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同志简介：

曹明 我原名曹家庆，生于1922年1月17日，家住扬州城里，从小随兄 姊上学读书，1936年初中毕业后考入镇江弘仁医院护士学校。 1937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战火迅速蔓延，10月弘仁医院护校停办，同学们都想参与抗日救国，于是我和几个同学应聘到国民党陆军第14医院担任了看护员。上海沦陷后第14医院撤往衡阳。医院管理混乱，收容的伤兵欺侮医护人员，我们都有离开的念头。正在此时，有位“协助员”私下对我们说：“我可以介绍你们去八路军那里，他们是真心抗日的。”于是我们串联了十个人，于1938年 2月12日深夜，在协助员带领下悄然离开医院，乘火车赶往长沙，到达八路军办事处。 长沙“八办”的徐特立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为安全起见，“八办”安排我们到平江县新四军1支队留守处。2月14日，我们在1支队留守处正式参加新四军。正在筹建的新四军军部得知我们都是医务人员，要求立即去南昌报到（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驻江西南昌）。3月10日我们到达南昌军部。 第二天，我成为新四军军医处的第一批医务人员。当时全处30几人， 沈其震、宫乃泉、崔义田、吴之理、章央芬等医生还兼任行政职务。军医处设在南昌市筷子巷，在一家大院子里开设简易门诊，有20多张病床。我战前刚读到护校二年级，就担任见习护士。患者多为军部直属单位人员，少数是部队转来的。这里条件简陋但工作相当正规，医护人员对病人认真负责，态度和蔼可亲。由于国民党伤兵医院给我留下的坏印象，刚开始工作时还心存戒备，经过几天工作实践，我打消了顾虑，开始了愉快的工作和学习。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各部集中到安徽歙县岩寺一带整训。4月5日，军部机关（包括军医处）从南昌移驻岩寺镇。4月中旬，部队病号渐多，军医处利用祠堂办了个50张床位的病房。第一批伤病员主要来自福建，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许多人营养缺乏，一身伤病。由于病床不够，只得在地上铺上稻草，上面盖上一条床单，患者每人一床薄被，夜间点艾蒿驱蚊。伤病员中大都患有疥疮，有些感染得相当严重，我们就用自己药房配制的硫磺软膏给他们涂抹治疗。当时稻草上的跳蚤和伤病员身上的虱子是很讨厌的东西，我们把伤病员的衣物放在开水里煮沸，水面上漂着一层烫死的虱子。护士在给伤病员换药前将衣袖、裤脚紧紧扎住，以免“小动物”上身。经过一二十天 的治疗，患者的疥疮基本痊愈了。 两个月里，新四军1、2、3支队从南方8省14个地区先后抵达岩寺集结，1938年夏，军部在太平县小河口村设立了后方医院，由崔义田任院长( 1939年下半年起由李振湘任院长)。后来在云岭南堡村成立前方医院，由宫乃泉任院长。我在小河口后方医院工作。 后方医院设在废弃的兴隆寺内，大家动手清扫粉刷，向老乡们借了竹床和门板，架起四五十张床铺，还划分了病房、药房、医护办公室等。后来伤病员增多，病房不够用，大家动手砍竹子、割茅草，搭起了简易病房。还用竹子做了一些医疗器具，如装药的盒子、发药的盘子、换药的镊子、盛药的橱柜以及抬伤员的担架等。到了春天，草棚的地上冒出不少竹笋。我们采来野花插在竹筒里美化病房环境，老百姓称我们是“竹子医院”。针对当时严重的肺结核病，医院设了“肺病科”，我和赵国宝在肺病科工作，主管医生是黄农。每天早上，要给病人清除头天留下的痰液，不管多脏，我们都认真仔细消毒清洗。按规定病人体温超过38cC必须叫医生处理，肺病患者多半会在午后发热，我们就一次次地招呼黄大夫，他总是随叫随到。 后方医院初建时设200张床位，收治伤员最多时达800多人。全院有医生20多人、护士30多人。各级领导对医疗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抓得很紧。虽是祠堂茅舍，设备简陋，但工作正规，管理严格，环境整洁。最主要的是医疗作风好，看病认真，日夜出诊，对日本俘虏兵伤病员也一视同仁，他们极受感动。小河口后方医院逐步成为适应战时需要的初具规模的陆军医院。