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行同志简介：

罗伯行，原名罗正品，1915年6月23日出生在沛县、丰县、鱼台3县交界处的侯圩子村（今属沛县龙固镇）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罗遵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经营着10多亩湖地，一家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罗伯行不满周岁的时候，母亲病故，由寡居的二婶母抚养成人。 侯圩子村濒临昭阳湖，地势低洼，有旱田，但大多是湖田。旱田多在村子周围，便于耕种。湖田不是南方的水田，而是湖边的滩涂地、低洼地，天旱时湖水少，种下去的庄稼可以有较好的收成。如果湖水上涨，绝大多数湖田被水淹没，庄稼颗粒无收。 侯圩子因为周围有土筑圩寨，加上侯姓人家占村民大多数，按照苏北一带村庄命名的方法，就称为侯圩子。清朝中后期，天平军和捻军在苏北一带活动频繁，加上昭阳湖一带是土匪强盗经常出没的地方，村民为了防止兵燹匪患，出钱出力，修筑寨圩，成为这一带村庄建筑的主要格局，方圆几十里路内不少村名以“圩子”命名，黄圩子、张圩子、孙圩子、程圩子……，至少有几十个这样村庄。 罗伯行年幼的时候，上有曾祖母、祖父，有父亲和继母，还有二婶、三叔和三婶，也是一个大家庭了。祖父性情温顺，中规中矩，父亲和三叔从小性格强悍，好胜心强，不受约束。父辈的性格对少年时期的罗伯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从小就有敢做敢当的气质秉性。罗伯行自幼天资聪明，又爱看书，加上他母亲去世早，从小缺少母爱，父亲觉得对孩子有些歉疚，从小特别疼爱他。 1924年，虽然科举制废除了，但苏北大部分农村还有私塾，但并不为官方所承认，因此当地人给它起个名字，叫作“黑学”。侯圩子村有一个史姓大户，家有20多顷土地，养有10多个家丁，有10支枪看家护院。史家家大业大，设有家塾，除了培养史家弟子外，也收本村外姓子弟。罗遵孟自己虽然没有文化，却一心让孩子读书，并给两个儿子起了个“正品”“正格”的学名，希望将来能修身、齐家，“立德”“立言”，有个好前程。1926年夏天，史家的家塾被废除了，村里办起了新学，称为“侯圩子学堂”，11岁的罗伯行在这里又读了两年的新学。虽然学校在偏僻封闭的乡村，但毕竟有了算术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让罗伯行开阔了眼界。那个时候，龙固一带还没有官办的高等小学，小学毕业生不是到杨屯的孔庄小学就是到沛西的张柳庄小学。这两所学校都是有名的“洋学堂”。7月，罗伯行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千秋乡张柳庄小学参加高等小学考试，被十分顺利地录取了。在这里他认识王传耀、鹿渠清、陈文华等进步同学。共同的志向让他们常常一起谈论北伐军的故事，谈论国家兴亡的大事，并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927年秋天，只上了一年五年级的罗伯行在张柳庄小学与六年级的学生一起参加了毕业考试。因成绩优秀，学校保送他到沛县中学师范部读书。据他的弟弟罗正格（参加革命后，改名为黄天明）回忆说，在张柳庄小学读五年级时，为了参加六年级的毕业考试，罗伯行不分昼夜地苦读，眼睛熬红了，嘴上起了血泡。他从家中带了10多只生鸡蛋，每天喝一只，结果不但没有“压”下火，反而生了一场病。尽管这样，罗伯行还是靠着毅力和不服输、不怕吃苦的精神，苦读不辍。 1928年秋天，罗伯行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沛县中学。 罗伯行在沛县中学读了三年初中课程，受到了较为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训练，为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1931年9月，罗伯行进入沛县中学师范部读书。这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再起。3月9日，日本军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新京（长春）成立。“收复东三省”“不做亡国奴”的呼声在中华大地上此起彼伏，并迅速波及到沛县中学。 1929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孟昭佩到沛县中学做校长，还有一批地下党员在这里做教员，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迅速开展起来。