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从政同志简介：

郑从政 (1918～1978)林丕正 郑从政，原名郑荣进，1918年3月出生在广东梅县（今梅州市）松源乡彩山村务本楼一户贫农家庭。父亲郑绍洲为人忠厚，年轻时就到印度尼西亚帮人开山、挑锡泥、，锯木头、割橡胶度日。郑从政自小由祖母和三叔抚养成人，7岁起在本村小学念书，因家境贫苦，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家里割草，或帮人放牛，半耕半读，直到高小二年级。后因生活贫困只好辍学，在族人办的通德小学做杂工。 1937年10月，郑从政经王白山、吴国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由党组织送到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在龙岩白土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1938年2月结业后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同年3月，二支队北上抗日，到皖南后，郑从政调到新四军教导队学习，任支部委员。同年9月起，在新四军军部特务营任连党支书、政治指导员。 1939年10月，郑从政调到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调218 查统计科（后改为锄奸科）任科员、组长，从事公安保卫工作，主要负责部队首长（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政治部主任张劲夫）的安全保卫和对敌侦察工作。1940年7月，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八县的反动势力趁我主力部队开赴淮北之时，几乎在同一天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暴动，疯狂地残杀我们的干部、群众，妄图推翻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郑从政所在的五支队政治部锄奸科参加了平定暴乱的斗争，在江北指挥部和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的正确领导下，只用了不到三周的时间，就粉碎了这次反革命暴乱，比较彻底地清除了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内暗藏的反革命武装力量，革命的政权更加巩固，根据地的党政组织更加发展。 1940年9月，日军对我路东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一天清晨敌机来轰炸，时任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的张劲夫因头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开得很晚才去睡尚未起床，郑从政情急中一把将张劲夫从床头抱起转移出去，保护了首长的安全。同年11月，郑从政调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任军法主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其所属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郑从政于1941年5月调到二师五旅政治部任锄奸科科长。 1943年初的一天，新四军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罗炳辉应国民党部队的邀请“共商抗日事宜”，郑从政从内线获知这次会议很可能是“鸿门宴”，暗藏杀机，随即当机立断，亲自带领警卫排闯进会场，拉着罗219 司令员就往外走，边走边说：“我们不吃他们的饭！”敌人见我方已有戒备，且惧怕罗司令员的威名，只好呆呆地看着罗司令员离去。 1943年3月，郑从政调任淮南军区津浦路东军分区公安局副局长；同年9月，改任津浦路西军分区公安局副局长。 1943年9月，淮南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大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整风达到团结的目的，收到较好的效果。不料整风后期出现了肃反扩大化，搞变相的“逼供信”（所谓“劝说”），不少同志被打成日特、伪特、国特，搅得人人自危。党中央及时发现并立即纠正。路西地区也成立了整风五队，把一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调来进行甄别。12月的一天，时任路西公安局局长的郑从政找整风五队政治指导员吴星凉（路西公安局干部）谈心，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些同志受到伤害，一定要彻底平反，还其清白。当然，其中有个别同志思想不健康，主要在于教育，但不是反革命；有些同志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但也不是反革命。要严格区别，决不能混淆！”郑从政的这番话在当时宁“左”勿右错误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后来整风五队对学员耐心细致地作了思想教育工作，实事求是地为他们落实政策，逐个进行甄别平反，不留尾巴。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由国、共和美国三方的代表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华中军区副政委谭震林作为我华中军区220 代表参加谈判。1946年1月，郑从政被选为谭政委的随从（卫士长）赴北平参加和平谈判。 1946年8月，郑从政调任苏皖边区所在地清江市（今淮阴市）公安局局长，负责接管和维持社会治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社会治安明显改观，物价平稳，人民生活安定。