但是由于初期缺少政治思想教育加之物质匮乏，有些人思想不够稳定，也有人离开。 1939年2月2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从重庆来到位于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视察，还专程视察军医处及前方医院。3月14日，周副主席在返回重庆途中由叶挺军长陪同来到小河口，到后方医院慰问伤病员，看望医务人员。当天下午在医护人员干部会上，周副主席作了形势报告，从国际国内形势到根据地建设，特别指出敌后工作的重要性。他表扬了医务人员，针对当时军部军医处及后方医院90%以上的医护人员是大小知识分子、政治氛围较淡薄、有些人思想不稳定的情况，特别指出， “部队新成立，很需要技术骨干，你们要从技术上发挥作用”。周副主席要求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加强同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他说大家都是为了抗日救国来的，要搞好团结，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安心工作，要关心政治，重视思想改造，努力为伤病员服务，当好白衣天使，为抗战到底做出自己的贡献。 晚上，护士们捧来一摞纪念册，请周副主席和叶军长签名留念，周恩来风趣地说： “你们今晚是不想让我和叶挺同志睡觉啦！”他逐个询问大家的姓名与简历，并一一在纪念册上写了“打回老家去！”“抗战到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题字。第二天清晨，大家依依不舍地送别了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讲话给了医护人员巨大鼓舞，医院成立了俱乐部，晚饭后每周一次政治学习，两次唱歌，医护人员都参加，气氛很活跃。随着政治工作的深入，大家都安下心来努力工作。每当伤病员到来，大家总是争着承担最繁重的工作，耐心地给重伤员喂饭、喂水、洗脸、擦澡、洗脚、洗衣服、擦疥疮药膏，有时还背着、扶着重伤员去大小便。 1939年5月，我调任前方医院手术室护士长。当时的主刀医生是李振湘，因为我很专注于工作，他在手术中时常给予指导，使我对战伤手术增长了认识。 工作在2师军医处 1939年5月，新四军一部北渡长江，在皖中庐江县东汤池建立了江北指挥部，官乃泉医生带领几个同志到达江北指挥部，成立了军医处，又在泾县的后方医院、前方医院陆续抽调人手，连X光机也带走了。 11月，3支队军医处长黄农带领我们9名医务人员、2名勤务人员组成小分队，从军部医院调往江北指挥部军医处工作。当时敌伪对长江江面的船只严加封锁，我们5次过江4次受阻，不得不滞留在水村兵站。兵站距离长江边有七八十里路，每次走到江边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因为行军基本都在夜晚，小分队多是年轻的女同志，背着沉重的行李累得筋疲力尽，多次无功而返。有一次下大雪，雪深没膝，茫茫雪地上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坑，不断有人摔倒，可赶到江边看不到一条船。返回的路上，周月香滑到雪窝里不敢呼喊，幸好走在后边的同志及时把她拉了出来。还有一次在庙里留宿，我睡在屋檐下，第二天早上醒来，被子上落了一层雪。最后是兵站同志联系到一条商船，我们放弃了大部分行李，在泥泞的道路中走了一天一夜才到江边，船主让大家躲在底仓里，总算有惊无险地渡过长江。到达庐江县西乡东汤池时，军医处已迁往别处，我们继续追赶，直到5月才终于到达军医处。从泾县到江北平日里只要几天，可我们这次竞用了五个月。 不久，军医处搬到安徽来安县大刘郢。有一天我向宫部长申请改名字，我说：“曹家庆的庆字（繁体）笔画太多不好写，我要改成曹明”。他说：“好啊！”也没有任何手续，从此我就叫曹明了。1940年10月，我在军医处驻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黄农（后改名王雨田）和周文同志。1941年在苏北、淮北的新四军完全处于敌后，周围都是日伪军和顽军，战斗频繁，后勤部门要常常转移。在此情况下，只有利用民房、庙宇或祠 堂收治患者。