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铜山同志简介：

抗战中我的亲人们 孙树木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在纪念这个伟大日子的时候，我浮想联翩，记忆的车轮把我载到了那烽火峥嵘的岁月，似乎又看到了为中华民族而壮烈牺牲的亲人们的身影。 我的家在淄河中游西岸，位于益都与淄川交界处，是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在淄博成立最早的地区之一。“七七”事变前，我父亲孙铜山曾在博山颜山中学上学。博山被日本人占领后，他便回老家与1930年就加入共产党的冯毅之一起在淄河流域组织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的称号是八路军山东四支队新一营。冯毅之任营长，我父亲任副营长，部队不到一年就发展到一千多人，1938年秋季，该部队在黑旺南边的西崖头庄的山谷内打了一次伏击战，打死打伤鬼子多人，并缴获了一门手炮和一挺机枪。从此，在鲁中地区，无人不知冯毅之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我家是抗日家属，汉奸又知道冯毅之是我家的亲戚，所以我们不敢在家住，只好跟随部队转移在淄河流域。1939年秋，庄稼未熟，阴雨连绵，我和母亲、三弟随部队驻在东井同村。部队奉命去井同村东南的杨家蔓山上阻击敌人。阴雨中，部队坚持了两天两夜，子弹打光了后，便准备撤退。我父亲派通讯员进村告诉我们，要暂时隐蔽在村里，部队要马上北撤。傍晚，敌人进村了，有十几个敌人，闯进了我们住的房东家。见了房东就嚷着搜捕我母亲。我母亲是j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在这群敌人眼里根本不像一个“官太太”。因此也就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战争是残酷的，对革命者说，灾难随时都会降临。1940年，我们全家住在太河的东下册村，突然噩耗传来，我父亲在益都县的挑行村，由于区中队小队长徐继善叛变出卖，身中三弹牺牲了。临死前他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l”那年他才三十几岁。父亲牺牲后，部队用棺木将遗体装殓，派人护送回家安葬。我们村距鬼子据点很近，怕他们得到消息，也只好在夜间偷偷挖了一个土窖洞埋了。 1942年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抗战处在最艰难的时期。我外祖父冯旭臣是当时益都县抗日政府参议会的会长。鬼子汉奸把外祖父家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早在1939年，鬼子就一把火把外祖父家的房子烧得寸草不留。一家人只好在附近各村过着流浪生活。鬼子加紧了在淄河流域实行扫荡蚕食，三里一个碉堡，五里一个据点，在淄河两岸密密麻麻地驻满了敌人。这年夏季的一天，天刚拂晓，鬼子便包围了我们住的村。恰巧我外祖父冯旭臣、三姨冯文秀也住在这个村里。枪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们就急促地从一条没有被敌人占领的小水沟里跑了出来，趴在一块高粱地里躲藏。 我大舅冯登奎手很巧，会做些铁匠活，后来他成了八路军游击队的枪械修理员，不仅会修理机枪，还会制造土手榴弹。1942年，由于汉奸的告密，他被敌人杀害在太河的山前庄。由于形势紧迫，偌大的淄河流域没有外祖父一家落脚的地方，外祖父只好领着全家五口，爬上了马鞍山，以躲避鬼子、汉奸的搜捕。马鞍山耸立在淄河的东岸，是八路军来往于鲁中区与渤海区之间的必经之珞。当时由王凤麟副团长带领一个班的兵力，坚持在山上。1942年11月，日本鬼子听说山上有八路军，就调集博山、洪山、张店地区的鬼子汉奸，铁壁合围，向马鞍山发动进攻。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大炮轰击。守山的战士和家属以一当十抗击敌人，使敌人伤亡近百，三天不能攻下山来。山上抗日军民大部牺牲，我的外祖父冯旭臣站立在敌人的炮火下，对家人说：“宁肯跳崖死，也不能当鬼子的俘虏。”然后从容跳崖就义，我的三姨冯文秀也跳崖牺牲。二舅母孙玉兰和她的三个女儿新年、芦桥和不满两岁的平洋也同时殉难。 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天，益、临、淄、博四县民众发起对在马鞍山牺牲的烈士进行安葬。我外祖父家六口安葬在家乡益都县长秋村扬明山下。当时马鞍山被鬼子占领后，对山下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不让把死难者的尸体运走。因此在安葬我外祖父时，只根据他的一张照片，画了一张像放在棺木内，而其他人的安葬也只在棺木内放了一个牌位而已。四县民众还在墓地上立了一块“民族光辉”的纪念碑。碑文最后称颂道：“先生可谓抗战先进的模范，媳、女是巾帼中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将与日月同在，与马鞍山并存不朽。”鲁中行署和参议会也向我外祖父家赠了“一门忠烈”的匾额，以表彰他们全家为了民族独立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原载1995年5月19日淄博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