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单方面撕毁停战协定，对我华中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不久，清江失守。同年10月，郑从政改任苏北五专署公安局副局长。 1946年12月，郑从政被任命为华中野战军十纵队六旅十八团(1947年5月改为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三十四旅一O二团)政委，随后参加了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战斗中，敌人的炮弹击中了该团前沿指挥所，郑从政机敏地从掩体里跳了出来，幸免于难，并立即组织人员抢救埋在掩体里的战友。涟水保卫战中，十八团伤亡很大，有一个连仅剩下11名战士，全团每个战士最多也就三四发子弹。特别是在两个月后的四兴集一仗中，尽管最后消灭了敌人，攻克了据点，但副团长陶振山、副参谋长高方太不幸牺牲，团长侯昆不久也因急性胃穿孔不治身亡。战士们情绪十分低落。郑从政耐心细致地做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新到任的陈大海团长（后在渡江战役中光荣牺牲）一起认真研究敌情。在旅首长的正确指挥下，抓住战机打了几个漂亮仗：淮安闸口一仗，把苏北的还乡团几乎全部消灭；苏北反“扫荡”战斗，打下了兴安镇；南下苏中配合十一纵解放了221 一大片地方；特别是1947年8月10日打响的盐南战役，十一纵、十二纵联合作战，打下了苏北盐城，活捉了国民党少将副师长彭定一，极大地鼓舞了全团干部战士的士气。 1948年2月，为配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地区作战，牵制和调动一部分敌军主力，减轻刘邓大军的压力，并乘机恢复淮南路东根据地，郑从政所在的-O -团奉命随旅部向淮南开进，经铜城、古城、常山头战斗三战三捷之后，路东根据地很快恢复到抗战时期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吸引敌人，部队四处出击，横扫当地残存的土顽，一直打到江苏省六合县境内。国民党被迫调来黄百韬的二十五军一起对付三十四旅。从3月23日开始，敌人以二十五军、广西军、青年军等16个团的兵力向我路东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合围。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部队不分昼夜天天行军打仗，有时刚突出重围，又遇到敌人的“追剿”部队；有时刚做好饭，敌人就围攻上来，战士们只能用茶缸匆匆地盛上饭边走边吃。经过最紧张、最艰苦、最危险的38个昼夜的敌后斗争，部队终于从双沟强渡淮河，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圈。 1948年7月，郑从政调任三十四旅政治部主任。11月初，三十四旅奉命参加淮海战役，先在陇海铁路线上阻击黄百韬兵团西窜，然后配合十三纵攻克灵璧县城，歼敌一个师；随之沿津浦线袭击李延年兵团。1949年初，杜聿明兵团被歼，蚌埠之敌仓皇溃逃，三十四旅222 沿途截击敌人，一直打到临江地区。 1949年2月，三十四旅编为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三十四军一O二师，郑从政任师政治部主任。不久，郑从政又随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 我军解放了南京、上海之后，由于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党中央决定提前解放福建。1949年6月，由张鼎丞、叶飞、方毅、梁国斌、陈辛仁等组成的中共福建省委在苏州市成立。经省委常委、社会部部长梁国斌提议，张鼎丞亲自点将，郑从政被调到福建省委社会部工作，并随十兵团南下解放福建。7月下旬，在闽北建瓯由梁国斌主持召开省委社会部第一次全体会议，根据从各方面获得的福建境内敌特资料和借鉴新解放区接管治理的经验，研究制定了《福建公安接管方案》。郑从政受命负责沟通福建的情报工作，与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联络，搜集和掌握敌情供领导决策参考，为福州战役和顺利接管城市提供了重要情报。 1949年8月17日，福建省会福州解放。8月24日，省人民政府公安厅成立，郑从政被任命为公安厅社会处（后改为政治保卫处）处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当时，隐蔽战线斗争十分严峻，潜伏在全省各地的一大批反革命残余势力和武装匪特，到处抢劫烧杀，造谣惑众，危害社会安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按照其“应变”措施，策动暴乱，袭击我基层人民政府，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潜伏的特务电台，则指引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我城市重要目标；盘踞在福建沿海岛屿上223 的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机构，也不断地对我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袭扰、掠夺破坏。而我侦察力量薄弱，情况不熟，人地生疏。郑从政根据敌我的现实态势和上级指示，采取了“稳步前进”的冷静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敌人，从福州解放至年底仅5个月时间，破获了一批潜伏敌台和特务案件，“军统”和“中统”解放前夕“应变”部署的潜伏组台基本被我破获。到1950年底，第二批蒋帮派遣过来的潜伏组台也基本被我侦破，给了蒋特以沉重的打击。 郑从政认真钻研公安业务，亲自抓重要案件，总结经验，摸索每个时期敌特活动规律；他还亲自找一些国民党特务分子谈话，敦促其弃暗投明。