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方同志简介：

解 方 高孝洪 解方，原名解如川，曾用名解沛然。1908年11月出生于吉林省东丰县小四平乡的一个地主官僚家庭。 解方的祖父在清朝光绪年间，从山东登州迁到吉林海龙的山城镇，后又搬到东丰县小四平街居住。父亲解忠良，字鼎臣。曾任清朝打地委员、奉天省税务局局长，有房屋21间，在小四平街有解家趟子之称。母亲是一位纯朴正直，扶困济贫，心地善良的贤慧妇女。但常因姨太太的事，受丈夫的气。在解方稍稍懂事的时候，她就教育儿子要体贴怜悯贫苦乡邻，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母亲的告诫和家庭中种种不同的生活感触，使解方幼小小心灵受到正反两面的启蒙，不是安慰母亲，善待雇工，便是与父亲相争。1915年，父亲从山东请来高凤岐老先生，办起了家庭私塾，解方便开始在自家私塾读书。1916年，解方进入小四平公立学堂读书。在学堂里他接触面广了，听到的东西多了，眼界也放宽了。激发了他立下学好本领、安慰老母、报效祖国的志向。 1922年，解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奉天城（今沈阳市）省立第三中学。由于三中在东北的名望，一些达官贵族家的少爷公子多在此读书，校风十分奢华。解方因从小饱尝了痛苦的熬炼，性格刚直，正义好结。他始终穿着家中带去的衣衫、布鞋，把父亲供给他上学的一部分钱悄悄留给乡下的母亲。“五卅”惨案发生后，正在奉天读书的解方对上海的革命运动表示支持，对帝国主义制•186• 造这起惨案表示极大的义愤。他还曾给家乡的小四平学校校长沈梦谭邮寄了“五卅”惨案的宣传材料。在学校里他非常讲究学习方法，学起来是拼命学，玩起来就尽兴地玩。他兴趣广泛，样样爱好。 此时，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也就读于三中，两人性格、作风、志趣相近，非常要好，他常拉着解方去大帅府玩耍、谈心。1927年中学未毕业时，张学铭力邀解方同往日本陪读，经张学良同意，保送解方到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学习，至此，张学良对解方产生了好感。半年之后，张学良亲调解方回国，到他的卫队旅过士兵生活，这时期正是国内军阀混战之时。张学良奉父命，亲率4万精兵，围困了河北固守待援的傅作义。在保定前线指挥部张学良接见了解方等留日学生，他说：你们已经立志当一名军人，为国家出力，我很高兴。你们尚年轻，现在要好好体验军队生活，然后到日本去读书，回来再做事，再读读书。做一个真正的军人只有救国的血性是不够的，还要有学问，有才干才可能有作为。你们到日本去要处处留心，发奋学习，把他们的经验取过来，回来改革东北的军事与政治。张学良的一番话给青年解方以很大的影响。1928年春，解方在卫队旅当兵期满，他满怀富国强兵的理想，和张学铭、孙铭久等人，又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船只，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步兵科学习。按日本士官学校的规定，未入校前先在日本第三师团第六联队当兵。5月，中国发生了“济南惨案”，’第六联队奉命调至中国，执行侵略任务。解方闻讯愤而离队，以示抗议，以此可见青年解方的高度民族感和爱国之心。自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中国学生开放之后，不少青年都认为是块金字招牌，毕业回国后能吃得开，可以升官晋爵，削尖脑袋往里挤。而解方却置个人前程于不顾，如此藐视士官学校的军礼校规，按日本的规矩是要严惩的，许多中国同学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一次，在东京一家小餐馆里，他斩钉截铁地对几位关心他•187• 的朋友说：“我自己的名可以不要，但国家的脸面不可不要。我是中国人•怎么能替日本人为虎作伥呢？”后来，日本军方为了拉拢奉系势力需要，并得知解方是张学良亲自保送的，怕因小失大，对解方免予追究，准其人校学习，才了却了一场风波。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期间，解方勤于思，敏于行，不仅各科成绩都在前3名，就是其它如骑术、射术等也都非常精湛。战术想定作业中，他的许多答卷都很受日本教官的赏识，常被列为范本。 东北集团为优待留日的东北学生，联络国内各地实力派、留日学生的感情，在日本成立了“东北将校委员会”，并由张学良出资在日本士官学校附近开办了一个综合性的娱乐场，命名为“洞泽俱乐部”，士官学校中的中国学生多乐而往之。解方是委员会和俱乐部的活跃分子，他见事明，处事正，待师待友热情谦恭，交游很广，不论是晋、鄂、皖、滇、桂的三教九流，还是宁、粤、汉的青年学生，都能与之相处。这给他以后在东北军中担任张学良将军的联络参谋，为反蒋抗日，奔走折中于各地方实力派之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30年，解方在日本学习期满，学习成绩为全班第一，毕业后，他以中国少尉军官的身份，穿上中国军装，在日本第二师团见习。解方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3年，使他了解和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性及向外扩张侵略实质，更加坚定了爱国主义信念，成为坚定的反日派。