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康同志简介：

唐康，原名唐慧莲，女。年青时在川沙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全力营救同志，积极参加上海的工人运动。抗战时期，在后方搞抗日救亡工作，掩护我党同志，抚育革命子女。解放战争时期，组织领导地下工作组，聚集革命力 量，迎接青岛解放。建国后因长期患病，不幸于1962年去世。唐康同志一生从事革命活动，历经坎坷，但革命意志始终坚定，是我党的一个好同志，是一位坚强的女革命者。立志革命 南洋入团 唐康，1910年10月10日（农历九月初八）生于川沙县王港乡虹二村。父亲唐志勋在乡以经商为业。哥哥唐顺元曾在上海汇丰银行供职。因父亲早年去世，由母亲抚养长大。幼年时入村上私塾读书，后转入王港镇国民小学，高年级时人川沙城北的懿光女校和大湾镇的培德商业学校就读。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工农群众和各界的声援，波及全国城乡。 以王剑三、周刚直为首的川沙师范讲习所的一批革命师生，因进行纪念孙中IJJ逝世和宣传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等一系列活动，这一年暑期该所被迫停办，王剑三，潘星五等转移至川沙北乡各，校。1925年9月中国济难会往￡坶成Ⅱ。同年秋，潘星五在王港乡的培乔小学任教。年轻的唐慧连也在这所小学代课。她思想开朗，热情好学，常和潘星五一起畅谈时局，议论形势。他们按照党的要求，在各小学的进步教师中发展济难会会员．发动他们捐献财物，援救革命同志。潘星五的家在浦东潘家毛（现张桥乡新陆村J，位于上川铁路北面，属于上海郊区和川沙县的交界处，环境僻静，交通方便，是开展地下工作的理想据点（中共川沙县独立支部就在此成立）。一些共产党人如林钧、王剑三、夏霖等常到潘家宅聚会，商谈工作。唐慧莲也经常来潘星五家，有机会与他们接触，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因而激发了她向往革命，追求真理的热情。 1925年底，唐慧莲到上海景平女校学习。校长就是上海知名的共产党员林钧。该校不仪向青年传授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革命总想，在苛，年中堵养革命骨干。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恽代英、向警予等常来上课。唐慧莲受到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从此立志要做新时代的妇女，做一个为民救国的革命者。 南洋群岛是华侨和华裔世代聚盾之地，当地华侨已举办了一些华文学校。党十分重视华侨工作，在那里 “以寻找支援，发展单命力量。华侨学校需要聘请中文教员教育子女，以继承和传播中华文化。上海党组织为_『让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在斗争实践中经受锻炼，1926年暑假决定派唐慧莲等去南洋工作。她先后在暹罗（泰国）陶公平民学校、槟榔屿（马来西亚）南洋女子商业职校和新加坡南平中小学任教。在南平中小学时，十六岁的唐慧莲由校长吴锐和教员庞应侯、何畏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支部书记是郭才（广东大埔人），同支部的还有陈文煦（陈波儿）等人。入团后改名康，意为立志在党的指引下，使世界走上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他们仿照上海景平等平民学校宗旨向青少年传授中国文化和宣传革命真理。 1927年春天，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浪潮波及南洋。英国殖民当局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大肆搜捕和迫害当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唐康等人的处境日益艰难，但是他们仍然在教育岗位上坚持战斗。1928年冬，有一个革命者叫吴文质患了肺病，鉴于病情日益严重，需回上海治疗。组织上派她随同来沪。同时回来的还有江阴的夏静波。