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耀同志简介：

王传耀，又名王光．1913年出生于江苏省沛县鹿楼王李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王忠洵，出生在清代同治末年，父亲王厚江出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王传耀兄弟姊妹5人，他在兄弟二人中居长，名传耀，字光普；二弟名传灿，字静合。王厚江给两个儿子取名选字颇有用意。传是王氏家族的行字，耀与灿都与阳光有关，寓意光明，希望儿子们能追求光明，学有所成。光普，阳光普照天下，热烈而跃动；静合，沉静冲淡，合乎自然律动。兄弟二人动静结合，互为补充，或许这正是老人对儿子的人生所寄托的希望。 1924年，11岁的王传耀到了新学性质的鹿楼学堂读书。1915年前后，在留日学生李昭轩、王茂材等人的倡导下，沛县全面推行新式教育，相继办起了一批新式学堂，百姓称之为“新学”。鹿楼学堂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创办的。学堂的创办者称做校董，是著名乡绅鹿承赞。鹿承赞当时是民国议员。那时的民国议员是了不起的人物了，相当于现在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县也仅仅就一两人。 鹿楼是一个十字结构的街道，东西大路直通丰沛县城，交通十分便利。学堂位于十字街西北一隅，坐北朝南，3间正房是学生的教室，两间西偏房是教师的办公室，还有一间门房，一位校工。学堂是鹿楼的村学，招收鹿楼及邻近村庄孩子就读。 鹿承赞因为有这么一个特殊身份，有机会参加一些重大的社会活动，受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较大。办学期间，他全力推行新式教育，向学生灌输一些新思想，少年王传耀在这儿听到了辛亥革命、同盟会等类的名词。上学期间，他结识同在学堂读书的鹿渠清，共同的理想和追红色征程：沛县革命人物编年事辑 求使他们共同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并成为战友与同志。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在这里王传耀最早接受了民主、平等思想。后来由于资金匮乏，加上扯上了一桩民事纠纷，鹿楼学堂停办。 1926年，13岁的王传耀进入张柳庄小学读书。 1927年五六月间，北伐军先头部队夏斗寅部进驻沛县。沛西鹿楼寨、谭寨、二郎庙、赵寨等处也驻扎了北伐军人。这些军人来自湖南、湖北，大多都有些文化，墙上和树上到处张贴着“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的标语。官兵们还经常教当地小孩Ⅱ昌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少年王传耀与他的好朋友鹿渠清一起，围拢着北伐军官，听他们讲在湖南、江西、河南等地讨伐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故事。他们听得入了迷，被北伐军人的英勇气概深深折服了。 1929年冬，王传耀在张柳庄小学经中共党员李公俭和纵允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CY)，次年初转为中共党员。 在张柳庄小学，王传耀结识了后来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一位好朋友陈文华，他们一起谈理想、谈革命，交流阅读进步书刊的体会。 1930年春，张柳庄小学建立了沛西地区第一个党的支部，陈端体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5月又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共沛西区委，陈端体为区委书记。11月，中共沛西区委遭到敌人破坏，王传耀等一些学生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数人被以“染有赤色行为，扰乱学校秩序”的罪名开除学籍。 王传耀回村后，与中共地下党员黄绍德、李法乾等组成王李庄党支部。不久，王传耀接任党支部书记，党员很快发展到30余人，是当时沛西区党员队伍发展快、工作出色的一个支部。 1934年1月22日，中共沛县县委书记苗宗藩等29名党员干部被捕。国民党沛县党部玩弄骗局，以县委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号召党员到国民党县党部登记自首，致使不少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上当受骗，党的组织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王传耀痛心疾首，但他坚信“与天下穷苦百姓休戚相关之我共产党，同与地主劣绅们同餐共寝的国民党，永远不应同流合污”！并在支部党员大会上大声疾呼：“中山舰之阴谋，上海街头之血迹，足为前车之鉴！”“国民党不可信，蒋介石不可信！”力劝党员不要上当受骗。 1934年春，王传耀拒绝了一些人要他到县城自首登记的劝说，来到连云港附近一家远房亲戚家暂避，8月底返回沛县。不久，他通过李公俭与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发展了宋庵村吴邦佐、石婆庄村胡玉岭等一起参加革命，积极投入了对自首党员的审查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1935年5月，中共沛县县委重建。不久，沛西区委也重建，王传耀任沛西区委委员。