师生在地下党的组织下，掀起了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他们演唱抗日救亡歌曲，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还经常演出现代戏剧，张贴抗日标语，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整个沛县县城，到处是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救亡的身影。罗伯行本来就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在民族危难之际，他用火一样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宣传中去。他在回忆录中说：“这时，我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要爱中国，反对卖国，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反对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 1932年2月，郝中士、李蔚亭、鲍延年、朱秀华（后来改名为朱华）等先后参加了中国反帝大同盟，并与时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的石允文取得了联系，得到了他的支持。他们利用同乡、同学、亲友的关系在沛县发展盟员。就在这个时候，罗伯行和弟弟罗正格一起参加了中国反帝大同盟，成为第五区（沛西北地区）同盟会成员。 1933年初春，罗伯行即将升人师范二年级的时候，家庭包办为他结了婚。由于结婚花了不少钱财，罗家已经没有能力继续供应他读书。无奈之下，罗伯行被迫休学。他回到家乡后，在侯圩子学堂做杂务，积攒些钱准备来年复学。 1934年，罗伯行将做了一年杂工的积蓄，加上亲友们的一些资助，凑足了学费，回到了沛县中学师范部继续学业。恰好，张柳庄小学的同学鹿渠清也来这里上学。在这片充满革命激情的天地里，他们之间的友情又加深了一层。 不久，郭影秋来到沛县中学做教导主任，给这所学校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活力，一大批有志爱国青年在郭老师的教育影响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上这时沛县中学的地下党组织一直暗中鼓励学生参加革命，沛县中学一时成了全县革命宣传的“大本营”。据罗伯行回忆说，“郭先生对我的教育很大，在我的日记上，他曾这样写过：‘把你的恨和怨埋在肚子里，等时间让它迸发出来。’我认识了他（郭影秋），他也了解了我，了解了我班的几个同学。” 1935年5月，国民党县长苏民违反民意，在麦收期间强征民工疏浚大沙河，激起公愤，酿成万名群众围城事件。沛县中学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和郭影秋的带领下积极参加，罗伯行和张世珠、张涵广、葛步海等进步青年在这场斗争中受到了锻炼。 1936年秋天，罗伯行在沛县中学师范部毕业，回到家乡侯圩子出任小学校长。不久，因不满史姓地主对贫苦人家子女的剥削压迫，率众进行说理斗争，得罪了史家和国民党教育当局郝汤尘等人，罗被革职，调到了三河尖小学当教员。对于被“革职”一事，罗伯行在他的自传里写道：“一个刚出校门满头都是烈火的青年，旧势力是要向他施加压力的，叫他们遵守他们的秩序，做一个驯服羔羊……”罗伯行不愿意向旧势力低头，不愿意遵守旧势力的“秩序”，所以被革了职。 这时，弟弟罗正格因为交不起学费失学在家，思想极其苦闷。罗伯行经常开导弟弟，说失学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失学，而是千家万户的孩子们都在失学，甚至捞不到上学。这是不合理的社会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改变这个社会。 哥哥的一番话，启发了罗正格的阶级觉悟。罗伯行因势利导，把包括罗正格在内的几位失学同学组织起一个读书小组，主要有孟庆临、孙建芝（龙固邵马庄人）、金明云、刘昭筹（后叛变）等。罗伯行给他们介绍进步书刊，一起开讨论会，和他们谈心，指导他们走上进步道路。读书会办得有声有色，青年们都愿意参加，一时间发展到几十人，遍布周围十几个村子，在龙固一带青年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三河尖小学教书期间，罗伯行经常和沛中同学王林岗、郝中牟以及郭影秋老师联系，从他们那儿了解全县革命斗争的情况，交流读书心得。这期间，他接触到了郝中士等共产党员，还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同时向郭影秋老师提出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 1937年初至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罗伯行与刘昭筹、罗正格等人在共产党员李剑波领导下，暗中组织地下农会，人们戏谑地称他兄弟俩为“大骡（罗）子”“二骡（罗）子”。