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新同志简介：

王 一新(1908-1981)刘东明 王一新，原名张浴深，曾用名蔡友堂、林如、张云中、张化波。1908年2月14日生于河北省安新县三台镇村。王一新的家庭是个富户人家，既种田又开油坊，是当地有名的张家油坊，父亲张铭卖油，伯父务农、叔父是个读书人，在家开办私塾馆，当上了私塾先生。至1928年，家庭逐渐破落，父亲与叔伯分居，土改时被划为中农。王一新受家庭影响，从懂事时起就有求学的欲望，为了取得功名，‘光宗耀祖。 1917年刚满8岁的王一新就在本家的塾馆随叔父初识文字。他聪明好学，在塾馆攻读7年，不仅读完j’《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中庸》、<大学》等必读课，还读完了《四书》。1921年他考入了容城县白龙村高级小学，2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为了深造，他于1924年考入了保定育德中学。在塾馆读书，他死背硬啃，力求在文学方面有发展，可是进了中学却偏偏爱上了理科，特别喜欢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在王一新入学的第2年，即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他参加了反日游行和抵制日货的社会活动，在思想上打下了反日爱国的烙印。 1928年，王一新从育德中学毕业，正值家庭分家，经济困难，不能继续升学，只得在家随父参加劳动。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了河北，号召组织农民协会，反对土豪劣绅。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共产党员梁玉堂（李平安）从国民党监狱获释后，隐蔽身份积极“拉庙”（反封建之意，分地主霸占的庙地），联络积极分子参加农民协会，反对土豪劣绅。•160• 王一新经梁玉堂介绍也参加了农民协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气派很大，扣押了豪绅恶棍，把他们从把持几卜年村政权的岗位上拉下来。至1929年春，反对豪绅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大部分村都由农民协会的领导成员或靠近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当上了村长，农民协会掌握了村政权，形势一片大好。后来国民党日趋反动，农民协会的活动逐渐消沉下来。在这种形势下，王一新便离开了农民协会，于1929年8月，经李子英（李昭）介绍到容城县立高小学教学。 1930年春，王一新经家乡各村推选为安新县第七区区长，1930年9月又被委派为安新县第九区区长。王一新在任职期间，经常接近李子英、陈守帽、李衡（李致光）、翟家骏：梁玉堂等共产党员。经他们介绍，王一新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参加并支持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当时国民党政府日趋反动，豪绅势力抬头，向老百姓的摊派猛增，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王一新对群众负担过重深表同情，对国民党政府的摊派不满，于1931年10月会同李衡等七位区长赴天津河北省政府请愿，反对县长摊派。被国民党把持的省政府将王一新和另外2名区长扣押起来。1932年5月，国民党政府以王一新犯有渎职罪被判刑8个月。王一新对判决不服，一面上诉，一面争取取保释放。 1933年春节后，容城县地下共产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担任容城县团县委书记的李子英潜回安新县三台镇家中，几天后转移到山西村共产党员梁玉堂家隐居。梁玉堂是个单身汉，家距三台镇村很近。失业的王一新经常去梁玉堂家与他们聊天。经李子英考查，王一新对国民党政府不满，思想靠近组织，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于1934年初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共保定特委巡视员朱文章到三台镇村巡视，李子英向其汇报了介绍王一新入党的情况，得到了特委承认。 王一新人党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作积极肯干，在本村•161• 创办农民夜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并按党组织的安排，掩护一些被通缉的同志安全转移。1934年2月，王一新的上诉被国民党河北省法院驳回，仍以渎职罪为名收监。王一新在狱中，仍坚持工作，与外面的同志保持联系，坚持同国民党政府斗争。同年6月，家里卖掉十几亩地，将王一新从狱中赎出。他出狱后回到原籍仍从事党的工作，办学，搞农民运动，1935年春，安新县委书记马金墀被捕，党组织遭破坏，王一新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 1935年5月，王一新因失掉了组织联系，在家乡无法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下，去石家庄考上了正太铁路局车务处练习生，经3、4个月的训练，分配到石家庄车站当售票员，负责售1、2等软席票。王一新到石家庄后改名为蔡友堂，他与卖3、4等硬席票的许平等住在一个宿舍里，因为他的年龄稍微大一些，年轻的同志都称他为老大哥。王一新除了售票以外，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与陆清廉、穆云等共产党员在一起谈论国事，谈论如何发动群众抗日救国。1935年北京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爱国运动。石家庄市爱国群众自发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王一新参加了2次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示威游行。他还积极参加募捐活动，仅石家庄市就募捐了4、5千元，支援北京学生反日爱国运动。