他们经过香港时见到了恽代英同志，党组织十分关心，给了她们回上海的路费。 忠心于党 营救同志 唐康回到上海后，林钧派人和她接头，并安排她在中共淞浦特委机关工作。从此认识了刘晓、金学成等同志，又将唐康转为中共党员。吴文质开始也住在机关，但因病不能长住，遂由唐康将吴护送到川沙乡下懿光女校同学王新家里养病。由于缺医少药和经费拮据，休养仅两个多月，无情的病魔就夺去了吴文质年轻的生命。为了保守秘密，唐康不顾世俗旧习，毅然以吴的妻子的名义，和王新一起出面，在亲友乡邻的帮助下料理了吴文质的后事。这对一 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来说，为了党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名声的高尚品德是难能可贵的。唐康在南洋工作期间，因水土不限，身体已觉不适，加上回国后几经周折，自己也得了肺病，需要治疗。在特委机关期间，由于共同的战斗和共同的理想，和刘晓有了感情，1929年夏，经林钧介绍与刘晓（刘运权）结婚，曾在上海法租界的贝勒路（今黄陂南路）恒庆里居住过。婚后刘晓在浦东乡下搞农运工作。唐康经林钧许可进了上海艺术大学读书。该校是创造社一些人士举起办的，由潘梓年教伦理学，黎初梨教日文，冯乃超教艺术概论。通过这里的学习，唐康的文化水平和政治修养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在艺大学习期间，唐康还参加了艺大的支部生活和学生会的工作，并积极投入社会活动，参加了法商电气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1929年9月，刘晓在法租界的住所被敌人搜出宣传品而被捕。为了尽最大的努力营救刘晓，唐康借了债，甚至吃高利贷，请了两名法籍律师为刘晓辩护，并要求淞沪警备司令部交保放人。法国巡捕房说刘晓案情严重，已被中国当局引渡过去了，可能要判重刑。当时有同志问唐康：你何必如此牺牲自己去营救他呢？唐康回答说：他是一个革命战士，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我应该不顾一切地营救他，何况他是孩子的父亲．是我的丈夫！这次营救虽然没有成功，但唐蒙的一言一行显示了对党的一片忠诚和对革命同志的深厚情谊。 面对白色恐怖机智勇敢与敌周旋 刘晓被捕后，组织上安排唐康去全国济难总工会，担任济总干事。她参加筹组上海市济总并任江苏省济总妇委 会委员。由于在艺大读书时，和法电、沪西、沪东等地的工人十分熟悉，曾和女工们结为姐妹，组织工人互助社，因此唐康在工人中很有工作基础。 1930年1月，上海美商安迪生电灯泡厂一千多名工人，为要求释放在筹备工人俱乐部时被捕的工人领袖而举行了罢工。国民党警察前往该厂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女工一人，重伤工人十多人，激起了工人极大的愤怒。工人与大批武装警察展开了搏斗，扣留了警长。大批美国水兵和租界巡捕用武力将警长夺走，又驱散工人。当夜被捕工人十五人。中共江苏省发出通知，号召开展总同盟罢工。上海学生奋起响应，以罢课支援工人的斗争。唐康带领工人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在全市两万名工人、学生大示威游行时，唐康站在安迪生工厂门口，大声地演讲，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打倒屠杀工人的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因此，立即被曹家渡第五警察所逮捕。五、六个警察用手枪对着唐康问：你在喊打倒什么？唐答：我也听到你们在喊打倒什么？他们说：我们听到你在喊……，唐说，我也听到你们在喊……！就这样唐康和敌人不屈地周旋。正在这时，大批的工人、学生闻讯后涌进了警察所，硬将唐康抢救了出来。这样，唐康在群众的簇拥下又回到了租界，住到了朋友家里。次日，当唐康去工人家中慰问和救济被打伤的女工时，遭到一个警察跟踪。唐用上海话对这个警察晓之以理，说服了他不再尾随，同时给了他5块钱。这个警察说，以后还准备来面谢，问她的姓名和住址。唐康随机应变。随口报了上海群治大学一个校花的名字。当这个警察果真到群大去找她时，却根本找不到唐康其人。 