一直到解放初期，在革命群众中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 罗伯行等人在朱王庄附近的村庄胡子宜（今属安国镇）建立了第一个农会，接着在奈庄、邵马、侯圩子（今属龙固镇）、朱王庄、独庄（今属安国镇）等30多个村庄相继建立农会组织。至1937年底，五区有5000人以上参加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和青年抗日救国团，成为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红五区”的群众基础。 当时，国民党、“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在沛县势力很大，1937年10月，在郭影秋和曾经任沛县县委书记的苗宗藩的介绍下，罗伯行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0月中旬的一天，苗宗藩来到三河尖小学找罗伯行谈话，告诉他经过党组织的考察考验，同意他加人中国共产党时，他“心中有无限的愉快”（罗伯行自传）。 1938年初，罗伯行在“红五区”西部的十几个村庄建立党组织。五区第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侯圩子党支部就是罗伯行建立起来的。这个党支部以青年读书会和反帝大同盟成员为基础，有六七名党员，罗伯行、罗正格分别任正副支部书记。以后又在大沙河西刘田寨等村庄相继建立起11个党支部，108个保中有80%以上建立了党小组，60%以上的村庄有中共党员。 5月下旬，中共沛县县委组织抗日武装——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五大队，罗伯行先后任班长、排长，后被调到共产党掌握的国民党抗日游击队胡子良团任连指导员，从事抗战宣传和士兵思想政治工作。 1938年下半年，罗伯行、刘昭筹建立了中共沛县第五区委员会，刘昭筹、罗正格先后任书记。 这时罗伯行作为李剑波的主要助手，把精力用于武装建设和政权建设上。1938年底，建立了中共沛县第五区抗日政权一后来的“红五区”。这是湖西地区第一个公开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 1939年初，在抗日统一战线大旗下，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请求中共为他配备沛县第五区区长，中共组织决定派县委统战部长李剑波任区长，红色征程：沛县革命人物编年事辑 罗伯行、朱恒印、陈伴鱼为助理。全区11个乡长中，其中10个是共产党员。罗伯行主要负责改造、重建乡、保基础政权和抗日武装工作。 1939年9月，湖西地区“肃托”期间，根据苏鲁豫区党委的要求，各县区委委员以上干部集中到湖西区学习。罗伯行被第一批派去学习，其后，李高嵩、朱本立、孟庆临、孙建芝、朱信谟先后参加集中学习，除朱信谟一人逃出幸免于难外，其余4人全部被杀害。 罗伯行在单县集中“学习”23天之中，看到了一批革命同志被刑讯逼供，被秘密杀害或公开枪杀，心里十分沉重。加上自己也被迫承认自己并不了解的“托派”，知道总有一天会被杀害。他决定设法逃出这个地方。罗伯行趁看守“托派”的年轻卫兵不注意的时候，夜间从湖西区训练班跑回家中。他让人给罗正格送去一信，信上说，这次“肃托”有问题，一批好同志被无辜杀害，他要李剑波和罗正格千万不能去区党委参加训练班“学习”，并且交代说，应想方设法向山东分局首长汇报。最后说自己不是“托派”，准备以自杀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李、罗二人当即决定，立即前往侯圩子劝阻。罗正格到家后，强行让罗伯行交出手枪，随后李剑波等人赶到，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罗伯行向李剑波讲述了他在单县训练班看到的一切，他怎么也不相信他的老师郭影秋和郝中士等是“托派”。他说，王须仁多次“审讯”他，要他交代“托派”人员。因为罗事先与张子敬等同志商量过，不管受什么刑，一口咬定不知道。因为他被迫承认了自己是“托派”，第二天“释放”等待进一步审查，遂秘密逃了回来。 1940年，因为罗伯行在训练班被迫承认自己是“托派”，受到了“停止党籍”的处分。 1941年冬，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山东分局委派刘居英等来处理湖西“肃托”事件善后问题。根据当时情况和罗在受审查时的表现，刘居英找罗谈话，宣布撤销“停止党籍”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 1946年起，罗伯行担任中共沛县县委委员，沛县民主政府副县长。6月，任沛县县委武装部长兼县武委会主任。