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瑞麟同志简介：

1909年，贺瑞麟出生在敬安镇南邓楼村的贺家大院。那时候，敬安属铜山县，一直到1955年徐州行政区划调整时，敬安才划为沛县管辖。敬安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的大集镇，周围百八十里的人都称敬安集。对于贺瑞麟家来说，既然可以称得上贺家大院，自然是有些田产的人家。 贺瑞麟的父亲名叫贺长年，母亲华氏，夫妻俩育有二男二女。大儿子名叫贺瑞芝，大女儿叫贺瑞兰，二女儿叫贺瑞莲，贺瑞麟在兄弟姐妹中最小。 在贺瑞麟的童年时代，敬安集一直处于混乱状态。1912年，土匪首领褚玉璞赶跑了地方官吏，占据了敬安，各路土匪也纷纷在敬安集安营扎寨。他们在争夺地盘的同时，残杀无辜、抢劫钱粮，敬安集一直处在兵荒马乱之中。到了1916年，官府派兵赶走了土匪，敬安集才算安定下来。1918年，贺瑞麟来到敬安育英初等小学堂读书。这里离邓楼六七里路，贺瑞麟便寄居在姑奶奶家中。读书期间，他结识了同乡陈兴霖。陈兴霖和孟昭佩一起在徐州读书，比贺瑞麟大5岁，贺一直以兄长视之。 在小学读书期间，贺瑞麟学习勤奋刻苦，一直以优异的成绩让师生刮目相看。他从小就酷爱读书，放学或假日，经常去敬安、黄集的旧书摊上看书。有时也会到沛城、徐州书摊上读书，遇到心爱的书，就买回家细细读。这期间，他读了《杨家将》《说岳全传》《七侠五义》之类的赞扬英雄豪杰的书，幼小的心灵里萌生出“把我自己造成一个绝世的英雄”的想法，这种英雄主义的理想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徐州八县成立了学生联合会，掀起了以“抵制日货”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活动。7月，以沛县第一高等小学为主体，联合沛县女子高等小学、青墩寺小学、张柳庄小学等组成了沛县学生联合会，在全县掀起查封日货的行动。贺瑞麟从敬安跑了七八十里路，来到沛县参加了上街游行、宣传和查封张荫德“兴和成”商铺日货的行动，并结识了孟昭佩、吕国英等人。 1921年春，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成立了赤潮社，发行《赤潮旬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贺瑞麟订阅了这份刊物，从中懂得了不少革命的道理。暑假，贺瑞麟从育英初等小学转到了江北名校——青墩寺高等小学堂。在这儿，他受到了青年教师张光中和好友孟昭佩的影响、熏陶，学到了不少民主革命的知识，并开始崇拜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 民主义”。 1924年夏，陈兴霖考取了交通部唐山交通大学，孟昭佩也回到了沛县，报考了北京交通大学。贺瑞麟找到了孟昭佩，请教下一步求学的路子。孟昭佩劝他最好去沛县中学，或者去徐州上学也可以，离家都不远，毕业后再报考喜欢的大学。他还给贺瑞麟介绍了在徐州读书时的吴亚鲁老师。 暑假里的一天，贺瑞麟从敬安来到徐州，找到了吴亚鲁。他告诉吴老师，是陈兴霖和孟昭佩两位老乡让他来请教的。两人一见如故，促膝长谈，吴亚鲁十分欣赏贺瑞麟有独特见解。贺瑞麟向吴亚鲁提出继续读书和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想法，想听听吴老师的意见，吴亚鲁答应了他入团的请求，并介绍他到南京去读书，让他到东南大学附中直接找宛希俨。 吴亚鲁把贺瑞麟介绍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这座学校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贺瑞麟心中十分高兴，觉得在他英雄主义理想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8月，贺瑞麟独自一人来到南京，找到了他近房的一位姐姐贺霞，受到了姐姐和姐夫袁立超的欢迎和热情款待。 在姐夫的带领下，贺瑞麟到东南大学附中（1928年改名中央大学附中，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附中）报到，找到了宛希俨，宛为他安排好食宿，交代了注意事项，这让少年贺瑞麟感到了“他乡故知”的温暖。 1925年1月底，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吴亚鲁专程到东南大学附中看望了贺瑞麟，并见到了从唐山转来东南大学读书的同乡陈兴霖。吴亚鲁告诉他们说：“你们的青年团关系我都给转到南京了，以后就是南京的青年团员了。” 4月，南京各界人民举行悼念孙中山逝世活动，在宛希俨的组织下，贺瑞麟和五六个同学一道在大会上发放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传单。这是贺瑞麟在南京参加的最早的革命活动。 本月，贺瑞麟在东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刘贵真的介绍下加人中国共产党。 五卅惨案发生后，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上海惨案后援会，组织领导了全市罢课和募捐活动，贺瑞麟按照宛希俨的安排，通知东南大学附中学生参加罢课。6月3日，贺瑞麟参加了全市各大、中学校的罢课活动并召开大会，介绍五卅惨案的经过，号召全市人民声援上海被害同胞，断绝与美、日等帝国主义的经济交往。 