根据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开展打土豪，劫官粮，筹枪肃反”的指示，8月，区委书记燕克岭以个人护家的名义，60块现大洋的高价赊购20响匣枪1支。9月，王传耀卖掉自家10亩地，购买2支20响匣枪和250发子弹。这是党在沛西区最早的3支枪。当时解决发展武装中经费困难的主要办法，一是靠党员变卖家产或借、贷筹集，二是对那些为非乡里敌视革命的地主劣绅实行“罚款问罪”。 1935年底，王传耀将家中的38亩土地全部卖完购买枪支弹药，并将父亲与伯父合开油坊的股份也折价卖掉。全家人衣食无着，靠向亲友借贷度日。 王传耀的二老爷是当地一家有财有势的地主。1936年春节刚过，王传耀亲自带人将其扣押，而后以中共沛西区委的名义，勒令其家以万斤小米赎罪。王传耀的舅舅等人多次说情，请求放人，王传耀均不为所动，并传出话说：“万斤小米少一粒都不行！”其二老爷从此家景败落，以王传耀“六亲不认”与其断绝了亲属关系。 王传耀把富有的本家都“得罪”了，再也不肯借钱粮给他们，全家人只得四处投靠亲友：母亲带领王传耀的二姐、四妹住在他的姥姥家，弟弟王传灿寄食已出嫁的大姐家，王传耀随区委活动不回家，家里只留多病的父亲守候，靠大女儿不时送些米面来度日。 1936年春节前，王传耀的母亲为了让全家人过一个团圆年，求人套了拖车，冒着大雪到亲戚家去借钱粮，但出去跑了一天，却一文钱、一粒粮都没有借到，只好又含着眼泪回到了娘家。尽管家境变得如此艰难，母亲对儿子从事革命活动从没有抱怨过一句。在姐妹们因生活困难埋怨王传耀时，老人总是劝说：“他又没干啥亏心的事儿，愿意干就让他干吧，别抱怨他了！” 本年，王传耀介绍石婆张庄胡玉岭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月，沛县各界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成立，而后各区都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建立了抗日动员委员会。沛西区成立抗日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抗动会”），王传耀被选为宣传委员。由于“抗动会”是统一战线组织，各方对抗战的态度不一，行动极不协调，甚至互相掣肘。他总是处处从大局出发，坚决执行、积极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方针，千方百计地调解缓和“抗动会”内部的各种对立情绪，说服各方以抗战大局为重，抛弃旧怨，受到各方人士的赞扬。王传耀对抗战“赤诚可风，义胆照人”，对维护“抗动会”内部的团结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6月，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在丰县成立，沛县抗日武装被编为第五大队，王传耀任五大队二分队政训员。 1939年春，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升编为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王传耀改任四大队二营二连政治指导员。在这一时期共同工作、战斗过的战友袁存幸回忆说：“王光虽性情刚烈，但为人正直，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尽管他对部下要求很严，大家都很服气他，威信很高。” 8月，湖西“肃托”开始后，王传耀目睹许多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好同志惨遭杀害或被捕入狱，自己不仅无力改变这种局面，而且随时都有无辜被捕或被杀的可能，便怀着宁可为革命牺牲在战场上，决不愿不明不白地死在自己人手里的悲愤心情，离队返回家乡。 湖西“肃托”的错误得到纠正以后，沛县县区武装大部分升编为主力部队。中共沛县县委要求王传耀不再归队，继续留在沛西区负责区武装中队的重新组建和发展工作。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湖西“肃托”的错误，大肆进行反共活动，斗争形势严重恶化。为了坚持抗战，王传耀根据县委指示，与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边发展武装，边战斗，边除奸。1940年6月，沛西区中队已发展成100多支枪、近200人的抗日武装。燕敦厚回忆说：“这时的沛西区中队在王传耀带领下，很能打仗，纪律也好。” 6月13日，国民党反动武装开枪镇压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五区区长、中共党员李剑波的请愿群众，制造流血事件，沛县统战局面彻底破裂。沛县党的活动和武装斗争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沛县县委根据边区党委指示，先后将统一战线期间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和部分党外积极分子另行分配工作，有的送干校学习或安排转移疏散。8月底，王传耀奉命到边区干校公安干部一期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期间改王传耀为王光。 1941年初，训练班结业，王传耀被分配到金乡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公安特派员。这时，金乡县一带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正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7月下旬，金乡县南部地区无极道（当地俗称杆子会）武装，在李官庄以“亮会”为名，由道首田生水亲自出面，邀请刚到任的中共金乡县委书记兼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剑波到会讲话，预谋在国民党七路军时锡九部手枪队的配合下，趁机杀害或绑架李剑波及随行人员，进而搞垮抗日民主政府和根据地。