同年3月，法租界祥昌棉织厂工人与资方开展说理斗争时，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当场打死工人两人，伤数十人。惨案发生后，江苏省委发表宣传提纲，指出祥昌惨案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全上海全中国的严重事件，要求各界行动起来，支持祥昌工人的斗争。唐康带领工人到时事新报馆，要求刊登“反对资方压迫工人、反对国民党社会局出卖工人利益、祥昌工人向上海各界的呼吁书”。但该报拒绝刊登，引起了群众不满。唐康和工人们冲进报馆，他们从南京路进去，从江西路侧门出来，砸坏了报馆的一些设施。群众见了唐康纷纷翘起大姆指称说：唐小姐真了不起1 1930年3月间，江苏省委发动了“三八”妇女大示威，反对当局逮捕工人、学生。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从北火车站沿浙江路一直到外滩。当到达大公报馆门口时，遭到警察的阻拦，游行群众和警察搏斗起来。唐康由于冲在斗争前面，又被扭送至警察所。之后由其在银行供职的哥哥唐顺元出面，才得以保释。 1930年春，唐康生了第一个孩子，满月后回川沙母亲家住了三个月。后因生活无着，到上海刘晓的住处商议解决孩子的抚养问题。曾见过刘晓两次面。第三次去刘晓住处时，该屋已有法国巡捕在看守，唐康遭到逮捕，被押往法国巡捕房。敌人用种种恐吓手段逼她招供。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她大骂他们不人道，我孩子还在母亲家里等我奶吃。当敌人恐吓，她则大哭大闹，抓住他们衣服不放，并说：你们要回家，我有家也要回去！敌人讯问她和刘晓是什么关系，唐康否认是夫妻关系，只承认在舞场里偶然认识，没有其他关系。后有房东证明她没有住过该屋。一直到了晚上，敌人抓不住什么证据，只得将她驱逐出法租界，派一个小特务遣送到南市码头，打发她坐夜航船回川沙乡下。但当开船后，唐康左思右想总觉不妥，感到应立即将此事向省委报告，以免连累其他同志。为此她顾不得自己孩子的吃奶问题，当机立断，与船主商量，说有重要物件未拿，仍须返沪。幸亏船东与唐康熟悉，应允将船驶回靠岸。于是，唐康又到了法租界，找到开药店的薛农山，在他家暂住下来。并赶紧写了一份秘密报告给省委，自己等在薛家待命。不料一周、十天无人来看他，后来才知道组织上对此有怀疑：你们夫妇两人，为什么一个被捕，一人当天就放出？后经薛农山、马景山二人证明，唐康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同志。对此，唐康并未灰心，心想事情总会有水落出之日。之后，组织上弄清了事实真相，唐康也取得了组织七的信任． 唐康到济难会工作后，因工作关系和同事罗伟（罗茂先）相识相处，志同道合，1930年夏在中共江苏省委罗迈（李维汉）的主持下与罗结婚，组成另一个革命家庭。1932年春，她生了第二个儿子罗强。这时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莺。有一次，交通员已有三天没有来她的家，她预见可能出事了，立即雇了一辆黄包车搬家转移。搬迁那天，唐康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拉着另一个孩子，还带着一只大皮箱和一只小皮箱。临行时济总会任其祥交给唐康两封重要信件（是遇难的同志从警备司令部托人带出来的），她把它放在小皮箱里。当到了新址后，才发现小箱子还遗忘在黄包车上，于是急忙将大皮箱（内也有文件）与房东一起抬到厕所里。正在这时，法国巡捕已手持电筒，找上门来，问唐康：刚才从长浜路搬来的放在黄包车上的一只小箱子是谁的？唐康正要去取这个箱子，突然急中生智地回答：我没有忘记东西！法捕要唐康去捕房，唐说待丈夫回来以后一起去，这样才打发法捕走开。这时罗伟刚巧从外面回来，她在窗口里瞧见后，赶忙用手示意，要罗尽快离开。尔后她赶紧在厕所里将文件烧毁，又拖着两个孩子从人群中逃出，到四马路一家小旅馆住下，和罗伟先接上头，等待组织处理。过了好几天后，再派人以向木器店讨租金为名，去探明原住所的情况，发现仍有特务守候在那里。 在敌人这次袭击后，1932年9月，罗伟被调往东北中共满州中心省委工作。唐康因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不便同行，回到乡下。1933年8月，满州中心省委被破坏。罗自东北返沪，经多方寻找仍找不到组织。