理事会理事，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他在繁重的组织、行政工作外，还坚持文艺创作，陆续创作、出版了《黄河英雄歌》、．《写在母亲像前》、《穆林女献枪》、《第一支颂歌》、《青春的中国》、《李秀真传歌》、《灿烂的星辰>等诗集和《百鸟朝凤》曲艺集、《王亚平诗选》。有些作品被翻译到国外。此外，他还创作了《女教师》、《张羽煮海》等剧本，演出后受到群众好评，对于戏曲、曲艺改革也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50年代中期的政治运动中，他被牵连，受到错误处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受到严重迫害。但他的心始终同党连在一起，从不改变对党的感情和信念。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精神振奋，连续写了不少揭批林彪、“四人帮”反党反革命罪行、歌颂老一代革命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