同时，堪称先进的日本现代化军事教育，也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军事学基础。 1930年冬，解方从日本回国，到天津看望张学良将军，被留至张学铭身边。因解方和孙铭久等都是张学铭的同学好友，又是张学良亲自送往日本留学的，张学良就亲自接见了解方等人，并一起进了午餐。张学良听了解方等人在日本学习情况汇报后，说•188• 到：“张学铭想留你在天津工作，天津是东北的I、J户，华洋杂处，军事、外交都非常复杂，我看你不必去东北讲武堂，就留在这里，协助他整顿一下这里的军队，’你学的军事正可大有用武之地，跟着张学铭往漂亮里去干吧”！ 张学铭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就任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当时天津有英、法、口、德、意和已退还给中国的俄、澳、比等国的租界地。根据1902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日、英、法、德、意的军队有权在租界地内驻扎，而中国军队只能驻在离市区20华里外的地方，市内只能靠警察和保安队维持治安。张学铭深感天津防务脆弱如坐危舟。他上任后，除了充实警察外，又大大加强了保安队。为加强防务，他又特意邀请了解方、贾陶、孙铭久、黄冠南4人，帮助他整理军务。解方担任了特务总队主任一职（后改为侦缉总队）。 解方等4人上任后，张学铭待之颇重，赖之很深，许多军机事务均交他们处理。他们都有一个富国强兵的思想和在日本学到的治理军务的办法，大刀阔斧地整顿起保安队来。一是淘汰了保安队内的一些兵痞、不法分子和年大体弱者，新招募一批竿轻力壮的青年补充保安队。二是从东北军乃至元帅府卫队中抽调有实战经验的老兵来担任保安队骨干。三是由他们4位轮流任教，对保安队用现代方式进行训练。四是加强情报的搜集和分析工作，在华界和各租界地广布眼线，及时了解日军的动态。在他们的整治下，保安队面目一新，社会治安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中反而日趋稳定，外国人和外国军队在天津的活动也大为收敛，天津市政府的腰杆子也硬了起来。“九•一八”以后，日本武装军队大规模侵入中国，开始了对中国的掠夺。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以天津驻屯军高级参谋的身份来天津，旨在天津策动暴乱，扩大事态，以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随着土肥原的到来，天津的局势发生了动荡。一批散兵游勇和无业游民共2千•189• 余人，陆续被日本人和汉奸招募到天津汉奸便衣队中，潜伏在日本租界内的各个秘密据点里进行训练，密谋暴乱。解方得此情报后，会同贾陶、孙铭久、黄冠南等做了充分的迎战准备，并借此要狠狠打击一下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11月8日，日寇发动了“天津事变”。这一天张学良三弟张学曾在天津举行婚礼。解方接到从日租界递出来的火急密报：“汉奸便衣队定于今夜暴动，目标是市政府、公安局”。他立即找到贾陶、孙铭久、黄冠南和保安队3位大队长商量，并果断地说：“我看下午5点钟开始，就在日租界地周围戒严，这样就能防止敌人预先潜入华界里应外合，乱中渔利，同时又把战场提前隔出，使地方百姓少受战火之苦”，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这个建议在被迅速执行的同时，解方又上报张学铭和东北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王树常，并得到了他们的赞许。当晚10时，汉奸便衣队在日军火力监护和督战下，从日租界分3路冲出来。南市的警察一区六所，海光寺二区六所相继被占，并公然在建筑物上悬挂日本国旗。解方疾速从公安局赶到战地，指挥一大队、三大队向敌进行反冲锋，双方激战，战至拂晓，便衣队纷纷逃回租界。日寇见状，便以外交手段向河北省主席王树常提出恐吓：“即于11月9日6点前，将中国保安队及警察撤退300米，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王树常为防止事态扩大、委屈求全，下令保安队撤退300米。而日军竟于9日6时30分，突然由日租界花园和海光寺兵营等地向市公安局猛列枪击。便衣队又聚于闸口一带，由汉奸李际春指挥，在日军装甲车掩护下，大举进攻。解方又亲赴闸口指挥作战。几次交锋后，便衣队伤亡惨重，暴乱被粉碎了。在这次战斗中，解方的军事指挥才能已初露锋芒。“天津事变”是日寇自“九•一八”以后，在关内遭到的首次抵抗。人们一提起保安队便伸出拇指：“抗日的，有种！”南京政府也以粉碎“天津事变”守土有功，授予张学铭二等四维勋章，授予解方等人青天白日奖章。后来以•190•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老前辈自居的土肥原说，他有2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学生打老师打得这样狠；二是没想到天津保安队能做这样的抵抗。 日寇在天津直接使用武力达不到目地，就通过驻华大使向蒋介石抗议，要求撤换抵抗“天津事变”的官员。