这样他们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抗日救亡红心不移 罗伟去东北后，唐康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川沙乡下母亲的家里。因生活所迫，曾冒充青工到上海一家日本纱厂做了三个月工。工作十分劳累，吃住条件极差，每日用自来水泡饭吃，以至满身肿痛。日籍厂医要检查她的身体，后经车间小姐妹劝说，她决定停工，又回乡下。一年后( 1933年)又去青浦县立孙垛小学任校长、浙江余姚私立小学当教员。假期回沪与友人杜白兮、周朴农和周根康、张荣甫（两人均是内山书店店员）等组织新人文艺社，参加中国领土保障同盟会，迎接巴比塞筹备会等各种进步活动。 1933年底罗伟自上海回到四川，在老家射洪县立第三小学任教，后担任了校长。1935年罗再三要唐康去四川。唐康到四川后，因以前寄往射洪的书刊中有赤色嫌疑，地方上的反动分子便藉口逮捕了唐罗夫妇和两个孩子，并将他们押解至遂宁专员公署。后经农商会保释，唐康和孩子获得释放，罗伟被关押了三个月。出狱后由于罗已很难在射洪立足，遂去重庆谋职，唐康因此也到了重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同年唐康回沪看望母亲。途经南京时，曾去傅厚岗66号（中共办事处）找到秦邦宪（博古），要求去延安学习。秦说：西安到延安的路被大水冲坏，前后方工作都是一样的。唐康听从领导的意见，于是到南京抗敌后援会救护训练班学习，等到毕业时，南京形势已经吃紧。然而她不愿离开，坚持在复成桥中大校舍内为伤兵医院服务。由于唐康能说四川话和广东话，又为伤员写家信，常用自己的津贴给伤兵买营养品，深得伤员的信任和欢迎。但这时医院的院长、医生、护士均已逃走，医院的伙食也已停止。轻伤者已纷纷自己出走，对重伤者她又无法处理，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经原景平女校何老师的劝说，只得忍痛离开伤兵医院，陪同余逸君（新四军政治工作者余从斗之妹）和陈铭枢、田汉、安娥等一起撤退。待行至安徽宣城时，南京已被日军占领。这样，就只得转辗至长沙经汉口，又回重庆，在康平女子小学、工艺学校任教。这时罗伟在重庆市社会局和重庆市政府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唐康曾带头动员社会局人员的家属捐款慰劳在江南抗日的新四军。她身在后方，但心想前线，恨不得直接加入新四军和敌人决一死战。 在重庆时，唐康碰到20年前一起工作的济总干事黄静汶。唐康热情地把黄留住在家里。黄带有一个小女孩，说她父母参加革命无人管养而要找人代领，唐康认为这是对革命的应尽之责而一口承允。将孩子取名为小康，收养在自己的身边。这孩子的父亲就是我党工作人员钱之光。此时，唐康还遇见了老同学老战友楼曼文和她的爱人蔡叔厚。蔡又介绍了在新华日报社编辑的张明（刘少文）与她联系。唐康也帮助蔡争取了一些人物的关系，为党工作。在重庆谈判时，唐康尽力掩护我党同志，她常和中央南方局徐冰夫人张晓梅同进同出，形影不离，保护了他们的安全。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旧政协即将召开之际，中共驻渝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得悉了唐康的情况后，经周恩来允许，派钱的秘书朱小云将唐康接到办事处，由董必武的爱人、钱之光和他的夫人刘昂及张明等和唐康热情谈话，鼓励她为党为革命工作。唐康再次要求去延安学习。张明说先在重庆工作，待政协召开，联合政府成立后大家一起去延安。而钱之光则主张唐康先去川北，帮助罗伟办学。于是唐康离开重庆又去了川北射洪。 1946年，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南迁。这时唐康怀有身孕，经医生检查，她患有腰子病、心脏病和高血压，定将难产。于是由川北回重庆，再到上海，立即人院动手术。当时医生说她生命危在旦夕，只有一线希望。但最终还是死里逃生，转危为安，保全了生命。 聚积革命力量迎接青岛解放 1946年8月，唐康和罗伟应蔡叔厚之友楼震旦之邀，去青岛建立纺织厂。唐、罗两人的想法是青岛临近山东老根据地，这样有可能找到党组织，然后再去解放区，因此欣然前往。楼任中纺公司青岛第一纺织厂厂长，罗任厂人事课主任，唐康挂了图书管理员的职务。唐康去青岛安家后，经过两年时间，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革命青年，唐康的家成了他们经常聚会议事的地方。