为了不暴露目标，工作人员和伤病员都穿上便服，一有敌情立即疏散“打埋伏”。这时期各师和各旅的医院只能办成小型休养所，便于机动和分散，条件比皖南时期要困难。 1941年春我调到位于天长县张公铺的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担任医务所所长兼军医。医务所还有医务员、护士及辅助人员各一名。该校有学员近千人，为部队培养基层干部。5月里学校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11月我调回2师卫生部，到3分所任所长，指导员是姚进。那时3分所设在盱眙县黄花塘镇龙王墩村的一座破庙里，在这里我工作了近一年。1942年秋，军部批准成立华中医学院，我被调去参加学习，接到通知非常激动，因为我一直渴望能系统提高理论知识，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开学不到两个月，日伪发动大扫荡，组织上决定停办医学院，大多数学员返回各自部队，2师和军部的学员分散到敌人后方，到反扫荡结束后，就地疏散的近20名学员（后来扩招了10人）又集中起来，改称“2师卫生高级研究班”，我留校继续学习，这次学习为我日后在处理创伤外科方面打下了基础。 工作在4师9旅 1943年10月，军部卫生部为加强4师的卫生工作，派齐仲桓部长和我、潘太青（安德）、江光权、张凯等五人到位于泗洪县半城镇的4师卫生部工作。我中断了研究班的学习，被分配到9旅休养所任所长。 9旅休养所设在安徽省泗阳县龙集镇金圩子村，靠近洪泽湖，这里环境较为安全。我到任时休养所已基本建成，收治了七八十名伤病员，医疗制度还算健全。我去后作了一些工作调整，主要是加强护理工作，要求医务人员尽量按正规化管理。当时病员多是从前线转来的较重伤病员，我们把轻重伤员分开，内外科分开，每个病员都有病历、治疗单，建立了填病卡、开早会、交接班、定期查房等制度；每天早晚查房、开处方；按时发药（做到服药到口）、换药及进行其他治疗；换药也从下捻子（伤口放引流纱布导出积液）改为通畅引流；休养所设有手术室，凡有手术，必须加 强术前准备与术后护理。重伤员、截瘫患者等都给予特别护理，包括洗脸、喂饭、擦身等等，我只要碰上就动手操作。由于护理到位，重伤员没有一个生褥疮，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容易做到的。此时伤病员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有了改善，基本上都睡了床铺，病房整理得井井有条。伙食由管理委员会（包括伤病员代表、医务人员代表和事务长）每周开会研究，订出食谱公示，根据实际情况想方设法调剂改善，重伤员有流食、半流食。除了正常的业务工作，每周用半天时间安排业务学习。休养所经过正规化管理和不断改进，医疗质量明显提高。每个周末大家到附近村庄的老乡家做群众工作，密切军民关系，在平时和激烈战斗时期我军伤病员都能得到群众的帮助和支持。 抗战时期，我军医疗所需的药材、器械都很缺乏，必须多方努力设法解决。淮北根据地虽处敌后，受到日伪的封锁包围，但水上交通还较方便。我们的同志利用关系，扮成商人，从洪泽湖坐船，经淮河人运河，到镇江、上海去采购药材和器械。当时在敌占区采购物品，多以小麦易货。听9旅卫生部黄修典部长讲，他在上海用100吨小麦才换来不足全旅三个月的药材，真是杯水车薪，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所以解决药材问题，还是以自力更生、就地取材、找代用品、以土代洋为主。根据当时部队多发病和战伤救治的需要，除破伤风抗菌素、磺胺、麻醉剂、外伤消毒药及治疗黑热病的锑剂等必须从敌占区采购；其他如普外、普内的一般治疗用药，如酵母粉等，经自行设法解决一般能自给自足。没有凡士林，制备油膏就用猪油代替；用烧酒代替酒精；自制胶纸代替胶布；用食盐水代替“优琐尔”洗伤口；用双重蒸馏水配置注射液。再如用膏药代替胶布医治冬日皲裂与夏季疖肿；用甘草、甘遂粉膏药贴肚脐医治疟疾；用炒大麦、山楂医治痢疾、腹泻；用猪肝汤医治夜盲；用硫磺、石灰水治疗疥疮……缺少换药器械（如弯盘、换药碗、灌肠器等）就请当地铁匠用白铁皮制作；没有高压锅就采用蒸笼。大家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医治伤病员，让他们早日康复重返前线。 