蒋介石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张学良又一次执行了蒋介石的指令，暗中授意张学铭辞去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职务。解方等人看到抗日无功反成罪，也愤然辞职，离开天津。1933年，张学良下野出国以后，解方又回到天津，在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部做事。这时，他看到东北官兵群龙无首，上层已有少数将领向蒋介石靠拢，思想非常沉闷。正在这时，传来了张学良回国的消息，特别是听说张学良回国后大谈要改革东北军，准备抗日，解方大为振奋，便向于学忠提出辞职，要去武汉找张学良。1934年6月，解方去武汉见到了张学良，向张学良诉说了一切。看着大批的东北军从关外撤退出来，大批的东北人民从关外流浪到关里，少衣缺食，无人照管，国民政府对日一再妥协，签订卖国条约，真是复土无望，返乡无期，耳闻目睹，我实在不愿再呆下去了。张学良对他说：“于孝侯（于学忠）带着部队投奔咱们东北军，我是推诚相待的，我不向他们部队派人，他举荐的人我就照准。这次于孝侯挽留你，你就留在他那里，有用处”。于是，在张学良的劝说下，解方又回到于学忠部当中校参谋。1935年，解方随东北军开到西北，接触了不少参加过与红军作战的东北军官，了解到红军抗日的主张，这就更加使他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年底，于学忠派解方去两广考察民团，他借此机会到西安找到了贾陶。一番回顾，两人对张学良的行动感到失望，认为跟随张学良走抗日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了，对照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和率领红军抗日的事实，他们认识到，要抗日救国就要跟共产党走，他与贾陶在西安找到苗勃然（已是共产党员）。苗对解、贾谈了“九•一八”以来，国家形•191• 势和东北军的状况，希望他们推动张学良觉悟过来最好。从此，解方为实现抗日救国的主张，秘密活动在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下，他的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并于1936年4月，经苗勃然、刘澜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入党后，解方对自己要求严格，注意克服旧军官的习惯，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党的知识，不断提高认识水平，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根据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决定在东北军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1936年春，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为加强对东北军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成立了上层工作委员会，苗勃然为书记，解方、王再天为委员。这时解方在五十一军中的公开身份是参谋处二科（侦察科）中校科长，是1936年6月至西安事变前，五十一军中唯一的共产党员。他利用合法身份，通过与张学良和于学忠的老关系，争取张、于等东北军上层人物参加反蒋联共抗日（同年9月改为逼蒋抗日）活动，散发地下刊物《活路》，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在我党的推动下，张学良在陕西长安县王曲镇创办了军事训练团，目的是为培养一批抗日领导骨干力量。除此之外，张学良还决心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亲任会长并主持宣誓，该会吸收主张联共抗日的、对张忠诚的人参加，作为准备逼蒋抗日的核心。刘澜波、苗勃然、解方、宋黎、贾陶、高崇民等均参加入会。会后张学良又决定在兰州建立“抗日同志会”分会，由解方负责组建。 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当天，解方在兰州接到张学良的特急电报。大意是：已兵谏蒋介石，命你转达五十一军，在兰州响应8项救国主张。当时，五十一军长与3个师长均在西安，解方与参谋长们商谈，经过解方的分析和工作，他们当晚进兵控制了兰州。然后，解方以五十一军及甘肃省政府名义发出拥护张、杨•192• 两将军《8项主张》的通电，并将“兰州事变”的情况电报张学良。“兰州事变”是由解方组织和领导的，是“西安事变”的组成部分，为壮大“西安事变”的声威、逼蒋抗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5口，解方奉张学良之命，赴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喜共同合作抗日的任务。正当他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奔忙时，听到了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的消息。 