他们期待着党的直接领导和期望着革命的胜利。1947年，上海党的地下工作者张扬、吕虹夫妇奉命由上海到青岛再去胶东解放区，他们先后落脚在唐康家里，唐康通过他们终于和中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接上了工作关系。嗣后不久，根据统战部的意见，唐康和黄孝文两人装成探亲的民妇，印制了通行证，由交通员马绍九带路进入胶东解放区，受到统战部的接待，她们汇报了青岛的情况，学习了党的文件。1948年9月，组织决定在青岛中纺一厂建立由区党委统战部直接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小组成员从八人发展到十二人。其中有的在工厂，有的在学校，也有一些同志打人敌人内部，如美海军驻青司令部、青岛市警察局、美国驻青领事馆、国民党海军舰队等。胶东区党委派专职交通员和他们联系，有时还住在唐康的家里。小组成员为迎接祖国解放，千方百计地搜集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如1949年春天，解放太原的战斗打响后，他们从青岛机场监听部搞到一份美蒋援救太原的作战计划和空投地图，需要迅速送出。但时已深夜，没有车辆，他们徒步连夜将情报送唐康。次日一早即由唐康交给交通员送出，又如山东大学进步学生赵崇智（女）上了黑名单，已被国民党特务监视，需要尽快转移。唐康得悉后，即去山大和赵见面，第二天由小组成员开了美军的吉普车将赵送至唐康家中，还为她买好去上海的飞机票，并由唐康等亲自陪同送上飞机，使她脱离了险境。唐康等不仅掩护了往来的干部，而且还向解放区输送了革命青年，在宣传、团结群众、保护工厂、保护同志等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为青岛的解放，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抚育革命子女不是母亲胜如母亲 唐康是慷慨豪爽的女中俊杰，也是一位尊老爱幼的母亲。解放前曾几次回乡探望年老的母亲，之后又将她接到青岛一起生活，使她母亲安度了晚年。 唐康和罗伟是一对革命的伴侣，她的家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解放前不仅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进了革命的队伍，还抚养教育和帮助了众多的革命子女，不少年老的同志尊敬地称她叫罗妈妈。大儿子罗坚十一岁时就送进重庆育才学校，以后又进入孩子剧团，抗日战争胜利后，由邓颖超把他和其他一些孩子带往延安，以后和刘晓父子相认。1948年的青岛还是敌占区，反动当局强迫青年当兵，唐康又设法送二儿子罗强去胶东解放区读书，并在那里参加人民解放军，在重庆，她收养了钱之光的女儿即小康，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无私地把小康还给了她亲生的父母。唐康热爱生活，热爱子女，舍已为人，助人为乐，这是她一贯的作风。在青岛时还收养了楼震旦妻子的外甥女，改名罗小莲， 小莲长大后，也参加了革命队伍。同时她不忘同乡同学之情，如川沙顾路的朱华、朱惠芳等都受到她的照顾而成为工人和革命战士，她还资助了赵侯、狄辛等革命青年前往解放区。总之，这正如唐康自己所表示的：我要把一切取之于敌区的薪金，全部用以帮助革命青年。唐康是这样说的，也确是这样做的。 自1933年8月，东北和上海的党组织都遭到破坏后，唐康失掉了组织关系，直到1950年，她的党籍才得到了恢复。在数十年风风雨雨中，她抱着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坚持与敌人斗，与病魔斗，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她没有担任过很高的职务，但她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思想品德。生前她说过这样的话：我在任何时候，不论有无关系，我没有忘记我是无产阶级的党员！ 由于长期奔波，历尽艰苦，唐康患有多种疾病，1962年4月1日因病在济南逝世，终年52岁。 （据《浦东新区英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