解放初期，有一次他与特务东南训练班的一名教官谈话，在他的感召下，这个特务拿出一本珍藏多年的精装书，并从糊封的封面与扉页间取出一份材料，上面详尽地记录了国民党特务杀害原东北抗日联军李兆麟将军的经过，而这些凶手当时还潜伏在国内。省厅把材料报给中央，从而破了这件积案，抓到了凶手。 抗美援朝初期，蒋帮以为“反攻大陆”的机会来了，大批派遣特务潜入内地；在内地的敌特分子也纷纷搭线参加“反共救国军”，一时气焰极其嚣张，甚至把委任状寄到公安机关来。郑从政亲自抓“反共救国军”四纵队案的侦破，几天之内，就一举抓获70多个敌特分子，狠狠打击了敌特的反动气焰。 1951年11月起，郑从政任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224 继续负责政保工作。1954年1月，郑从政根据全省隐蔽战线斗争最尖锐地集中在厦门、漳州、泉州等沿海地区的特点，报经上级批准，抽调246名干部，开展了“闽南战役’’，历时8个月，破获特务间谍案件56起，捕获特务间谍60多人，缴获电台5部。随即又马不停蹄地挥师北上，开展了“闽东北战役”，历时5个月，破获特务间谍案件15起，捕获特务间谍25人，歼灭海上登陆的武装特务3人，缴获电台1部。 1955年1月，郑从政任福建省公安厅厅长。1956年7月，在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省委委员。福建地处东南沿海，面对台澎金马，地理位置决定了隐蔽斗争是一项长期、复杂的斗争，而边海防始终是斗争的焦点。郑从政深知这一点，十分注重边海防工作，经常深入沿海调查研究。1958年4月，郑从政向来闽视察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汇报了莆田、同安等地广泛发动群众同蒋帮武装特务作斗争所取得的成效和“海面、海岸、陆地三道防线”的初步经验。罗部长听后大加赞赏，并要求省公安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这个经验，把边海防工作搞紧搞严。郑从政立即深入沿海地区蹲点调研，很快总结出加强“四道防线”（即海面、海岸、陆地和专门机关）的具体措施，并加以推广。此后，他又多次深入沿海地区，实地检查、落实，进一步发掘基层好的经验和做法，不断为每一道防线注入新的内容。“四道防线”是在党委领导下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公安工作路线在福建沿海对敌斗争的创造性225 发展，在沿海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1958年冬，郑从政兼任福建省公安总队第一政委。1965年2月以后，兼任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内务办公室副主任。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郑从政及其家人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1966年6月下旬，郑从政的妻子首先被“停职检查”，随后郑从政也以所谓“彭罗黑干将”、“叶飞代理人”、“死不改悔走资派”、“三反分子”等罪名受到审查、批斗、折磨。有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非要郑从政交代在情报和侦察工作上的很多机密事件，郑从政看透了这些人的心计，坚定地说：“没有中央批准，你们就是砍我的头，我也不会说。”经过三年半时间的残酷斗争，郑从政夫妇于1970年8月被押送到闽北山区浦城县仙阳公社登俊大队第四生产队“监督劳动”。 1972年秋，省委组织部通知郑从政夫妇到省委党校第九期学习班学习。一次小组讨论会上，郑从政对17年公安工作的评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出17年主要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公安工作也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路线取得成绩的，不能全盘否定。这下捅了“马蜂窝”。1973年1月，在省委党校召开的批陈整风大会上，当时省委分管的负责人在大会上对郑从政、吴振芳等5个人进行点名批判，强加给郑从政所谓“乘机翻案活动”、“政治骗子”、在公安工作中执行“彭罗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把他揪回省公安厅批斗了3226 天，并给他以“行政降四级、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4月，学习班结业，郑从政被再次下放到浦城县电厂外线队工作，其妻也被下放到浦城县银行协助工作。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1977年初，省委决定郑从政参加专案组，去厦门调查“四人帮”在福建的爪牙的罪行。郑从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不顾花甲之龄，风尘仆仆地奔波于福厦漳泉道上查线、外调。后来调查组的同志先后调回原单位，只留下郑从政一人坚持在厦门搞调查工作。 1978年4月，郑从政从厦门返回福州汇报工作，不久因患急性肝炎住院观察，后病情突然恶化，以致昏迷不醒。省委领导非常重视郑从政的抢救工作。5月24日，在郑从政弥留之际，福建省委常委会作出了三条决定：郑从政的工资级别恢复原来的行政10级，按省部级干部享受政治待遇，对他的病尽量抢救。遗憾的是，这时郑从政已经什么也不知道了！是日19时25分，郑从政不幸去世，终年60岁。 1980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批复省公安厅关于为郑从政平反的意见。1982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专门发出为郑从政、吴振芳等5人彻底平反的通知，对1973年在省委党校大会上被点名批判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历史终于给郑从政一个公正的评价。 （编辑：徐锦龙）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