比较危险的事情要数应对日伪联合向抗日民主根据地“扫荡”。部队外线出击，休养所则化整为零编成五六个小组，由一名医务员、两名护 理员负责二三十名伤病员，换上便衣，分散在敌占区的群众家里或地窖里——寄留（打埋伏）。女同志装扮成姑娘、媳妇，男同志用白毛巾包头扮成农村小伙子，提个篮子，装些药品敷料，再盖上野菜或毛巾，逐村逐户地给伤病员换药治疗。碰到个别老乡怕受连累不愿接纳伤病员，我们就做宣传工作并帮助挑水、搞卫生，为他们看病、接生，宣讲抗战道理，使这些群众转变认识，乐于收留新四军伤员。许多群众自愿帮助、照料伤病员，还为他们改善伙食。碰到有敌情或发现坏人要向敌伪告密，老乡就立即找新四军报告，并主动将伤病员转移到安全地方。 1943年冬天，休养所转移到泗南县洪泽湖边的一个村子，正遇上敌伪大扫荡，陆地上查的很严，休养所不得不转移到湖区里，将伤病员安置在船上，每条船七八名伤病员，一名医护人员，带上少量必需的药品，吃住医疗全在船上，船只分散隐蔽在芦苇荡里。我和一位医务员每天两次乘船巡诊、治疗，了解情况。有一次我上船时不慎落水，爬上船后船老大帮我烤干湿衣服继续工作。大约10天后，敌人被打退，大家才返回岸上集中。4师卫生部齐仲桓部长曾来视察9旅休养所的“寄留”情况，到达时已近中午，他不顾一路风尘立即让我陪同到各病房巡视，逐一检查伤病员。当时所有伤病员分组住在老乡家中，生活和医疗条件比较艰苦。齐部长认真询问每位伤病员的病情和治疗方案，然后告诉我哪些人需调整治疗，直到下午2时左右才全部查完。吃过饭接着开座谈会，他对休养所的工作给予肯定，也提出几点改进建议，针对当时的“寄留”情况，他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敌情，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工作。当晚齐部长同我谈话，除了工作，他还关心我的个人问题，像自己的兄长一样。 1943年我认识了在休养所住院治病的章震（后改名张政），他在4师9旅政治部组织科任科长。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感觉合得来，1944年7月经组织上批准我们结婚了。 1944年6月张楼战斗后，9旅韦国清旅长指示，要把后方休养所办成像样的医院，并批给一批战利品，扩建了20间病房和两间清洁卫生的手术室，为伤病员的治疗、管理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夏秋之际，我被调到位于洪泽县三河镇的4师卫生部直属第2休养所工作。后来我患上恶性疟 疾，齐部长专程赶来看望，命令我休息几天，他对我在两个所的工作都比较满意，曾在师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表扬。 1945年8月15日，我正在淮北区党委第九期整风轮训队学习即将结束，队部突然宣告“鬼子投降了”，大家兴奋极了，又唱又跳，晚上还加餐庆祝。第二天我返回9旅休养所，当时部队即将向山东转移，休养所随部队行动。 1945年10\'月，9旅26团在兴隆庄战斗中伤亡很大，团长严光、政委谢锡玉、政治处主任叶扬及参谋长都负了伤，12月一起转到我们休养所治疗。此时严光团长伤情很重，右下肢已接近坏死，若不尽快处理整条腿都保不住。那时所里刚设置了电话，我立即向卫生部黄修典部长报告，请他速来诊治。黄部长骑马赶来，检查后决定立即做截肢手术，当晚就做好术前一 切准备。严光不同意截肢，我就做他爱人闫波的工作，征得她的同意。我们就在严光的病房做手术。病房很小，每个人紧贴墙壁，病床较矮，只能弯着腰或蹲着，没有电灯，点了几只长蜡烛，加上一盏马灯。我当时已经怀孕，坚持完成了手术。手术将严光右腿膝盖以下10厘米处截肢，术后我们和闫波一起瞒着严光这个残酷事实，只说是做了扩创治疗，我每天给他换药、护理时就用掀起的被子遮挡他的视线，他很信任我从未追问过。1946年2月首长来慰问时告诉他实情。他一见到我就说被我“骗了”。1946年年初，休养所设在距离枣庄20华里的一个村庄。我军在收复陶庄战斗中争取了国民党一个师的起义，战后那个师驻扎枣庄，派出一个团到我们村子里，一来就逼着我们让出休养所所部的房子给他们当团部，他们的官兵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我们预感到事情不好，有人说他们是假起 义的，我和指导员都很着急，因为当时我们的伤病员有五六十人，其中团级干部五六人。