会后，贺瑞麟和东南大学附中同学顾作霖被派往下关宝塔桥西街英商南京和记洋行领导工人罢工，与外国资本家作斗争，要求改善生活、工作条件，增加工人工资。6月4日一大早，贺瑞麟带领附中演讲队员来到和记洋行门前向工人宣传，鼓动工人抗议资本家的剥削，举行罢工。 6月6日，和记洋行5000多名工人宣布罢工，并组织工人纠察队与资本家护厂武装开展斗争，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力量。 罢工期间，贺瑞麟与同学一起勇夺英国士兵的刺刀，并捉住一个英国水兵，带到东南大学。后经交涉署交涉，答应了工人的条件后，洋人才被放回。 7月下旬，英国商人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开进和记洋行，向工人开枪射击，制造了下关惨案。南京学生联合会派贺瑞麟等深入洋行调查事件真相。贺瑞麟等撰写了《南京和记案调查报告》，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向社会各界通报英国士兵枪杀工人的真相，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8月12日夜，南京国民党当局闯入东南大学附中，殴伤贺瑞麟等人，并以带头到英商和记洋行“闹事”为由，将贺瑞麟等人逮捕。在狱中，贺瑞麟承认参加游行，其他内部事一概不说。中共南京地下组织设法营救，通过多方活动，在姐夫袁立超出面担保下，贺瑞麟出狱，但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为了从事地下斗争，贺瑞麟仍然以“旁听”的名义，不断出入东南大学附中校园，秘密联络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开展斗争。考虑到贺瑞麟的安全，南京地下党组织决定让他以合法身份从事职业革命工作，派他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管辖的铁道车队开展工人运动。为了便于工作，贺瑞麟改名为何瑞林。 11月27日，贺瑞麟与东南大学党团组织81人发表宣言，与国家主义派和山西会议派等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 12月，中共浦口地方委员会改称中共南京地方委员会，贺瑞麟被任命为地委农运委员兼南京城北支部宣传委员，到下关、浦口一带发动群众。为了抗议日本出兵满洲，他带领下关群众到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公署请愿，到日本领事馆门前示威，捣毁使馆大门，迫使日本领事接受南京各界人民的抗议。 1926年5月9日，贺瑞麟与南京各校学生组成的代表团赶赴上海，参加“五卅”公墓的奠基仪式。 6月，徐沛地区连降大雨，居民房屋大量倒塌，学校停课。离开家乡2年的贺瑞麟十分想念家中亲人，他决定回敬安看望灾害困扰下的父母亲。 回徐途中，贺瑞麟在宿县下车停留，时任国民党宿县党部农协会秘书朱务平，经徐州回到家乡。 按照吴亚鲁老师的指示，找到了交换了对农民运动的意见，然后 在邓楼几天时间里，家人不知道他已被学校开除，坚持要为他物色一个对象，哥哥嫂子热情地为他张罗。他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却不能让家人知道他的实际工作，也不愿意让家人为他担惊受怕，又无法说服父母哥嫂，便以学校安排学生暑假到工厂打工为由回到南京，投入讨伐军阀的斗争中。 中秋节前后，父母为贺瑞麟定下婚事。贺长年与长子贺瑞芝一同来到南京，强迫性地把他带回邓楼完婚。为了防止儿子逃走，父亲把他关在一间小房子里，还绑了他的双手。夜间，贺瑞麟磨断绳子，从窗户中逃出，回到南京。不久，结识了共产党员、地下党秘密组织“清凉山小组”成员宋绮云。 8月，北伐革命开始。贺瑞麟在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文化震的领导下，在一些重要单位秘密建立工人纠察队，做迎接北伐军的准备。 1927年初，为了防止军阀对革命军的反扑，贺瑞麟带领铁路工人拆毁了沪宁铁路局南京龙潭、津浦铁路结洋北门一带的铁路，并联系无锡县总工会，组织了破坏沪宁铁路斗争，有效阻止了反动军阀从铁路向北方运输军用物资。 3月23日，北伐军进入南京。根据南京地委安排，贺瑞麟组织领导浦镇工人缴获了直鲁联军120支步枪和2挺机枪。同时开展对国民党反动的“劳工总会”的斗争。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两天，南京发生了四一O事件，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秘密杀害共产党员。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这让贺瑞麟看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 不久，北京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被捕。贺瑞麟联络津浦铁路中共党员，准备武装劫狱营救李大钊。李大钊闻悉后，立即告诉说：“根据现时敌我力量对比看，劫狱只会使党组织遭受更惨重的损失，于实际无益。”告诫地下党组织不要作无谓的牺牲。 6月初，中共江浙区委决定恢复南京地下党组织，重建中共南京地方委员会，贺瑞麟任农运委员，奉命到浦镇机厂（今南京浦镇车辆厂）了解工人运动情况，结识了工会会长王荷波、买雨田等，迅速恢复了浦镇机厂、金陵机器制造局、和记工厂、徐州铁道队以及各大中学的党团组织。