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2月16日,马辉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南大齐村。河间县位于冀中平原,有着悠久的历史。子牙河穿它而过,一路奔涌流向天津,汇入渤海。河水滋养着这里的土地,人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早在东汉时期,这里属幽州刺部时就已经有河间的郡治,河间一名沿用至今。南大齐村便在距河间县南不足50公里的地方。 马辉的父亲马玉波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家中虽然种有几十亩薄地,但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每到农忙时还不得不外出为别人打短工。他与妻子王氏共育有4男2女6个孩子,马辉在男孩中排行老二。当时长马辉12岁的哥哥没能念书,稍稍长大便去给别人当长工。但是,父亲不甘心儿女们跟自己去过那苦巴苦掖的穷日子,一心巴火想让他们换个活法,便在马辉7岁时把他送到本村的小学读书。马辉小时就很倔犟,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想到不辜负父辈对自己的期望,一心想把书念好,因 此,他的学习一直得到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叫好。1937年当马辉14岁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他的读书梦想破灭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的七七事变,是蓄谋已久的、企图灭亡中国的重大步骤,是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在七七事变中,驻守在卢沟桥附近的二十九军冯志安部吉星文团虽经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许多将士壮烈牺牲。在日军集中大量兵力、飞机对北平、天津要地的轮番轰炸下,7月29日和30日,北平和天津相继陷落。日军侵占平津后,于1937年8月,分别派兵沿平绥、平汉及正太铁路沿线向西、向南及山西发起猛烈攻势,到1937年11月日军已经攻陷了保定、石家庄等重要城市,连河间县城也已丧于敌手。此时,已经无书可读的马辉不得不回到家里帮助父亲种地,但这时河间县城周边已经让日伪军搅得不得安生,日伪军时常从县城出来包围和偷袭村庄,甚至向村庄施放毒气,焚烧房屋。面对这一切,马辉首先对国民党军队感到失望,他说:中国是大国,叫小日本打败了真无能。不知道这样当亡国奴的日子什么时候能熬到头。 七七事变后几个月的时间内,晋察冀的广大地区沦为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扶植汉奸,建立伪政权,残酷地镇压抗日力量,给华北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在这十分危急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陕北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战场,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吕正操率领的人民自卫军在连续攻克了深泽、安平、安国、任丘、河间、献县、安新、博野、高阳等县城后,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宣告成立,从此,马辉的家乡来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看到八路军的队伍吃的是小米饭,不打人骂人,农忙时还帮助农民收麦子,共产党的干部也待人十分和气,从他们 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减租减息”和团结抗日的道理,使马辉的心里又重新燃烧起希望之火。 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在领导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军“扫荡”的同时,还组织开展生产运动和经济文化建设,文化教育是边区抗日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夏,已经16岁的马辉被河间县第一区政府任命为村中心小学教育委员,后被提拔为教育主任。马辉曾满怀憧憬地在这所学校度过一段学习时光,而今他却以边区的教育工作者身份登上学校的讲台,他的内心充满了自豪,把对抗日的热情集中到了办好村小学的事业上,自此,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由于学校无法上课,校舍已经遭到严重的损坏,在村抗日救国会的帮助下,他组织教员克服各种困难很快便修葺了校舍,添置了课桌,动员有文化的青年参加区里组织的师资训练班,按照边区政府的要求,很快就使村小学恢复上课。白天他们组织小学生学习抗日课本,晚上组织夜校和识字班,开展对大人的扫除文盲活动。在组织文化教育的同时,还组织小学生站岗放哨,学唱抗战歌曲,欢迎进村来的八路军和游击队。 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形势始终是十分严峻的。1939年1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以1.2万余人的兵力,在300余辆汽车、30余辆坦克、50余门大炮、28架飞机的配合下,对冀中地区进行冬季大扫荡。1940年3月,日军为维护平汉、平绥铁路交通,共出动9000人的兵力,并配合有50余门火炮、10余架飞机,分10路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941年秋,日本侵略军为实施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8月14日,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6个精锐师团、5个混成旅团及伪军一部分共计7万余人,在空军的配合下,采取“铁壁合围”、“分区清剿”等战法, 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域展开大“扫荡”,企图一举聚歼八路军主力和边区首脑机关。与此同时,他们还采取欺骗手段,成立伪政权,划分“治安区”,以造成无人区来孤立八路军,妄图摧毁根据地。据史料记载,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凶残的侵略者杀害抗日根据地民众4500人,捕去群众17800余人,烧毁房屋152000多间,抢走和杀死牲畜10000余头,使根据地遭受到巨大损失。