我赶紧去找正在住院的严光团长商量，他沉思片刻，说：“有办法了”，他告诉我，26团教导队就在附近的村子集训，让他们全副武装来我们村里巡逻。他马上派警卫员去通知教导队队长来当面部署，并立即行动。严团长嘱咐我，让大家不要惊慌，白天照常工作，晚上不出门。我仍很担心，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一看，村子里空荡荡的，那一团人半夜里全部撤走了。旅参谋长沙风上午来了，说，师部已经知道这些人是假投降，他们企图干掉休养所，26团的武装巡逻举动震慑了他们，所以他们连夜溜走了。我深深感谢严光和26团教导队，幸亏他们及时赶到，保护了全体工休人员的安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46年7月，我生孩子后行动不便，2纵（原4师）卫生部调我到卫训队任教导主任，后又调任纵队卫生部医务副主任。不久因部队频繁转移，组织上又把我调到华东军区卫生部第一后方医院任副院长。解放战争开始后，医院经常白天工作晚上行军，带着孩子非常不便，领导又调我到中共山东局（原华东局）任保健医生，那时首长们基本都在前方，在家的也不需要巡诊，工作单纯可责任重大，我只有一个小箱子的常用药品，整天呆在单位不敢外出，唯恐首长有事。 1947年春我向军区卫生部要求回2纵工作，2纵卫生部把我分到手术队当队长。自解放战争开始，医疗救治形式发生很大改变，加强前线救护，伤员下来后经营、团救治组检查，轻伤包扎后送医疗队治疗，需手术的重伤员直接送手术队治疗。所以手术队一到驻地，先派人找适合做手术室的房舍，手术队有备好的帐篷，打开就是一座手术间，室内一般能放置二三张手术台。参加手术的有纵队卫生部长、医务主任和手术队长。手术器材、药品和其他用品都在战前备好，行动时用几匹骡子驮着，一到驻地卸下来就可展开工作。我参加了益林战役和盐南战役的前沿战伤救治，两次战役下来的重伤员较多，我经手几十例战伤手术。盐南战役结束，前方 部队后撤时经过手术队，首长看到我们刚做完最后一台手术，催促立即后撤。那天工作很紧张，大家非常疲惫，为了不掉队，我们立即收拾物品，跟着部队转移。 这次战役后，寄留在留守处的女儿生病，我赶去探望。纵队卫生部索性把我调到军区后方医院进修，以方便我就近照顾孩子。1948年12月张政在淮海战役郭楼守备战中腿部负伤，先在前线医院治疗，后转回后方休养，到了伤情基本恢复，我们即向组织上提出安排工作的要求，1949年3月张政去了三野7兵团任直属政治部主任，我到7兵团第一野战医院任副院长。1949年5月，我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军代表。新中国建立后，我先后在金华军分区、21军后勤部卫生处、 华东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医教处和护士学校工作。1955年9月我被授予中校军衔（正团职），并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1956年我结束了18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在北京市卫生学校和福建医学院工作，1983年12月离休。 抚今思昔，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把我们国家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穷国家建设成为如今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强国，这一切是无数革命先烈和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全体人民的奋斗拼搏干出来的：回顾入党80多年来走过的路，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从一名新四军女兵开始投身革命，成为党和军队培养的医务工作者和领导干部。我要坚守初心，忠于信仰，善始善终，自觉维护党的形象，教育孩子们永远跟共产党走，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