1937年初，解方回到西安后，他首先向刘澜波汇报了广西的情况，然后由刘澜波带他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仔细地听了他关于李宗仁、白崇喜的政治态度的汇报，对解方详细地讲解了“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的政治形势，并指示他首先要把东北人民、东北军团结起来，抵制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其次，把进步的东北军官、东北人士组织起来，把东北救亡团体联合起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争取张学良将军早日恢复自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解方、刘澜波、苗勃然共同研究了落实办法。决定解、苗去安徽蚌埠（东北军总部所在地），恢复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在东北军上层人物中开展工作，推动进步军官坚持联共抗日。同时力争把在“西安事变”以后成立的“抗日先锋队”和“西安事变”前成立的“学兵队”保存下来，编到东北军里边去。经解方对于学忠的再三说服，终将两支队伍保留下来，这实际上是把党在东北军中的实力保存了下来。5月，解方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刘澜波、果义又等lO余名同志征北平发起j，筹备成立东北救亡总会的活动，7月间，共产党以百十师．（抗日先锋队别称）为基础，在五十一军建立工作委员会，解方以工委的身份参加领导工作。主要是在五十一军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经过艰苦的工作，发展党员近300余人，使五十一军成为抗日劲旅。“七•七事变”爆发后，8月，党组织派解方去南京开展营救张学良工作。他到南京后，先找到张学思，张当时在中央军校学习，通过张又找到莫德•193• 惠、李杜等人，设法要求释放张学良将军出来领导东北军抗战，他又找到白崇喜做工作，请白崇喜出面。解方到处奔走，为营救张学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1938年8月间，解方被调到五十一军一十三师三百三十七旅任副旅长。1939年春，国民党以五十一军为基础组成第五集团军，于学忠改任战区司令，解方被调到一一四师任参谋长。这时解方在党内仍任五十一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怒涛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王再天任宣传委员，直接受共产党山东分局领导。1940年6月，山东分局转来党中央决定：由于项乃光被捕叛变，东北军中与项乃光有联系的党员要迅速撤离。解方便带着王琳瑛、苑金勋、王福光、安庆云等同志撤出东北军五十一军。 解方在东北军中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发展党的力量争取张学良将军走上逼蒋抗日的工作中，发挥了聪明才智和组织才能。特别是独立工作时，能自觉坚持党的原则，这阶段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得到了陈云的高度赞扬。后来在延安整风中陈云谈到：在东北军中发展了这样大数量的党员，组织系统没有被敌人破坏，是真够不容易的，解方之所以在东北军中能坚持这样长时间而没有暴露，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同流不合污”，即坚持了党的原则性，又掌握了工作的灵活性。 1941年5月，解方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后，被安排到中央统战部，继续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不久，解方又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之后又转到中央党校学习。同年秋，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情报部，鉴于解方过去在地下工作的经验和学习后思想水平的提高，他又被安排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第三室第3局任局长，从事对敌军方面的情报研究工作。第3局主要是负责对日军情报的•194• 研究。他凭着多年与日军打交道的经验和对党兢兢业业的事业心，带领全局同志认真了解、搜集、研究日军情报，亲自执笔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敌情分析简报，为我军提供了详实的敌军动态和兵力布署的情报。在这期间，他与中央党校的章帆同志结了婚（天津前妻阎秀和于1940年去世）。 中共中央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培养一批高级军事指挥干部，决定选调几十人在中央党校开办军事训练班，解方又被调到军事训练班任秘书长。