1935年9月，原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刘汉平来到石家庄， 以律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刘宅门口挂上“律师刘汉平”的牌子，以教日语、拉丁文为名，招收陶国华（陶希晋）、康瑞华等一些进步青年到他家学习，向青年们讲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道理。经3、4个月的培养教育，刘汉平在没恢复党籍的情况下，发展王书良、陶希晋等7人加人中国共产党。1935年12月，河北省委发现这一情况后，派李致光（李衡）到石家庄对刘汉平发展的党员进行审查，得到了承认，同时又决定恢复了王一新的党籍。李衡代表省委以这7名党员为基础，•162• ? 组建了中共石家庄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王书良（石家庄铁路职工学校教员），委员蔡友堂任组织部长，委员陶希晋（石家庄正太铁路管理局秘书）任宣传部长。1936年春，河北省委决定在石家庄恢复直中特委。同年6月，河北省委派王卓如任直中特委书记，统一领导直中地区党的工作。同时，经河北省委决定将中共石家庄市工作委员会，更名为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书记王书良，蔡友堂（王一新）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陶希晋仍任宣传部长，机关设在朱琏（陶希晋爱人）诊所。因王书良和陶希晋的公开掩护职务工作繁忙，市委的主要工作指定由王一新负责。王一新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去王书良处汇报研究工作。王书良认为王一新有工作能力，放手让他工作，让他经常与陶希晋、康瑞华研究，把党的工作开展起来。王一新经常深入到铁路职工、大兴纺织厂的工人中去，秘密发展组织。由于王一新积极工作，党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仅1年时间，党员人数由7人发展到70人，成立了6个支部，为党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并打开了局面。 中共石家庄市委成立后，主要任务是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广泛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王一新在积极发展党员队伍的同时，还协助市委宣传部长陶希晋创办了《正言报》，向石家庄市和周围各县发行。后来又创办了《北风》月刊，被反动当局查封后改出《北光》。他们所组织的“话剧团”、“歌咏队”、“跑步团”、“国术团”、“自行车队”等在群众中演出话剧、教唱革命歌曲，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地响应之后，市委还组织了“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工人抗日救国会”、“商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在驻军原东北军改编的五十三军一一九师的支持下，抗日救亡活动日益活跃。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认为驻石家庄的五十三军不可靠，下令进行改编，军长黄显声被免职。石家庄市委宣传部长陶希晋、共产党员朱琏被通缉，离开•163• 石家庄赴京津暂避。 1937年1月，石家庄市委书记王书良因身份有所暴露，上级党组织决定，调王书良去山西参加牺盟会工作，由王一新接任市委书记，陆清廉任组织部长，陶希晋任宣传部长。王一新领导市委坚持斗争，创办刊物，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巩固和加强抗日救国群众组织，发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5月，因王一新的身份又有所暴露，上级党组织决定将他调离石家庄。同年10月，王一新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将蔡友堂的名字改为张云中。在中央党校他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但仅学了半年，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急需干部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党组织便派王一新于1938年2月，到山西省长子县任县委组织部长，化名张化波。同年9月，王一新被调至太岳地委任副书记，此时，改名为王一新，不久，任地委书记。1940年，王一新被调到太岳区委任组织部长。1942年，又被调至北方局组织部先任组织科长，后任干部科长。1943年，王一新在北方局参加整风运动，他主动检查了以前的个人英雄主义缺点，以及入党前的一些旧习气，从而增强了党性。1945年8月，王一新被调至晋冀鲁豫中共豫东工作委员会任宣传部长。不久，抗战胜利，同年10月，王一新奉党中央之命来东北，1946年2月东北局任命他为中共吉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1946年5月，因加强基层工作需要，王一新被调至中共榆树中心县委任书记。7月，吉辽省委撤销，组建吉林省委，撤销吉林分省委，榆树中心县委改为榆树县委，隶属吉北地委领导。王一新改任榆树县委书记，1947年10月被调到吉北地委任副书记。当时，吉北地区地处前沿，既是北满根据地的门户和屏障，又是东满根据地的右翼；既是对吉长之敌斗争的前沿，又是支援战争的可靠后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王一新在任榆树县委书记和吉北地委副书记期间，积极贯彻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认真执行党的各•164• 项方针政策，率领榆树和吉北地区人民群众平判剿匪，稳定社会秩序，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他还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注意调查研究，不断地纠正运动中的偏向，摧毁了束缚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彻底平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开辟和巩固吉北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一新任榆树县委书记不久，东北民主联军从四平撤出，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军队继续北犯。