王传耀奉命带领县委警卫队骑兵班担负李剑波的警卫工作。当到达李官庄时，会场上已聚集了数千名持械道徒。一头目迎上来问：“哪位是李县长？”王传耀不等李剑波开口，抢上前答道：“我就是。”他见来人神色紧张，说话吱唔，当即拒绝了对方“进屋喝茶”的邀请，并带人返回村口休息，以便发生意外情况时迅速撤离。时近正午，仍不见田生水露面，也没有开会，王传耀更加怀疑田生水在捣鬼。征得李剑波同意后，他单枪匹马直奔田生水住处。见田生水正躲在卧室里，便厉声质问田：“为什么到现在既不开会，又不露面？”并说：“李县长很忙，请你们马上开会，不然，李县长就不等了！”田生水正在为时锡九部的手枪队未按时赶到坐立不安，王传耀突然找上门来，毫无准备，只好立即开会。李剑波向道徒们宣讲了抗战形势和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大家全力投入抗战斗争。尔后，在王传耀和骑兵班护卫下迅速离开了现场。刚走出村外，时部的手枪队便赶到李官庄，敌人的阴谋落空。 田生水一伙并不死心，十几天后，又纠集大批武装道徒进攻金乡县委和县政府驻地。为了尽量避免伤害受敌人蒙骗的群众，县委领导一面下令党政机关人员紧急集合，由县大队掩护向易于坚守的大冯庄转移，同时令王传耀带领警卫队1个班，先去侦察情况和联系食宿。 王传耀等人刚到大冯庄街上，即被一伙手持木棍和梭镖的道徒包围。 他和战士们再三向道徒讲团结抗战、不要上敌人当的道理，但道徒在反动头目的煽动下，根本不听。在鸣枪警告也无效的情况下，王传耀果断地将反动道徒头目一枪击毙。众道徒见状纷纷退逃，他带领战士们一阵猛追，把持械道徒赶出村外，保证了县党政机关人员顺利进村。后在湖西军分区十团的增援下，将暴乱平息。县委领导表扬了王传耀的机智果敢。 1942年初，金乡县公安局始建。县委警卫排划归公安局领导，改称公安局保卫队。王传耀任公安局局长。当时形势虽有好转，斗争仍十分复杂尖锐。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湖西地委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团结、争取、利用与打击镇压相结合”的对敌斗争方针，要求积极广泛地开展统战和瓦解敌伪军工作，争取利用伪军和伪政权机构中的大多数，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镇压那些死心踏地投靠日军，坚决与人民为敌而又罪恶多端的“坏中之坏”。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他领导公安局干部战士，边斗争边学习训练。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争取、瓦解敌人和反特锄奸，沉重地打击和震慑了敌人。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憎恨，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搞垮公安局。 春末，驻金乡县大棠树村据点的伪军小队长侯方成，派人请王传耀赴宴，共商“合力抗战之计”。不少同志认为，这个伪军小队长原是在大冯庄被王传耀亲手打死的无极道头目的拜把兄弟，田生水被抗日民主政府镇压后，这个小头目投靠日伪军当了汉奸，此番相请必无善意，主张不予理睬。王传耀的妻子也劝他不要去冒险。王传耀则说：“就是鸿门宴，我也要去闯它一闯，不能让敌人小看我们。他要是有诚意，就交个朋友，抗战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强；如果姓侯的敢耍花招儿，我准叫他占不了便宜！”他的意见得到了县委领导的支持。他带警卫员张兆祥（又名张三）如约赴宴，机智勇敢地将侯方成和两个伪军打死，其余敌人均被当场俘虏。据点里的伪军听到枪声，赶来救援，这时王传耀和张兆祥已押着俘虏踏上了归途。 12月20日夜，日伪军万余人对湖西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拉网扫荡”，中共金乡县委、县政府机关和公安局于22日拂晓，在大棠树村北、于庄南陷敌重围。为掩护党政机关和家属突围，王传耀安排胡玉岭带队沿壕沟向西南撤离。他身先士卒，率局机关人员和保卫队200多人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鏖战。因敌众我寡，在集体突围已不可能的情况下，他急令侦察干事主惠珍带人组织分散突围。主惠珍和保卫队长马正君见他已多处负伤，便一齐劝他先走。王传耀深情地说：“我们都是党员，但我是局长，大家都在看着我，我哪能先走？主惠珍同志，请你服从命令！马队长，你负责组织掩护，我带机枪吸引敌人火力！”在他的指挥和带领下，全局同志凭借抗日交通沟的掩护，奋勇阻击敌人。敌人一次次冲锋，只见阵地前留下了一具具尸体，始终无法靠近。于是，疯狂地用迫击炮向公安局阵地轰击。保卫队的3位排长牺牲，机枪射手也随之阵亡。王传耀便抱起机枪向敌人射击。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了他的身边，王传耀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传耀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遗骨运回沛县老家王李庄，安葬在村西北的一条小河旁。新中国成立后，王传耀墓地周围栽植了松柏，每逢清明节，鹿楼及周边乡镇中小学生来这里祭扫凭吊，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