1942年春季日本侵略军对冀中平原进行的“五一大扫荡”,是日本侵略军在1942年一年间所实施的75次的扫荡中最残酷的一次,在冈村宁次的直接指挥下,通过采取“拉网式的大扫荡”,在6万平方公里的8000个村庄,采取“纵横拉网,对角清剿,反复合击”等战术,屠杀冀中百姓5万余人,使冀中平原“无村不带孝,到处闻哭声”,冀中部队减员16800人,区县武装、民兵和党政工作人员损失也极大。面对日本侵略军残暴罪行,马辉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在将近4年多的时间里,他坚持在利用村小学开展抗日宣传、协助党组织做好战时群众疏散转移、防奸防特等工作的同时,与民兵组织一道在村里开挖地道,传送情报,配合冀中军区部队的“反扫荡”斗争,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得解放,一定会打倒小日本的决心。1943年10月,在冀中平原保卫秋收的战斗中,在本村党支部经马红祥和刘芝介绍,马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刚好20岁。1944年初,日军从华北方面军抽调8个师团的兵力,对北平至武汉和武汉至广州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华北方面的日军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实行重点守备。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为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和进一步扩大解放区,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5月向日伪军发起春夏季攻势。特别是在冀中接连传来八路军攻克日伪军所占县城和据点,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消息,使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的马辉深受鼓舞,他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背着家里人与本村的马红祥、马杰一道跑到区上,找到当时的区委书记王平,要求到打击日伪军的前线去。马辉诚恳地说,我如果告诉家里,父母肯定为我担心,就不会让我来了,可是不抗日就没有出路。王平为他们的举动所感动,同时也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把他们留下。马辉被任命为区抗日联合救国会青年部长,以后又抽调到县抗联会任秘书。当时冀中平原各地方的“抗联会”担负着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和支援抗日部队的任务,为团结和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一致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马辉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经过抗战,马辉由一名普通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为了民族解放而献身的党的基层干部。他已经不再属于深深爱着他的父母和家庭,从入党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将自己交给了党的组织。当1945年8月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时,根据党关于创建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从晋察冀抽调大批干部随部队开赴东北,马辉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随着部队一面歼敌,一面前进,经过一个多月风餐露宿、艰苦跋涉的急行军,终于来到辽宁省阜新市,这里是我们党组织刚刚建立起来的辽吉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的辽吉根据地,是东北解放区的组成部分。1945年八一五以后,阜新一带民主政权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一些敌伪残余、地主豪绅、地痞流氓、投机分子在国民党武装土匪的反动策划下,乘治安混乱之机,结伙为匪。组织所谓“光复军”、“先遣军”,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进行暴乱,骚扰百姓,砸重地危害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民主政权建设。马辉先是被派 到斗争形势非常复杂的务欢池一带工作,以后又到政权建设力量比较薄弱的彰武地区。彰武地区地广人稀,在马辉等干部到来之前,这里虽然进行了土改,建立了农会,可是不久又有恶霸地主、汉奸等进行反攻倒算,杀害农会干部,抄家殴打农民群众,使老百姓在惶恐中艰难度日。马辉到来之后,与当地党政干部一起组织武工队开展斗争,往来奔袭打击反动武装,开展剿匪活动,惩治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把被他们抢去的粮食、农具等又归还到贫苦农民的手中,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土改成果和当地的民主政权。 1946年3月,马辉连同颜庆华、任军、张光辉等被派往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土匪活动比较猖獗的通辽县余粮堡区开展工作。颜庆华任区委书记,杨秀臣任区长,吕品器任副区长,石海山任农会主任,马辉任区委委员。在那里,马辉按照区委的指示,和颜庆华等区委干部一道深入农村开展减租减息、反奸清算的斗争,夜里挨家挨户访贫问苦,白天就到街上宣传我党的有关政策和主张,把群众逐步发动起来。这一年的夏天,颜庆华、马辉等人去通辽县里开会回来,走到离区委不足5公里的佟家油房一带,突然从公路东南方的一个屯子里冲出一股土匪,一边打枪一边嚷着“抓活的有赏!”“你们跑不了,已经被包围了!”马辉、颜庆华等人一边开枪还击,一边向路北边的一个屯子里退去。小屯子不大,有个带门的围墙,他们把门关好,以围墙为依托继续还击。由于这里离区里较近,土匪不敢恋战,见到这些土改干部拼死抵抗,打了一阵子便撤了。 还是那一年的夏天,一天傍晚时分,在余粮堡区委不远的一个屯子里来人报告说,来胡子了,估计有几百号人。这时在余粮堡除了有马辉、颜庆华等区干部,还驻有地委的一个新兵连和区小队。果然一会儿工夫土匪便围了上来,张牙舞爪地要往里冲, 于是,里边的人便全上了围墙,分兵把守,沉着应战。