为解决军训过程中的教材问题，他依据自己的军事功底和实战的经验，编写了一本从单兵到班战术动作的军训教材。此教材得到朱德总司令的好评，并题了词。油印后发至部队，成为我军一本较好的自己的军事教材（林彪搞的“三三制”作战原则，就是吸收了解方这本教材中的战术动作而成）。1942年底，党组织根据解方的军事才能和较高的军事造诣，又让他到校军事训练队当教员。这时，他参加了党的整风运动，在整风中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的报告，认真地总结和查摆了自己的思想情况、工作情况，特别是跟随张学良在东北军中的一些情况，取得组织的了解和信任。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解方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七大”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很快，希特勒德国战败。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各根据地军民举行对日侵略的最后反攻。一周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坚持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取得了胜利。同月，解方被任命为八路军三五八旅参谋长。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决定抽掉关内主力部队及大批干部迅速向东北出•195• 动。9月，解方任东北挺进支队的参谋长，率部东进。10月到达沈阳，出任辽宁省军区剐司令员。中共东北局根据斗争的形势，为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果实，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和剿匪斗争，解方又被派往西安（今辽源）兼西安军分区司令员。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任政治委员、肖劲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方任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2月，东北局组建辽北省军区，万毅（七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周赤萍兼军区政治委员，解方任军区副司令员兼七纵队副司令员。主要活动在西安、东丰、梅河口一带。四平保卫战开始后，他又配合万毅司令员指挥部队参加厂这一战役。5月，辽北军区撤销后，解方又改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是张学思、政治委，嘬是白坚），下辖一、二、四分区、独二师和李红光支队。解方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发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工作方针，将部队带到农村和敌后，在梅河、东丰、西丰、西安、辉南、清原等农村进行活动，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剿灭土匪。同时还抓住战机，狠狠打击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秋季，解方兼任第三纵队的参谋长，参加指挥了西丰战役，指挥部设在他的家乡小四平。这次战斗先后歼灭西丰守敌5个营，缴获一大批弹药。利用这个机会；他回家动员母亲（继母）献出了全部家产，动员亲友参军、参战，加入革命。 为保卫和巩固长白山根据地，牵制敌军北上，肖劲光、肖华等指挥展开了艰苦的“四保临江”战役。辽宁军区奉命组织了前线指挥所，参加“四保临江”之战，解方负责前线军事指挥。1947年9月，解方出任辽东军区参谋长，协助肖劲光指挥作战。先后参加了对敌发动的夏委、秋季、冬季攻势。1948年1月，中央军委批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后罗荣桓为政治委员）。撤销辽东军区，扩编为第一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陈伯钧任副司令，解方任参•196• 谋长。 1948年3月9日吉林解放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扫清长春外围之敌后，对长春守敌采取了“久困长围”的战略，由第一兵团司令肖劲光、政委肖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指挥新成立的第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担任围困任务。为摸清城内敌情，军心变化，解方亲自组织司令部参谋人员，详细侦察敌军的动态，使鼹放军对守城之敌内部情况一清二楚。长春守敌在我军长达4个月的围困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10万守敌全成饿俘。 