1946年5月下旬，吉北地区的德惠、九台两县相继被敌占据。敌人进至松花江西岸，地处松花江以东的榆树县也面临着转移与坚持的抉择。在敌人长驱直人，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王一新率领县委、县政府机关虽然从县城撤出，但仍坚持在本县境内活动，准备与敌人作斗争。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榆树县所属的10个区中有弓棚、泗河、五棵树、八号、新立、大岭等6个区的区中队，发生7起叛逃事件，共有237人投敌，一些为首分子携械投靠国民党军队，有的叛变为匪，杀害干部和群众。王一新在吉北地委支持下，率领县保安团在军分区武装和主力部队的配合下，仅用十几天时间，平息了叛乱，镇压了叛乱中的首要分子，稳定了局势。当时，在榆树的东部山区土匪蜂起，有土匪17股，大的土匪绺子有“索阎王”、“迟勇”、“双山”等，约千余人。匪徒在山区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扰乱社会治安。榆树县委立即决定，要坚决全部清剿土匪，安定局面，巩固根据地。1946年6月，王一新指示县公安队对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的迟勇匪绺进行清剿。公安队按照县委的指示，在青山顶庙里智擒了匪首迟勇，县委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公审，立即处决迟勇，大快了人心。至6月底，榆树县境内千余名土匪基本上被肃清，安定了社会秩序。 1947年1月5日至3月16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主力部队为策应辽东军区“四保临江”，“三下江南”作战。榆树县地处前沿，．既是我军渡江南下的必经之路，又是支援作战的前沿阵地。在•165• 我军“一下江南”的作战中，榆树县保安团受“东总”之命，在吉北军分区指挥下，配合一纵占领了江西石屯，阻击了吉林保安团向其塔木增援之行。榆树县委为了保证我军“三下江南”作战的胜利，提出“一切为了前线，全力支援战争”的口号。1月6日，奉“东总”之命，榆树县成立了总兵站，由王一新兼政委，建立了兵站医院和秀水甸子、榆树、大岭至拉林以及由黑林子、土桥子至五常兵站线，保证伤员的治疗和转送以及前线军需物资的运送。榆树县在“三下江南”战役中，派出担架队员3.3万人（次）、战勤民工20万人（次）、运输大车3300多台（次）、医护人员29人（次）、护理员460名，做军鞋3.5万双。因为榆树县支前成绩显著，于1947年1月22日受到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的通令嘉奖。榆树县是吉北以至东满地区最大的县，在解放战争中出粮出兵最多，占吉北地区%以上。榆树县委在土改运动中，号召青年农民参军，保卫和平民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广大青年农民响应县委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军，很快在前线掀起了父送子，妻送郎，光荣上战场的热潮。吉北地区在解放战争中参军青年达4万余人，榆树县青年参军达2.4万人，占全地区参军青年的%，相当于1个纵队的兵员，为扩充和壮大我军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要求把解决土地问题当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及“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王一新组织县委一班人认真学习“五四”指示，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地开展了镇压地主的斗争，杀了几个反动头子，打退了地主的反攻，提出了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倒租倒息”、“增加工资”的斗争中，将公地、恶霸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在斗争中雇贫农有冤伸冤，有仇复仇，逼迫反动地主低头，拿出土地。1946年7月，榆树县分配土地1万多垧。9月底，榆树县委根据地委的指示，又深•166• 人地开展了清算运动，号召农民起来为“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斗争，至1947年初，全县分配反动地主、汉奸、恶霸地主的土地达5、6万垧以上。 王一新在榆树县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中，认真调查研究，不断发现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着重研究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领导方式，指导运动健康深入发展。1947年初，王一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榆树县土地斗争中的献地问题》和《放手中的领导方式》2篇文章，发表在省委和地委的内部刊物上。他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由于工作队包办代替，没有充分发动雇贫农起来与地主斗争，因而产生了献地问题。文章指出地主献地的种种情况和原因，但终归一点是被迫献地。因此，混淆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妨碍了雇贫农的发动，使农民与地主撕不开脸皮，掩盖了地主的罪恶，出现了土地明分暗不分的现象。既使是分配的土地有一半以上不是斗出来的，瓶是献出来的，造成了“夹生饭”。