由于村子较大,兵力分散不易防守,最后便撤回来把人集中在两个大院子里,新兵连退到街南刘化雨家的院子里,区干部和区小队退到区政府的院子里,仗打了一夜,土匪还没有撤下去的意思。为了集中兵力,区政府院子里的人便全都集中到部队所在的院子。这样一直打到晌午,土匪占了周围许多的房子,情况十分危急,部队领导便决定突围。颜庆华带领马辉等区上的人从正门往外突,部队从另一个方向突围,但土匪的火力很猛,压过来就是突不出去。在这情况十分紧急的时刻,指挥战斗的领导受了伤,为以防万一,人们便把文件全都烧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地委派来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打退了土匪的进攻,保卫了刚刚建立不久的民主政权。 在马辉、颜庆华等这批干部没有接管余粮堡区之前,当地有了维持会,会长人们都叫他陈黑子,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和奸商,勾结日伪残余分子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听说共产党领导群众要减租减息、闹土改,他恨之入骨,背地里便放风威胁当地百姓说:共产党的干部来了也呆不长,这里还是我陈某的天下,你们识相点儿,不要跟我作对,到时可别说我不客气。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而陈黑子本人又掌握二三百号人的地主武装,可以说他本人就是土匪。 马辉、颜庆华等这批干部在进入余粮堡区组建当地的区政府时,由于有同去的部队保护,陈黑子表面上点头哈腰,服服帖帖,可是不久他却不见了,原来是跑去联络土匪武装,多次对区政府进行袭扰。由于几次与土匪交锋的经验,加上当地群众逐渐被发动起来,部队和地方区小队等配合主动出击,终将匪首陈黑子和他的那股土匪全部消灭。不久,马辉便被组织上送到辽吉委党校学习。 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也开始大举进攻东北,辽吉根据地的人民和地方武装积极支援和配合我军主力作战,歼灭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1947年春,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重大变化。针对当时的形势,东北局于1947年5月做出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东北全党面临的新任务是:“积极组织力量,全面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于是,党组织决定为适应建立新政权和新区土改的需要,从党校抽出数百人组成若干工作队到新区开辟工作。马辉从党校出来后便被派往克山县土改工作队,直到1948年5月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而后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援辽沈战役,马辉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生死关头不气馁,面对困难不退缩。这就是马辉,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因为他有着坚定的信念,人的一生面临许多的考验,而这些无数次的考验,锤炼出马辉坚毅的性格和为党为人民的忠诚。三 长春,中国东北这座年轻的城市,在历史上却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先是沙皇俄国利用修建中东铁路的机会搞起租借地,而后日本侵略者又紧随其后把魔爪伸了过来,利用“满铁”进行经济掠夺和军事渗透。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在这里还扶植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血腥的日伪法西斯统治,人们过着亡国奴般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又占领了这座城市,使这座城市变成了人间地狱。但是,经过3年的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给国民党军队以致命的打击,到1948年5月长春守敌已经完全置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马辉等一批根据地的干部被派往当时已经解放了的吉林市 集结,在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培训后,于9月份步行到九台,在当时组织筹建的长春市公安局,马辉被任命为秘书室机要秘书。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率国民党六十军宣布起义;10月21日,郑洞国率国民党军一兵团及所属新七军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至此长春宣告解放,这座城市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在成立长春市军管会和中共长春特别市委、特别市政府的同时,马辉随已确定到公安局工作的干部一道进城,参加了对原国民党占据的警察机关的接管工作,在原国民党长春市警察局旧址成立了长春特别市公安局。据当年参加进城筹划接收国民党警察局、建立长春特别市公安局的王兴璞介绍,“他们进城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埋死救活(就是处理尸体进行埋葬,抢救病饿群众,或发救济粮,或送医院治疗),安定人心,保卫新政权。其次是发动群众,积极搜捕敌特,摧毁特务组织,先后开展反动党团登记,取缔反动会道门,进行住户调查登记等,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马辉在市公安局一直工作到1950年3月,在这段时期,他还担任过公安局教养院副主任和长春监狱监狱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还有大量的反革命势力,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势力的活动更为猖獗,为了r凡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1950年开始j’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因此,人民审判事业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3月马辉被抽调到吉林省法院刑事庭担任了审判员,1951年3月任东北高法分院助理审判员。