在我军强大军事压力下，守敌六+军军长曾泽生决定起义。10月15日，解放军前线指挥所参谋长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端在刘浩的陪同下，到穷岗子联络站与曾泽生的代表张秉昌、李峥先进行谈判。首先，解方代表解放军表示欢迎曾泽生起义，接着提出了5条具体意见：(1)要六十军马上撤出原防，沿长春中山路对新七军及郑洞国兵团总部布防；(2)要求曾泽生军长用召开紧急会议的办法，扣押罕坑特务，六十军参谋长徐树民和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及所属3个团的团长等，强制五十二师听从指挥；(3)要六十军配合我军消灭新七军；(4)要求曾泽生派李佐、任孝宗副师长作为正式代表出城来商谈起义事宜；(5)六十军起义后，一切待遇与解放军相同。同时，他又为积极争取新七军放下武器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当新七军派王及人、杨天挺、姚风翔到解放军处接洽时，解方代表一兵团接见了他们，在做了说服工作之后，又严厉告诫他们说：在起义与自动放下武器两种办法中选其一。当以上3人重返解放军军部时j解方又亲笔签写到：新编第七军自动放下武器，解放军保证郑司令官以下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军官如有愿意参加解放军的，按解放军同级干部待遇。不愿意参加的，遣送回原籍，不加侮辱。在他的努力下，新七军被迫同意放下武器，并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解方亲笔在协议条文上签了字。在．．197• 我军攻打锦州胜利与强大的政治攻势影响下，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17日率部起义，长春守敌兵团司令郑洞国率新编第七军等部投诚，长春宣告解放。解方为和平解放长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改编为第十二兵团。司令员是肖劲光。政治委员是黄克城，解方任兵团参谋长。以后，解方相继参加了解放北平、武汉、长沙等战役，并兼任了长沙警备司令。1949年9月，解方任四十军副军长，协助军长韩先楚参加了两广战役和著名的衡宝战役。12月中旬，韩先楚、解方带领部队同友军做解放海南的渡海战斗准备，于次年5月1日解放海南全境。 五 新中国成立后，解方先后出任东北边防军十三兵团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军党委常委、军机关党委书记、中朝联合司令部参谋长、中朝谈判代表等职。在入朝作战中，他有力地协助了彭德怀司令员的作战指挥，出色地协调了司令部职能工作，和5次大型战役。期间，他代表彭德怀回国与陈庚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他在长达一年半的停战谈判中，充分地发挥了聪明才智，在大大小小的谈判中，以雄辩的事实、缜密的思维、快速的反映、无懈可击的方式，使美李伪军理屈词穷，瞠目结舌，常常将对方推上了被告席。 解方在抗美援朝中，一面积极参予指挥、协调、组织各个重大战役；一面与美李伪军进行停战谈判，为中朝两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总理指名解方参加了赴越谈判顾问代表团，为印度支那的和平，解方又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应有的贡献。 •198• 9月，解方回国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月，为充实和加强军事院校力量，在刘伯承元帅的提议下，解方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校址在南京）工作。刘伯承元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副院长是陈伯钧，解方任副教育长兼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院党委常委。他主要是负责军事训练和教学工作。当时，院校使用的军事教材是苏联的版本，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和特点及今后现代化战争的要求，提出了教学内容改革的意见，得到了院党委的同意和支持。1955年9月23日，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10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提高全军高级指挥人员的军政素质。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后为叶剑英），副院长是陈伯钧，副政治委员是李志民，解方任副教育长兼研究部部长，以后又升任教育长、副院长。在长达10年之久的高等军事学院工作中，他主要是负责组织领导军事教学，学术研究和教材编审等工作。他一边刻苦钻研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我军的作战经验，一边广泛地阅读了世界上一些军事名著和研究了未来战争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有建树的改革意见。