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方,又名朱伯芳,1918年出生于江苏省沛县鹿楼朱瓦屋村。早年在沛县梁庄(沛西鹿楼南)初级小学读书,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1928年,又到沛西千秋乡张柳庄高级小学读书,结识了王传耀、鹿渠清、朱本正、罗伯行、王洪垒等一批进步学生。 1930年,朱伯方考入沛县中学。在沛中读书期间,他受到了包括朱菊池、耿蕴斋、郭影秋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的进步影响,痛恨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政治腐败,同情广大劳苦大众的不幸,接受革命思想,靠近共产党。 1937年8月后,朱伯方在家乡学校以代课为名,一方面秘密从事地下工作,一方面抓紧机会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深受师生欢迎。当时朱奎在学校,曾经亲耳听过朱伯方给学生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朱奎在后来的回忆中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况:“早在抗战初期,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朱伯方就带着一位青年来教我们唱抗日歌曲。那首歌的歌词是:‘田是我们的田,地是我们的地,我们的田地不能让给日本鬼,大家赶快团结起来……’后来听别人说朱伯方是八路军,在做秘书工作。” 1938年5月,在本村朱本正的引荐下,由康文惠介绍,朱伯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5月18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进了沛县,并在鹿楼安上据点。在民族危机关头,朱伯方积极进行党的活动,到学校、村镇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教唱抗日歌曲,倡导抵制日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奠定了抗日的群众基础。 1939年初,中共华山北区区委成立,朱伯方任区委宣传委员,区中队指导员。 8月,在湖西“肃托”事件中,所有区以上的干部集中到地委学习,朱伯方也不例外,被隔离审查3月有余,险些被杀害。在他们的一位战友被杀时,一颗子弹穿过朱伯方的面部,从左脸进右边出,满脸是血倒地,当时都以为他死了,后被救治,脸上两边终生留下了伤疤。11月,在中共山东分局党委书记郭洪涛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强行干预下,中止了对湖西区大批革命干部的非法拘禁,保存了革命火种。朱伯方得以返回原单位工作。由于当时形势逐渐恶化,由原来的公开活动转为地下秘密工作。 当年底,朱伯方任欢口区区委书记。这期间,在沛县公安局长张士斌率领下,朱伯方带领区武工队堵截了南逃徐州的鱼台一带的杆子会千余人,并将其击溃。 1940年冬,一直在沛县地区进行地下活动的朱伯方八路军身份被国民党觉察,遂派国民党士兵对其实施抓捕。当国民党士兵到了朱瓦屋,正好与朱伯方在村头相遇,十分危险。由于国民党士兵不认识他,朱伯方混在人群中趁机逃脱。国民党士兵没有能抓到朱伯方,便对其家人辱骂恫吓,威逼家人交出朱伯方。并将家中洗劫一空。 自从朱伯方参加革命后,他家就成为八路军武工队人员落脚之地。家人给他们做吃的,准备休息开会的场所。敌人抓不到朱伯方,就把他的父亲拉去守电线杆,用此办法防止八路军武工队搞破坏,引诱朱伯方现身。此后的朱家一方面不断支持革命帮助武工队,一方面不断被国民党兵扫荡破坏,家境从此败落。朱伯方家庭为了支持儿子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1年间,鹿楼变成了日军和汉奸队的重要据点。日本人为了笼络人心,实施以华制华的统治手段,提出在本地区乡保长和士绅中选举伪区长。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朱伯方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动员了几位比较熟悉的也比较进步的保长,要他们推选冯祖升(地下党员保长)当区长。经过几个保长的活动,冯祖升果然当选。事后不久,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军队几次到村里抓朱伯方,这时组织上从安全和工作考虑,调朱伯方到湖西地委组织部工作。 1942年10月,朱伯方任中共巨南工委秘书。由于成立了五县办事处,划归湖西地委领导,改名为巨南工委和巨南办事处。为了加强巨南区委工 作,湖西地委抽掉一批干部去巨南。朱伯方从湖西地委组织部调到巨南工委工作。在巨南地区工作3年多,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朱伯方调到新成立的苏北工委工作。由于形势变化,工作需要,1946年4月又到沛县县委任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沛县武工队政委。朱伯方与李文、朱毅等一起在丰沛边敌人顽固势力较强的地区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1946年5月,中共沛县县委在安国区二郎庙村召开全县反奸诉苦大会,会后县委领导分片抓点,深入斗争第一线。朱伯方进驻安国区冯屯村,通过武装侦查、召开保甲长会议等形式,组织带领广大群众开展说理斗争,推进土改工作。6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了打击敌人,牵制敌人,沛县县委从区中队和民兵中组织一个四五十人的武工队,朱伯方被任命为政委,返回湖西,在丰县单县交界的老根据地打游击。朱伯方率武工队在单县打游击时,巧遇了本村已参加革命的朱奎,亲人在战争的环境下见面分为亲切!朱伯方的爷爷和朱奎的父亲是同胞兄弟,朱伯方称朱奎为小叔,虽辈分低,却比朱奎大十几岁,又是朱奎的革命引路人。当他看到朱奎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进步十分高兴,兴冲冲地买了一只鸡来杀,说要请小叔叔好好吃一顿。谁知鸡还没煮熟,战斗就打响了。结果饭没吃就转移了。 朱伯方在抗战初期从在学校做代课先生开始就利用一切机会,注意培养本村和其他地区的年轻人接受革命思想,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如朱奎、朱光壁等族人,为革命输出了人才,培养了革命的后续力量。 在抗战后期,朱伯方身边一位警卫员杨本荣,是个孤儿,因为年纪小,在敌人突然袭击时,朱伯方拉住熟睡中的小警卫员迅速转移。抗战胜利后,朱伯方爱惜人才,欲送杨本荣去延安学习无线电,杨舍不得离开,朱伯方看到将来中国革命胜利后需要大批的技术人才,坚决送他去学习。解放后杨本荣任常州市广播电影电视部623台台长(司局级),曾写过在战争中关于朱伯方的回忆文章。 1947年9月,朱伯方奉调参加冀鲁豫区委整党学习,从此离开湖西地区。后又调到华北局党校学习。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党校随军进驻北平,并在华北革命大学举办第一期训练班,训练了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分配到各条战线工作。1949年7月,调中央组织部干部处任干事。 1953年2月,调任到中共俄语学院(北京俄文专科学校)任党委副书记兼院人事处副处长,负责留苏预备部工作。 1956年8月,调核工业部(原第二机械工业部)任计划局副局长。参加组建核工业部的工作,为国家核工业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1961年8月,调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国防局副局长。 1962年中央抽调100多名司局长带职下放各省县帮助工作,朱伯方被派到安徽宣城任县委书记3年。在此期间,朱伯方经常深入农村基层访贫问苦,带领群众共同度过经济困难时期。 “文化大革命”中,朱伯方下放到湖北襄樊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5年多。 1978年2月,调中国科学院任技术科学局长、技术科学部副主任。1979年3月中科院组建“空间中心”,任常务副主任兼临时党委书记。任职期间,率队组织第一批赴云南腾冲进行航空遥感试验,因有重大贡献而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82年12月离休,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咨询委员会委员。2009年3月10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