为了发动铁路工人开展对敌斗争，贺瑞麟到了铁道队驻地徐州，与战友商量在南京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后未实现）。八七会议以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邓中夏让贺瑞麟从徐州回南京恢复党团组织。 9月，中共徐州地委与江苏省委取得联系，建立中共徐州（铜山）县委。省委派贺瑞麟等到徐州各县指导土地革命，组织农民暴动，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 10月．贺瑞麟兼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市委书记。他深入到江北和浦口一带农村，发展党员，组织暴动。 12月4日，中共南京市委在浦镇鸽子山秘密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贺瑞麟对“把武装暴动作为党的工作重点”的政策提出异议，从而遭到严厉批评。贺瑞麟被调整为青年团南京市委组织委员。贺瑞麟在保留一个共产党员个人意见的同时，服从组织安排，利用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组织，创办浦口工人夜校和浦镇工人俱乐部，以此作为阵地宣传革命理论。他还创办进步刊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1928年5月，贺瑞麟再一次出任青年团南京市委书记，迅速建立起安徽公学团支部、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青年支部和两浦团支部、陆军军官学校团支部等，发展团员30多名。还建立起“五一文学社”和剧社等青年团外围组织，配合中共南京市委开展“红五月斗争”。 本月，中共南京市委改组，贺瑞麟当选为市委委员，同时兼任青年团南京市委书记。这时，“红五月斗争”失败，“清凉山小组”也遭到敌人破坏，宋绮云回到邳县，与贺瑞麟失去了联系。南京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敌人大肆搜捕中，安徽公学原团委书记王汇伯被捕后叛变投敌，南京市委大部分同志相继被捕。 7月6日，国民党特务队包围了贺瑞麟居住的焦状元巷14号住所。当时贺瑞麟正在油印文件，准备发放给各个党组织。突然，几个特务闯进屋里，用枪对准贺瑞麟。贺瑞麟与特务展开了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捕。特务从他住处搜出了宣传暴动的机密文件和油印机、宣传品。贺瑞麟身份暴露，随即被带到珠宝廊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与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史砚芬等关押在一起。至此，他们的身份已经明朗化。 在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监狱里，贺瑞麟受到了百般摧残和折磨，几次昏迷过去，醒后仍然对敌人不屑一顾，他轻蔑地一笑：“有种的再来！”入狱后，贺瑞麟把监狱里的一切都写在日记里。他突然发现有人窥视他的日记，于是决定把写有秘密的日记付之一炬。9月24日，他写下了《烧灰祭天》，祭奠被焚烧的日记，祭奠牺牲的战友，也祭奠将要赴死的自己： 为了政治的关系，被关在牢狱里。冷酷的风味已经够欣赏了，乃后不察看实际，本着固有的“满不在乎”的惯性，胡乱地写些满含火药味的杂记，除了自寻烦恼以外，还能有什么意外的获得呢？……被称赞的人，看过了我拙劣的赞词；被痛骂的人，大概也都领教了我的愤语。知我罪我，我一概都不管，笑骂讽刺，我也通通不问。昨天是这样，今天明天依然还是这样…．． 我题名《最近的过去》的薄薄的二十几页残缺不整的日记，便首先遭到了这个“烧灰祭天”的赏赐，当我亲自造成的几缕青烟飞过我的面前，渐渐地化合在沉闷的空气中时，我只是呆呆地睁大了两只眼睛注视着将息的灰烬，木然不动。 别了，别了！永远地别了，我《最近的过去》！我满含着苦笑祝你一声平安1 1928.8.11下午1时 10月5日，是贺瑞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天。夜晚，他终于完成了《死前日记》的写作，记述了自己从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心路历程。 1928年10月6日凌晨4时，天空一片漆黑，一队刽子手用黄包车将贺瑞麟和他的两个战友孙津川、姚佐唐押往雨花台刑场。他们每个人嘴里都被塞上了毛巾。途经南城岗（今雨花路）北山门巷口濮恒兴鸭子店门口时，刽子手按照旧时杀人的习俗，给他们喝了断头酒。 趁刽子手拿下他口中毛巾的时候，贺瑞麟向周围的群众微微一笑，突然高声喊到：“18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接着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刽子手赶紧用毛巾堵上了贺瑞麟的嘴，拉着他们急速地向雨花台奔去。 这时，通往雨花台的道路两旁站满了群众，他们一个个含着泪水为3位英雄送行。为防意外，还没有到雨花台刑场，刽子手就动手杀害了他们。 贺瑞麟牺牲时才19岁，一个刚刚成熟的生命断送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手中，从此长眠青松翠竹间，化作一颗血色的雨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