在后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工作队包办代替或放任自流的倾向，提出了放手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要深入一点，推动全面，点，面结合，推动运动不断深入。榆树县委在改造土改“夹生饭”中，首先在八区张家屯进行试点，发动群众斗争，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打掉了地主的威风，树立了雇贫中农的正气。县委在点上取得经验以后，就在全县进行推广。1947年7月，榆树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为深入土地改革运动开展了“砍挖”运动（即砍大树一一指地主，挖财宝运动），在一区双顶子村举办了翻身教育展览会，用典型事例，采取自己教育自己的办法，把运动引向了深入。榆树县在“砍挖”运动中，挖财宝37亿元（其中金子39.7斤，白银225斤），从经济上摧毁了封建势力。 1947年10月，王一新调到吉北地委工作时，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吉北地区松花江以西的九台、德惠2县已大部解放。王一新任职后即对吉北各县土改运动情况进行了调查，于•167• 11月5日向吉林省委书记陈正人写了《关于吉北土改运动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吉北老区的土改仍有80%的村屯存在“夹生饭”现象，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封建势力未能彻底摧毁，分配的土地只占耕地的一半。因此，、他建议在吉北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展接征运动（即全部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富农多余部分），摧毁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彻底平分土地。从10月份开始，吉北地区在新区和老区全面开展了接征运动，向封建势力大进军，开展联合斗争，向封建势力反复进行扫荡。榆树县在“斗倒地主富农过好年！”的口号下，有20万农民向1.5万户地主富农开展了斗争，到年底，全县基苯上摧毁了封建势力，树立了雇贫农的优势。 1948年1月，吉北地委召开了土地会议，讨论土改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全面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月23日，王一新代表吉北地委在会议上作了总结，就土改工作的估计，土地革命的政策、雇贫农路线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今后工作步骤和整党建党等几个问题，作了全面总结发言，但中心是讲了有关平分土地的政策问题，强调在“平”字上下功夫，按照党的政策实现平分土地。会后，各县按照地委土地会议的精神，普遍采取了召开雇贫农代表会议（吸收中农参加）的方法，部署平分土地。榆树县在平分土地中还提出了一些既体现党的政策，又便于群众理解和掌握的宣传口号，例如“土地是命根子，百年大计要认真”、“分地要按土地法大纲，人人同样一份才相当”、“雇贫中农一家人，大伙合计把地分”、“中农房地要尊重，少了补进，多不动。”这些生动形象的口号，体现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平分土地的政策，在平分土地中起到了积极作用。1948年3月底，吉北地区170万人，分得土地121万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改结束后，适时转入了大生产运动。 .168• 1948年3月9日，我军解放吉林市，对长春之敌形成r包围之势。地处前沿吉北地区的九台、德惠县组成了二线兵团，配合主力部队包围长春。吉北地区继续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全力支援东北解放战争。1948年6月，吉林省委、吉林省政府决定撤销吉北地委和吉北专署，王一新被调至省委工作。 1948年】0月，王一新任吉林省委城工部长。1949年2月任吉林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952年11月，王一新被调至辽宁省鞍山市任副市长。1963年任辽宁省财委副主任兼商业厅长。1965年任辽宁省物价委员会主任。建国后，王一新虽然担任省厅级要职，但仍以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要求自己。他在任吉林省委秘书长和鞍山市副市长期间，亲友和乡亲都来找他给安排工作，不管谁来，他都说服亲友回乡依靠政府，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靠个人的权势解决工作问题。来找的亲友虽说心里不痛快，但知情的乡亲都赞称：“王一新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至今在他的家乡还传颂着王一新不徇私情的故事，人们都敬佩他的革命情操。王一新对自己子女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子女升学、下乡回城、毕业分配，都靠自己努力去争取，绝不靠权势安插。尽管他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仍遭受“四人帮”迫害，被诬陷为假党员、国民党分子，下放到兴城。在逆境中，王一新仍坚持相信党，相信群众，仍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1971年，他在兴城下放期间，家乡闹旱灾，村里领导让他长子张荫海去兴城找王一新给解决电机问题。他把儿子打发回乡，并叮嘱不要让大队给报销路费。后来，王一新从锦州一家工厂搞到一台旧电机，自己花运费给村里寄回去，解决了燃眉之急。村干部来信问运费问题，王一新回信说：“钱，你们就不用管了，集中精力抗旱，确保丰收。”粉碎“四人帮”后，党组织为其落实了政策。1977年王一新任辽宁省政协常务委员。王一新是一位入党较早的老党员、老干部，他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无论在艰苦的岁月，还是在和平时•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