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悦鹏 1945年,我18岁。至今,时光已逝去56年。这56年,有 的已很模糊了,唯独18岁那年,仍记忆犹新,难以忘却。因为 这一年,我跨进了党的大门,成了一名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 共产党员。 1938年10月,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零三个月,我 们14个小学生在抗日浪潮的推动下,从国民党统治区,奔赴高 举“打日本救中国”大旗的延安。从此,我这个还不到12周岁 的孩童的一切,都交给共产党了。因为“白区”(国民党统治区) 和“红区”(共产党统治区),有一道道封锁线,我和家里失去了 一切联系。我的爸爸、妈妈和家人只能在“白区”那边为我白操 心。 我从小身体虚弱,多灾多病,在艰难困苦的陕北,更是常常 病魔缠身。党的队伍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那些像父辈的长者, 像兄弟姐妹的同辈,时时都在关怀着我。1941年,我所在的八 路军的一个宣传队,要跋山涉水去几百里以外的地方宣传抗日。 在一个多月行军和演出的时间里,疟疾病几乎要了我的命。然 而,我活过来了。同志们个个像医生、护士那样护理我,我更忘 不了我们部队的政治委员叫吕振球,他是1925年和陈云同志一 起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老革命,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 国的高级干部。为了治好我的病,他翻过司令部驻地的山头,到 卫生部寻找治疟疾病的药。卫生部只有几瓶“唐拾义疟疾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