编写了《根据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来谈军事训练内容的改革》专论。他一贯认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认真总结我军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军事科学。在学习外国军事经验时，他非常强调要结合自己的情况，不能死搬硬套外国的经验，他曾说过：“对顾问（苏联军事顾问）的态度要不卑不亢，不唯命是从，即要讲团结，又不能照抄照搬。”他思维敏锐，善于探讨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提高军事教学问题。他首先抓住了教材这一关键性问题，提出编写自己的重点军事教材。为做好这项工作，他经常深入到教研室、学员之中了解情况，听取群众的意见！并亲自参加研究、审查、修改教材* 199• 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编写出了《战役法则》、《运动战》、《阵地进攻》、《阵地防御》、《抗登陆》等教材。其次狠抓了教师队伍的建设，为帮助教员提高教学质量，他经常组织教员进行学术讨论，并亲自参加。 他在组织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中，提出了“定而不死，活而不乱”的主张。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他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为提高学员的实战指挥能力i狠抓了“想定作业”和室外操作，组织军事演习。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年底各高等军事学院的群众，纷纷建立起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解方被学院红卫兵揪斗、殴打、游街，身心受到极大地凌辱和摧残。林彪、“四人帮”妄图阴谋杀害他，终因遭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制止而未能得逞。他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8年之久。监狱中的非人生活并没有磨掉他的革命事业心，他对党的事业仍充满信心，深信暂时的黑暗终将会过去，相信党最终会弄清他的问题。在监狱里他坚持革命，坚持学习，坚持锻炼，准备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 1974年4月，解方在中央有关领导和同志的大力帮助下，终于结束了监狱生活。他出狱后，急于为党工作，曾多次找有关部门和领导要求分配工作，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粉碎“四人帮”之后，解方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1978年6月做了结论。1979年3月他被重新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任副院长。重新工作后，他决心把10年动乱丧失的时间抢回来，常常是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工作。年近七旬的解方，为领导好后勤学院工作，勤奋学习，努力钻研。为做好治理整顿工作，建立十年动乱后的学院的新秩序，他狠抓了学院的正规化管理、教师队伍建设、教材编审工作，使后勤学院展现出井然有序的局面。 在1978年平反大会上，他发誓“要在战斗中度过晚年，不在安逸中消磨岁月”。他在抓好后勤学院的同时，又在洪学智的直接•200• 领导下，抽出时间总结我党在东北军五十一军时的活动情况、抗美援朝后勤工作、抗美援朝战争史，述打算写一部如何当好参谋长的书，力图为党、为我军建设史上添砖加瓦。 1980年春，解方为我军事代表团成员，去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军事访问。1982年，以韩先楚为团长，解方为副团长的我军志愿军代表团，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之前，解方还曾先后接待过瑞典、刚果的军事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为增进世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1983年11月15日，解方因病住院。在病中还念念不忘工作，躺在病榻上，还阅读着有关资料，进行回忆和思考，把自己的想法口授给秘书记录下来。病情恶化使他不能讲话了，他就要来纸和笔亲自动手写，直到心脏停止跳动时，手里还握着笔杆。 1984年4月9日，解方子北京病逝，终年76岁。逝世后，党和人民给予解方以很高的评价。 生前，解方从1979年落实政策所补发的工资中，拿出5000元钱寄给吉林省东丰县小四平乡，以表达他对家乡建设的一点心意，令人感动不已。 •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