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全面向解放区进攻，内战开始。7月，国民党整编第八十八师开赴徐州西北地区，向丰、沛、沛铜地区发起进攻，国民党“还乡团”卷土重来，丰县、沛县县城相继被国民党占领。沛县和沛铜县成立联合指挥部，领导武装力量开展对敌斗争，罗伯行是指挥部领导成员之一。由于敌强我弱，加上军队力量比较分散，冀鲁豫党委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北撤”。指挥部派罗伯行去微山湖边寻找渡船。9月10日在罗伯行等人的指挥调度下，两县干部、民兵及家属3000余人安全渡湖到达滕县一带，然后长途跋涉，到达山东省阳谷县进行休整。 11月，按照冀鲁豫区党委决定，罗伯行奉命带领部分干部和武装人员返回湖西，见到了在济北特委工作的罗正格，兄弟二人对回到沛县后如何开展对敌斗争交换了意见。 罗伯行一行回到鱼台县，依靠群众，秘密联络，给干部群众增加了信心，并迅速打开了被动局面。 1946年12月，罗伯行出任中共鱼台县委书记，一直到1947年9月。1947年10月至1948年6月，罗伯行在郭影秋带领下，与鹿渠清、李文等到太行区武安县冶陶参加晋冀鲁豫中央局及冀鲁豫区党委举办的整党训练班，参加整党学习。 1948年，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向国民党发起全面反攻。8月，根据湖西地委指示，在鱼台县万福河与白马河交叉处常李寨村重新组建中共沛县县委，罗伯行任县委书记，杨桂材任副书记，郝守谟任县委委员、沛县民主政府县长。 新县委建立后，为迎接沛县解放，罗伯行等人着手组织干部“插回”和情报站的建立工作。相继建立了欢口（今属丰县）、龙固、朱王庄、朱寨、四座楼等情报站，为沛县解放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9月，情报站和武装工作队由秘密转向公开。10月，罗伯行带领县委机关和武装人员进入龙固、朱王庄一带。 11月10日，罗伯行带领县委机关人员进入沛城，沛县重获解放。 沛县解放后，罗伯行和县委一班人着手人民政权建设，召开数千人大会，宣布沛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并成立了龙固、安国、大屯、朱寨、郝寨、欢口、冯屯7个区分委、区公所。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罗伯行由 湖西军分区调来两个连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组建起200多人的县大队，王茂德任大队长，罗伯行兼任政委，组织打击了国民党残匪和小股敌特武装，收缴机枪20余挺、手枪50余支。 淮海战役期间，沛县人民民主政府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参军参战，并做好支前工作。 1949年2月，渡江战役胜利。根据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决定组织一批南下干部随部队过江，领导江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湖西地委由书记陈璞如带队，沛县由罗伯行带队，组成19人的南下工作队，罗伯行任南下支部三大队参谋主任。 3月，罗伯行随南下部队到达合肥，遇到了随金陵支队到达合肥的罗正格和王林岗、朱煜如、褚振民、陈旭、马友庆等老同学、老战友。他们在合肥一起听取了张鼎丞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解放全中国充满了期待。罗伯行送给弟弟一张照片，背面写下了“别妇离子向南征，歼灭国贼建太平”。 5月至8月，罗伯行担任中共赣东北浮梁地区社会部长兼景德镇市公安局长。 根据中央挺进大西南，解放云贵川的指示，8月11日，南下部队向贵州迸发，罗伯行任西进支队三大队服务团团长。12月到达贵州，参加了清剿匪特、反霸和减租减息等方面的斗争，迅速建立人民政权。 1950年1月至10月，罗伯行出任贵州省公安厅秘书处处长。期间，曾调任贵州省行政干部学校任教导主任、西南军大贵阳分校组织处长。 1951年起，罗伯行任贵州省公安厅工作大队大队长、西南军大贵阳分校教导处长，参加了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企业改革运动。 1952年4月，与时任贵阳师范学校校长的聂群结婚。 1953年后，罗伯行先后任贵州省工业厅重工业处处长，贵阳市委工业部长、贵阳市委副书记兼工业部长，1955年起，先后任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等职。 1962年9月12日，罗伯行突发脑溢血病逝于贵阳，终年47岁。遗体 安放在贵阳百花山革命公墓。 《贵州日报》评价罗伯行说： “24年来，罗伯行同志一贯积极工作，艰苦朴素，为革命事业付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