1951年12月,组织选派马辉到中央政法干校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政权建设以及法院与法制建设方面的理论,使马辉的审判工作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53年3月马辉被任命为东北高法分院审判员、审判组长等职, 1954年8月被派到长春市中级法院任经保庭庭长,1958年5月担任长春市南关区法院院长,直至1963年3月。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马辉以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对各类违法案件的审判工作,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不趋炎附势,不草率随和,避免错判误判,保证案卷质量,体现了他为党、为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1963年3月,马辉调任长春建设银行中央支行行长。从原来的司法审判岗位到银行这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工作,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他知难而上,从头做起,认真学习,领导全体员工扎扎实实地深入企业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工作主动权,特别是运用建行的职能对长春市当时重点项目建设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这样评价说,马辉对下属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有时批评人不讲情面;决定要干的事,克服多大的困难都要想办法完成,从他的嘴里就从来没有说过“不”字。他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个性而又十分倔强的领导。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是一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当许多领导干部被批斗、夺权、靠边站,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种种迫害的时候,马辉也受到了“造反派”冲击,直至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把他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并将他的全家下放到农村。“造反派”在大字报和批斗会上除了捏造罪名,对马辉当领导时的严厉批评发泄不满的同时,还对马辉解放战争时期在通辽县武装工作队期间的表现予以污蔑,把其中因斗争需要与蒙古队歃血为盟的经历说成是“叛变通敌”。然而,历史事实是不容歪曲和无法抹杀的,在后来多次进行的外调中,马辉当年的战友们都十分激动地向人们讲述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经历。 当时的通辽县余粮堡区区委委员金耀庭说:“1946年初,我 们的武装工作队进入到那里的时候,斗争形势十分复杂,经常有土匪袭扰我们。那里同时还是蒙古族和汉族共同生活的地区,因此,县委开会决定让我们注意搞好统一战线,注意与蒙古族上层人士,特别是当时的蒙古骑兵部队搞好关系。颜庆华书记从县里开会回来,传达了县委的这个指示精神,在1946年5月间,区上的干部马辉等与当地蒙古族上层人士雷金生、蒙古骑兵队队长包力图举行仪式,结盟拜了把子。在以后,陈黑子率土匪几百人攻打区政府时,马辉和我领十几名战士拼命抵抗,蒙古骑兵队听到消息赶来为我们解了围。” 当时任区长的杨秀臣把那段历史叙述的更加详细,他说,1946年,区委书记颜庆华向区里的干部们传达了县委的指示精神,提出在开展好群众工作的同时,还要必须做好统战工作。当地有个上层人士叫雷金生,家住在离余粮堡7.5公里路的沙坨子屯,他家出过一个活佛,在当地蒙古族中很有影响,而且他还fll在蒙古区域活动较多的蒙古骑兵队联系比较密切。为挫败敌人离间蒙汉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的阴谋,同时也为了消灭当地的土匪武装,我们在区政府大院与雷金生和骑兵队长包力图举行结盟仪式,除了马辉,还有区小队和区委工作队的同志也都参加了。后来,那支由当地蒙古人组织的骑兵队被编人我人民解放军骑兵师,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 1972年8月,组织对马辉的那段莫须有的历史问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恢复了原来的职务,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工作。1976年9月以后,先后任市日杂公司顾问、市扭亏增盈办公室副主任,市工商局副局长(副厅级待遇)等职,1983年2月离休。离休后的马辉仍然对自己和子女严格要求,目睹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他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他对子女们说,过去我们共产党不怕牺牲打天下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人民能过上 好日子,国家富强不受人家欺侮吗!现在这个理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如今我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你们年青一代可要努力啊11993年6月23日,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走完了他70岁的人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历史像一本打开的教科书,使我们在时时翻看中受到教育和启迪。作为一位长者,马辉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却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出生人死无所畏惧,面对党的选择无怨无悔。他表现出的刚毅和顽强,是一位让人们敬畏的汉子,却掩饰不住他内心对子女、家人以及年青一代的关爱和慈祥。流水悠悠承载着我们对马辉等老一辈革命者的思念之情;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我们这些后来人不会忘记他们的嘱托和期望。时光流逝,而革命者的丰碑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